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酒精能殺艾滋病毒？”

　　他這一問，我心里也打鼓了，真擔心酒精對艾滋病毒沒多大殺傷力。

　　“總比不擦強。”我干脆把酒精棉球往外倒，濕乎乎地猛抹，疼得直咬牙。

　　隊長好象想起來什么，問我：“你認得這個鐐子？這就是那‘艾滋病’用的？”

　　“像！”

　　“那‘艾滋病’又回你們號兒了？”

　　“住院了，是不是就在這兒？”

　　“真他媽蠢！住院鐐子不摘！”

　　“啊？”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象泄了氣的氣球一樣。這場大驚小怪！我勉強地聳聳肩，就彎腰捂肚子了。

　　一個男大夫來看了一下，就給我登記住院了。

　　進了一道鐵門兒，是一個橫向的走廊，對面的二道鐵門開了，一個小瘦子在里邊兒接我。他穿著背心大褲衩，皮笑肉不笑。我趕忙問候這位老大，他姓紀，是這兒唯一的勞動號兒。

　　我被關進了一個病房，屋里四張床，三個病犯。一個黑人躺著輸液，一個病犯在看報紙，還有一個盤腿打坐——鳩形鵠面，奇瘦無比，眼窩深陷，就象非洲快要餓死的難民，身上幾乎沒肉了，鼻子里插著一根橡膠管兒，管兒的一頭盤在耳朵上——我知道這是鼻飼管，從鼻子一直插到胃里的——絕食？他睜開眼，對我當胸合十，那安然的眼神好象似曾相識——那一瞬間，我眼淚差點兒流下來。

　　紀哥提來一張小折疊床，支到了前面兩床之間。我鋪好床，換上病號服。他又拎來一副腳鐐，拴鎖在床尾，再和我的腳鏈鎖在一起，我就被鏈在床上了。他又拎來一個小白塑料桶放在床尾，小便專用。

　　我強撐著跟周圍病犯打招呼。斜對面11床的犯人姓閻，是四區的一個牢頭；左手9床的黑人叫Jim，蘇丹人，懂英語，幾乎不懂漢語；右手10床這位姓周，又是冤進來的法輪功，絕食絕水兩個多月了。他眼珠子都黃了，上下嘴唇都翻起了干皮，就象干裂翹起的泥片兒，腿只有我胳膊粗。

　　我太難受了，昨兒折騰了一晚上都沒怎么睡，今天又折騰一上午。盼著大夫也不來，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沉睡中，忽然有人揪我的胳膊，我一睜眼——“喀嚓”一聲，明晃晃的手銬銬住了我的左腕，嚇得我一激靈，“喀嚓”一下，另一個手環銬被銬在了床頭。

　　紀哥又去別的病床，挨個把病犯單手銬在床頭，那些手銬平時就在床頭鎖著。天很黑了，要睡覺了？難道睡覺都得銬著？

　　見他銬完人要走，我叫住他，“紀哥，我實在受不了了，幫忙叫一下大夫行嗎？”

　　“你剛來，藥、飯都是第二天才給，”紀哥說著又要走。

　　“我都快脫水了，紀哥……”

　　“誰不扛著啊？就你特殊？讓我挨罵去？”

　　“那你叫一下隊長吧，我是美國人，要這樣，我要向美國大使抗議了。”

　　我這殺手锏還真靈，他悻悻地找大夫了。

　　一個值班的女大夫姍姍而來，“聽說你是美國人？”說著她禮貌地摘下了大口罩。

　　啊？！這不是我教過的那個美女大夫嗎？！我對她印象深不是因為她長得漂亮，而是當年濱河醫院用我們的組織配型[1]試劑盒的時候，她老說不好使，我只好到這兒來手把手地培訓她——她連PCR操作的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從零開始教，費老了勁，才把她帶出來。

　　就怕在這兒遇見熟人！如果我案子沒把握，見了熟人還有希望給捎個信兒什么的；可現在我這案子是肯定沒事兒了，這兒要見了熟人，只能使我丟了客戶——怎么解釋也白搭，誰還會再信任我？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這要傳揚出去，弄不好我整個北京的市場都受影響了。

　　我呆呆地盯著她，張嘴又不知說啥好，無限尷尬。

　　她臉紅了，又把口罩戴上，一語雙關地問道：“什么毛病啊你？”

　　太好了！她沒認出我來！看來我這副尊容——蓬頭垢面，胡子滿臉，成了上好的偽裝！我立刻說：“痢疾……頸椎增生……關節炎……全身乏力。”

　　大夫飄然而去，護士姍姍而來。輸上液，我又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紀哥撥拉我，“醒醒！都回血了！”

　　我睜眼一看，液已經完了，輸液管兒里有一長段血。紀哥過來給我拔了針，沒按一秒鐘就放了手。血馬上從針眼兒流了出來，我趕緊把右手湊到床頭，用銬在那兒的左手按住針眼。

　　“紀哥，我要小茅。”

　　“小啊你！”紀哥一腳把塑料桶從我床尾踢到了床頭，抄起輸液架就走。

　　“紀哥，我這銬著怎么小茅啊？”我實在有點兒忍耐不住了。

　　“翻身得解放。”紀哥說完出了門。

　　我琢磨了半天，右手撈起尿桶，擰開蓋兒，左手把銬子滑到床頭中間，翻過身在床上艱難地方便——這就叫“翻身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