夜黑風高，古寺客堂內燭光閃爍，人影浮動。烏鴉淒鳴，給寂靜的古寺增加了一絲淒厲。

　　丹初目光炯炯，說道:“方今亂世，韃虜竊據中原，乾坤顛倒，倫常失序，生靈塗炭。先生有不世之才，紛綸五經，融會百家，理應奮袂報國，豈能自廢於山野林泉之間?”

　　經歷過許多大起大落，方以智早已看破紅塵:京師陷，他曾苦臨東華門，被執，加刑見兩踝骨。弘光朝，馬士英排斥東林，興起大獄，逮方以智入詔獄，天下大嘩。永歷朝，權閹王坤傾陷方以智……

　　既已看破紅塵，也就失去鬥志，方以智輕易不會出山，更不會輕易追隨一個十八歲的少年。他微微一笑，語氣中帶著點嘲諷，說道:

　　“明祚已衰，如今帝非帝，臣非臣，將非將，大禍恐將不遠。奮起報國，不過是竹籃打水，除了增加百姓痛苦，難道還能扭轉乾坤?”

　　“先生之言差矣！”丹初加重語氣，打斷了方以智，說道:

　　“若論增加百姓痛苦，韃虜屠我城池，汙我妻女，圈佔土地，投充百姓為奴，禁我百姓入關，變我衣冠，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江陰八十一日，罪惡累累，擢發難數！

　　“先生歸隱山林，坐看生靈塗炭，置天下蒼生於不顧，陷天下百姓於痛苦，豈忍心乎?行醫治病可以救人，卻不能救國，亦無助於減輕百姓痛苦。恕某直言，先生消極避世，不過是膽怯而已。”

　　方以智心裡一動，暗自佩服丹初善辯。

　　畢方濟則說道:“密之，古人雲‘路雖遠，行則必至;事雖艱，做則必成’。明雖衰，仍有西南數省。清雖盛，各省義軍蜂起。我一介外人，尚不相信清能代明。密之出自縉紳大家，何必自怨自艾呢?”

　　嚴煒與方以智一樣，都可歸為東林黨，此刻亦正色道:

　　“涇陽先生(顧憲成)在無錫東林書院撰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等皆為東林黨人，立志匡時救弊，若都像密之這樣歸隱山林，大好河山拱手讓給韃虜矣。”

　　方以智默然不語，似有悔悟。

　　丹初趁熱打鐵，說道:“聖人雲，‘雖千萬人，吾往矣’。文文山(文天祥)孤忠嶺外，雖功業不能以尺寸，而志節昭灼乎終古。

　　“當是時，蒙元軍強，冠絕天下，勢及海外。文文山不為所動，志圖補天，雖百死而無悔。元代宋，遂亡國，亡天下，文化湮寂，文明湮沒。

　　“太祖奮起，合天下英傑，驅除韃虜，恢復中原，開創大明三百年盛世。今日之勢，韃虜人口不如蒙元，軍力不如蒙元，而大明英傑遍天下。

　　“只要天下英傑萬眾一心，奮太祖之余烈，眾志成城，何愁不能中興大明?”

　　方以智意有所動，喝了口茶，歎道:“太祖授天智勇，崛起布衣，緯武經文，故能驅除韃虜。此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

　　“自古明君，務必攬大權、壹法令、齊賞罰。值此危亡之際，主上庸弱不堪，無威無權無兵無糧，雖是太祖子孫，卻非中興之主。若論中興大明，何其難也！”

　　說白了，這就是組織領導的問題。乾大事，若無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是很難成功的。

　　經過將近一年的探索，丹初心中已經有了答案，直言不諱地說道:

　　“今上黯弱，無中興之志，有苟且之心。朝廷文臣黨爭，武將跋扈，地方自行其是。大明已經積重難返，病入膏肓，唯有下一劑猛藥，方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何為猛藥?”方以智來了興趣，追問道。

　　丹初胸有成竹，說道:“另起爐灶，著佃納糧。”

　　繞過朝廷另起爐灶，免受掣肘，確有必要。方以智明白這個道理，問道:“何為著佃納糧?”

　　丹初停頓一下，喝了口茶，說道:

　　“華夏收取賦稅，自古以來皆為輸租納糧。佃農租種田主的土地，向田主輸送田租，田主再以田租向官府納稅。朝廷財政不繼，隻得向天下各地加派賦稅。

　　“王朝每至後期，土地兼並加劇，朝廷可收取的賦稅已經大為減少。朝廷加一分稅，官府加兩分稅，田主加三分租。層層加碼，加到佃農身上，已經苦不堪言，甚至走投無路，只能鋌而走險。

　　“華夏歷朝歷代，很難超過三百年，根源便在於此。大明的衰亡，不是因為滿清的崛起，而是土地兼並問題日益嚴重，已經威脅國本。

　　“何為著佃納糧?便是官府不再向田主收稅，而是繞過田主，直接向佃農收稅。譬如說，規定田地收成五五分成，佃戶得五成，官府得五成。

　　“官府從五成收成中，分出一部分給田主，譬如一成或兩成。此中的妙處，在於承認田主對田地的產權，卻剝奪了田主對田地的收益，提高了佃農的生產積極性。

　　“天下人口，大部分都是佃農。只要我們能得到他們的擁護，何事不可濟?”

　　經過大半年來的觀察和思索， 丹初已經確定，以當今的國情來看，均田免賦並不可行。

　　原因大致有三個:一、華夏幾千年來的田地關系，是不可能輕易摧毀的。二、沒有一支強有力的幹部隊伍，缺少一支足夠強大的部隊。三、地方豪強勢力盤根錯節，若要直接沒收他們的田地，他們絕對要拚命。

　　相反，著佃納糧卻是一個相當可行的政策，既能維護現有的田地關系，不至於遭到田主的激烈反抗，又能減少田主、官吏的盤剝，使官府盡可能地收獲賦稅。

　　這在歷史上也有明證。

　　就在南明時，孫可望在雲南、貴州、川西等地實行營田製，實際上就是著佃納糧，取得了顯著成功。全國各省耕地和糧產量都不同程度地下降，唯獨在孫可望治下的雲貴，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幅度提高，耕地和糧產量大幅度提高。雲貴向來貧瘠，在孫可望的治理下，卻養活了數十萬大西軍。

　　太平天國也曾在佔領區內實行著佃納糧政策。只不過，太平軍向佃戶收糧後，並不向田主轉移租賦，斷絕了田主的生路，因而激起田主的激烈反抗。

　　方以智絕頂聰明，一點就通，對著佃納糧政策非常神往。

　　出家為僧後，方以智也多了些悲天憫人的情懷。老百姓的主體還是佃農，生活悲慘，衣食不繼，令人悲痛。放眼天下，南北各地佃變四起，著佃納糧政策若能執行下去，百姓的生活將改善許多。

　　他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說道:“鎮台打算何時何地推行著佃納糧?貧僧倒是想去見識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