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的童年時期。《逍遙游》中所寫的事，發生在公元前４８１年至４７３年之間，這段時間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一般被史家稱為是春秋戰國之交（際），即春秋之末、戰國之始，本書只寫了八年間的事，但代表的是整個春秋戰國之交的時期，而這段時期，一般被認為是中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時期。

　《史記-六國年表》始於公元前４７６年，學術界多採用郭沫若的劃分，將公元前４７６年為奴隸制的終年，之前（含當年）的二百九十五年是春秋時期，公元前４７５年為封建制的起點，開始進入戰國時期。

　當然，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始於何時，說法很多，有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統一時說、東漢說和魏晉說等，前面所述的戰國說是比較流行的學術觀點。關於戰國從哪一年開始，學術界又有不同的說法，除了以《史記-六國年表》始年劃分，也有從《春秋》所絕筆的公元前４８１年來劃分春秋和戰國時代的。

　不過學術界不同的看法，並不影響本書的寫作，本書雖然用的是通俗文學筆法，但所寫的史實大多是見諸於史書的，其社會背景也是作者對當時社會的研究和理解，本文中所說的「此時」，指的是春秋戰國之交，即本書故事所代表的時期。

　本來是想寫一部嚴肅的歷史小說，鑑於史料太少，而且學術界對先秦的研究常有爭議，若用正史寫法，不免拘謹而生硬，只好將《逍遙游》寫成一本歷史傳奇小說，企圖反映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的發展。

　雖然書中用了許多武俠小說的筆法，但它絕對不是武俠小說，因為小說中以國家大事的描寫為主，雖然有各種大大小小的戰爭和格鬥，卻沒有任何「俠」的意味在內。

　為了便於讀者對書中的社會環境、民間風俗的人的生活習慣容易理解，下面對春秋戰國之際的歷史環境略述一二。

　一、春秋戰國之交的社會環境與風俗

　1、社會人員結構

　春秋時期的社會階層分為貴族和非貴族，貴族包括王侯、卿、大夫、士，常被稱為「君子」、「勞心者」、「肉食者」，非貴族包括庶民和奴隸，被稱為「小人」、「勞力者」、「藿食者」。

　《周禮-載師》鄭注引《司馬法》中說：「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都城及城郊叫著「國」，因此又有「國人」和「野人」的說法。「國人」是低等貴族，住在城郊；「野人」是農村中的農民，屬「庶民」，又稱為「庶人」；邊境叫作「鄙」，其居民常常被稱為「鄙人」，屬「庶人」；「工商之戶」也屬「庶民」，住在城中；晉國「作州兵」，是承認國人和野人在「國」（城郊）、「野」之間的「州」中所私墾的田地合法（「作爰田」）之後，讓「州」中的國人和野人負擔軍賦。

　①奴隸

　奴隸總稱「臣妾」，或說「隸臣隸妾」、「隸臣妾」，如皂、輿、隸、僚、僕、台、圉、牧，還有閽、司宮、寺人、豎、奴、婢、舂、酋、徒人、胥靡等等說法。不過這中間又的是指其身份，也有的是從其職責上來區分，所以也不易詳細區分。

　關於這些人的名稱與身份學術界有很多爭議。我以為這些「臣妾」並不全是真正意義上的奴隸，他們的身份職責中有的是官府和貴族家中的服役之人，有的是差役，有的是罪人，有的是俘虜，很難仔細區別。從其職責上來說，大抵是政事和生活兩方面，皂、隸、輿、閽、司宮、寺人多是以政事服侍為主，在公開場合露面較多；圉、牧、豎、奴、婢、徒人等主要是以生活服侍為主，一般在官府或貴族家中，私人性質較強；隸、僚、僕、台、舂、酋、胥靡等是罪人、囚途或俘虜，充作奴役。另外還有優、師等一類的人，是表演娛藝和音樂的人，身份與庶民不同，又不同於上述奴隸，不過我以為他們也算得上奴隸。

　由於這些「臣妾」與主人的關係有親疏之別，最得主人寵愛的常被稱為「嬖人」，因此其地位作用不同，春秋時期有不少人對政事曾有過影響，或是參與過許多政事。根據史書記載這些人的活動，可以猜出這些奴隸應該有其家族、朋友，立功可免其身份，犯過的還要降級，絕對不同於古羅馬的奴隸那樣全無人身自由，因此師曠對晉侯說「皂隸牧圉，皆有親暱」。

　小說主人公伍封的祖先伍參是楚莊王的「嬖人」，對公元前５９７年晉楚邲之戰有決定性的影響，從此伍氏登入卿大夫之列，嬖人的身份地位是很低的，所以這一戰之後，楚國令尹孫叔敖說：「勝晉大功，出自嬖人，吾當愧死矣！」

　圉是養馬的奴隸，地位還在「台」之下。魯國有個圉人犖曾調戲大夫梁氏之女，梁女是公子般的情人，公子般因而責打圉人犖，公元前６６２年，圉人犖刺殺了新任國君公子般，釀成了慶父之亂；小說中寫到的楚國白公勝叛亂，白公勝將楚惠王困在高府，有個叫圉公陽的人在牆上掘洞，將楚惠王背負逃出，這是見諸史實的。

　豎是守藏司職的奴隸，是童僕一類的人。魯國的豎牛是叔孫穆子的私生子，曾參與叔孫氏家中的大事；晉文公身邊的豎頭須，曾在晉文公流亡時將所保管的東西偷走；小說中衛國的渾良夫本來也是「豎」，卻成為迎立衛莊公的主要人物；小說中的伍傲本來也是「豎」，不過後來成了伍封家中的重要家臣，能與孔子的弟子冉雍並列。

　閽是司門的奴隸。吳人伐越，曾捉到一個叫焉的人，故稱俘焉，吳王余祭命他為「閽」，守余皇大舟，公元前５３１年，俘焉趁余祭觀舟時殺了余祭。

　寺人類似於後世的宦官，又叫「奄人」，是被閹割過的男性，他們多在國君身邊服侍國君及其夫人媵妾的起居（也有少量的在卿大夫家中）。齊桓公身邊有個寵臣豎貂（豎刁），為了親近內庭，自己閹割了入宮，因此更得齊桓公寵信，所以有的史書上又稱他為「寺人貂」、「寺貂」。春秋時寺人常常在國事上有所表現，齊國的寺人貂與易牙在齊桓公死後攪亂政局；晉國的寺人勃鞮曾受晉獻公之命追殺公子重耳（即後來的晉文公），後來又在晉文公為君後求見，在晉軍攻曹時戰死；史籍中還有「寺人費」、「寺人披」和「寺人柳」等記載。小說中的渠公、圉公陽、庖丁刀都是這樣的寺人。

　本書故事所發生的年間，奴隸對政事的影響並不太大，只是身份地位隨政事的變化略有些陞遷，如鮑興漸漸由「圉」變成「豎」，後來又成了「士」，成為伍封身邊日漸重要的家臣；鮑寧由「圉」一躍而升為家臣，主守一關。

　②庶民

　其中庶民可稱「民」和「黎民」，又分為兩類，一類是住在農村的務農平民，叫作「庶人」，另一類是工商，與貴族一起住在城中。

　春秋時期，庶民在政事上基本上無多大的作用。不過在本書故事發生的年間，庶民的身份正在不斷上升，最主要的表現有兩點：

　一是工商之中出現了大商人，開始對政事有所影響，譬如小說中慶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木賜（子貢）。

　二是庶民逐漸進入了戰爭，甚至可以因軍功而擔任官職。

　春秋時期的戰爭一開始是貴族專有的特權，將領和士卒是由貴族擔任，庶民是無法參加的。至於庶民何時開始有從軍的權力，無確切的史類記載。我想，公元前６４５年晉國「作州兵」時，庶民既然承擔軍賦，便可能開始參於戰事。至少在公元前６３２年晉文公增置「三行」（步卒）時，這些步卒應該已有庶民在內。公元前４９３年，趙鞅（趙簡子）攻范氏和齊鄭之兵時，誓「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可見庶民已經從軍為卒了。「遂」即「仕進」，即是擔任官職的意思。從趙鞅之誓中，可見庶民可以因軍功而擔任官職（公職）了。

　到了本書故事的年間，庶民擔任公職、或者跟隨貴族任家臣已經並不罕見，這些人實則已進入了「士」的行業。

　③士

　士階層是中國歷代社會中最有特色的一個階層，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個變數和動因，整個戰國時期的主要政事變化，絕大多數是士造成的。

　士應該是隨著鄉遂和國野的分化而產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職的人，且多是武職。戰國時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漸著，所以到了後來，士成了文人的代稱。

　春秋時期的士應該有三類，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孫，二是卿大夫身邊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國人中的少部分。他們沒有采邑，沒有卿大夫那樣的「家」、「室」，屬於自由人，因而對官職的依賴很大

　從政事上論，春秋時代是「卿大夫社會」，「士」為低級貴族；戰國時代是「士的社會」，「士」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說法。

　在春秋戰國之交，即本書故事發生的年間，士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依附貴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國人」變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為小農經濟中的代表。另一個變化是，士由武職逐漸向文職轉變，孔子及其弟子是最顯著的例子，而且從春秋後期開始，已經有了無職的游士。

　士不僅可以擔任公職，也可擔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無戰功則不能任職。春秋後期容易上升是貴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戰國之交，文士的地位開始激劇上升。小說中的趙悅、蒙獵是有職的士，平啟、招來是無職的士。

　春秋時期的大多時候，士階層中間表現最合躍的是武士，譬如以魚腸劍刺殺吳王僚的專諸一類，春秋後期時，家臣的作用便越來越突出，譬如魯國的南蒯、陽虎等人，而且士中間的文士逐漸重要。

　此時，士變成貴族還是很難的，各階層的等級之分仍然十分森嚴，真正由士能變成貴族（不同於世襲的卿大夫），是魏文侯開創「布衣卿相」之後的事，那已是戰國時期了。

　本書故事中對士的描寫，試圖體現出春秋戰國之交這種士的變化。雖然小說中以武事為主，但在伍封家中擔任地位較高、作用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吳舟等人，公冶長、墨愛等人雖然也習武，但在小說中還是文官的職事為主。

　伍傲由武士變為文士，最能表現春秋戰國之交士由武職向文職的轉變。

　平啟和招來都是無職的士，趙悅、蒙獵和招來棄公職而事伍封家中為家臣，是他們的聰明之處，因為此時擔任公職的士是很難陞遷的。吳舟只算是小吏，卻也因此能於冉雍、玄菟靈和伍傲等列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變成身份重要的士，這是很難得的。

　小說中的伍封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權變之外，他重用各種各樣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陽、庖丁刀這樣的人，甚至被當時社會視為微不足道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種方式重用其專長，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為主的貴族大多是世襲（士也有世襲的），是春秋時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們不僅有采邑，還有家臣和家兵，與采邑內的人們有一種私人的統治關係。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歷史與所在國的政治發展不僅聯繫緊密，而且貫穿於首尾。

　春秋時期卿大夫也有不少變化，影響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為主，後來漸漸以非公室的世襲家族為主。春秋後期，各國的政權很多已經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晉國的六卿、齊國的田（陳）氏、魯國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戰國時，趙、魏、韓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便是卿大夫專權的結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滅，子孫淪落為士甚至庶民，這是列國中各家爭權奪利的結果。

　伍氏從伍參開始，是在楚國傳了三世的貴族，但伍氏滅亡，伍子胥卻帶著公子勝逃到了吳國，「耕於鄙」，後來當了相國，恢復了貴族身份，死前將兒子帶到了齊國，托附給鮑氏，才使兒子不至如被殺害，也不必「耕為鄙」，仍能保留其貴族的身份，這個兒子便是小說的主人公伍封；晉國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齊國，子孫「耕於齊」，變成了庶人；晉國早先的許多貴族之中，大多敗亡，欒氏、狐氏等等子孫變成庶民，甚至有的給人當「皂」（衛士）。

　小說中的白公勝變成了「士」（據史載多說他兵敗自盡）、國氏、高氏敗亡滅族、晏氏無嗣、鮑氏淪落、吳滅後吳國貴族全部失去了貴族身份、齊國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齊平公自領之地等等，都表現卿大夫的這種變化，伍封遠遊海上，也像征著春秋時期的世族制度開始滅亡。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由於春秋時期地廣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則以後就不會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之類的事出現。春秋封邑習慣上以地為主，戰國封地習慣以城邑為主，有時也以田地為主。前面提及的趙鞅之誓中，立了軍功，上大夫可得一縣之地，下大夫可得一郡之地，士可得田十萬（千頃），可見如此。

　戰國時因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員增多，采邑常常以戶數封賜，所以孟嘗君只有薛地萬家之邑，後來增加也只有千家，他養士數千，花費太大，被迫放高利貸。這自然比不上春秋時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時有著龐大邑地的貴族富裕，因為戰國時期的經濟比春秋時要發展了許多。

　不過春秋時期人少，伍封開始的萊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會有小說中所說的十多萬戶，按當時的生產水平，數百里地是很難養活數十萬左右人口的，雖然他有漁鹽之利，與其它地方不同，不過這是小說描寫，不必深究。

　還有一個數據是必須要注意的，便是那時候說的「百里」或「方百里」，絕不是現在的「一百平方裡」，姑且不論裡制長短的出入，那時候的「百里」是指四邊百里，類似一萬平方裡的算法，「十里」類似一百平方裡。因此，「千里」有一百個「百里」。小說中說齊國當時大約有一千二三十百里地，是指一百二三十個「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齊國疆域中只佔了二十分之一多一點。現代人若不明白這個數據，恐怕會誤以為伍封的采邑佔了小半個齊國。

　2、禮樂制度

　春秋時人以周室為宗，尊禮重信，喪事赴告，宴會賦詩，在戰國時卻不講究了，就連孟子也不說周室。

　整個禮樂制度的變化當然不是一兩年間出現的，在本書故事發生的年間，便已見到了這種變化。

　雖然此時的社會階層變化很小，但周代的貴族禮制已逐漸淡化，這種變化在本書主人公伍封身邊表現得十分明顯，雖然他大禮不毀，小禮卻不甚講究，我想，戰國時的周禮漸亡應該是從春秋後期開始的。

　3、農田制度

　春秋時期的大半時間，各國的農田制度仍是「國」「野」對立制度和「井田制」，這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村社制度而來。不論國人或野人，均是按一夫挾五口，百畝授一夫的授田方式。百畝指的是私田，用來養活農戶，此外還有公田，又稱「籍田」，田中所產盡數交給貴族，因有良田和惡田之分，要三年一換，這便是「井田制」。由於春秋後期列國的人口加起來僅一千多萬，地廣人少，這種授田方式便造成了大量的荒地。

　由於農戶對公田缺乏積極性，再加上他們在百畝私田之外自行墾田，以致井田之外的私田不斷增多，這種私田與井田制所說的私田不同，因此，井田制便逐漸瓦解了。公元前６４５年，晉國率先承認井田之外私墾田地的合法性，這就是田地私有化之始。其後井田制中私田也開始私有化，先由「國人」開始，後又推廣到「野人」。

　此時，各國的「國人」大都已成了擁有私有耕地的小農。不過這時候，廣大農村的「野人」大部分還未變成小農。

　公元前５９４年，魯國「初稅畝」，開始按田畝多少收租賦，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

　到本書故事的年間，按田地收取租賦已經很普遍了，所以伍封在萊夷之時，作了一些類似的舉動。

　這種農田制度的變化在中國社會的整個歷史進程中至關重要。

　再說一說農耕，中國農耕技術的蓬勃發展主要在戰國時期，因為戰國時期的農耕工具一般已是鐵製，牛耕也比較普遍，而且不少地方已經是一年兩熟制。

　春秋時期已有少量鐵製農具，僅有少數地區的農作物一年兩熟。

　4、戰爭

　春秋時期列國爭戰，一般是爭霸主之位，不以兼併土地為主要目的，戰國時期是戰爭便純粹是爭奪土地甚至兼併它國。

　春秋時各國軍隊的人數較少，齊桓公時也僅有八百乘兵力，共三萬人。到春秋後期由於縣制的推行，兵力突增，晉楚均用過四千乘以上的兵力。

　本書故事的年間，戰爭所用的兵力比起後來要少很多，譬如越國滅吳，所用的兵力恐怕並不超過十萬人，至於卿大夫的家兵，數千人算是用得較多的了，白公勝的叛亂其實只用了千餘人。正因為兵數較少，所以這時戰爭的成敗與將領的武勇大有關係，從中才可看到真正的個人英雄主義。

　這時戰爭的變化有一個突出特點，便是兵法的日趨重要。春秋時的車戰，常常是在曠野之上，以車陣對車陣，互相衝殺，一兩日便定出勝負。後來的戰爭動則數月數年，與雙方投入的兵員、騎兵的使用和兵法的運用大有關係。曹劌論戰時的兵車衝殺靠的是士氣，後來從孫武開始，詭計便常常成了勝負的關鍵。本書中伍封之所以能每戰必勝，不僅因為其將領武勇絕倫、士卒鬥志旺盛，更重要的是善用兵法詭計，如他所說的用兵二字要訣：「騙人」。

　5、鐵製品與武器

　春秋晚期，除了青銅業之外，此時冶鐵業也有了不少進步，至少在這時，「塊練鐵」、「鑄鐵鑄造」技術上已比較成熟。所以孔子的弟子冉雍在小說中也大力倡導鐵製農具。

　本書中也提到過鑄鐵柔化技術，但這種技術應該是戰國時才有，本書將這種技術提早寫了出來。

　此刻，制鋼技術也已經發明，此時的制鋼技術有兩種，一種是滲碳制鋼技術，書中所說的堂溪氏夫概鑄的劍便是這種類型的鋼劍；還有一種是固體滲碳制鋼技術，即是用「鐵精」（質地較精的熟鐵塊）、「金英」（含碳較多的滲炭劑），「斷髮剪爪」說起來玄乎，其實含有磷質的頭髮指甲是一種催化劑，以至碳分滲入鐵中，「金鐵乃濡」，本書中楚月兒的「映月」寶劍便是這種鋼劍。伍封的「天照」寶劍也應是這種鋼劍，不過他的劍中含有大量隕鐵，與眾不同。

　以隕鐵製器並非虛構，出土文物中便有這種隕鐵製品，其效用如何難以論斷，因為不同的隕鐵質地是不同的。不過，小說中伍封的「天照」重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金屬武器，比當時極少見的鋼劍還要厲害。

　春秋時代的武器一般是青銅製品，戰國時期逐漸採用鐵製，這是指普遍的軍備。其實在春秋晚期，鐵製和鋼製武器均已有了，當然只是少數人使用。

　春秋時的甲冑主要是皮革的，戰國時有了鐵甲，但春秋晚期鐵製武器漸多，應該也有鐵甲或銅甲出現，只是在出土文物中還未見到罷了，所以本書中也有了少量銅甲和鐵甲。

　弩應該是春秋後期發明的。《吳越春秋》中記載陳音對越王勾踐說弩是由楚國琴氏發明，傳楚國的三侯，再傳到楚靈王。不過我想弩的產生沒有這麼早，《孫子兵法》中談到的兵器，常有「弩」。《墨子-非攻中篇》之中提到了軍中的武器，其中並沒有弩，由於這是戰國初期的作品，可見在戰國初期時，弩在中原各國中未見使用，只在楚國、吳國、越國才用。

　6、男女風俗

　雖然在春秋之時女人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但在有些方面與宋以後不同，女權淪落到最低處是宋朝理學家出現以後的事。

　春秋時期的女子是允許改嫁的，王侯卿大夫和平民都是如此。

　蔡穆公將其妹蔡姬嫁給齊桓公，蔡姬被齊桓公不喜，送回蔡國，蔡穆公便將蔡姬嫁改給楚成王，引得齊桓公率八國大軍伐蔡攻楚，幾乎大戰；夏姬是鄭穆公的女兒，先嫁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夏御叔死後改嫁給襄老，後來又改嫁給巫臣，不僅引起了陳國之亂，還導致了楚莊王伐陳和巫臣教吳人車戰、吳國始強等若干歷史變故；賈君原是晉惠公的嫂子，晉惠公繼位後公然娶了她；秦穆公有個女兒叫懷贏，先嫁了晉惠公之子太子圉，太子圉本在秦國為質，後來逃回晉國，秦穆公便將懷贏嫁給了太子圉的親叔叔重耳（晉文公）。

　這些例子並非少有，史書中多能見到，國君都是如此，自然不用說卿大夫和平民之家了。後時的學者見「再適」二字而皺眉，那是宋代理學家種下的惡果。

　春秋戰國之時，男女之間也有自由戀愛的，甚至有私定終身的，從《詩經》三百篇中可以見到許多這樣的詩篇，譬如《關雎》、《靜女》、《木瓜》等詩。《關雎》是周南一帶的作品，《月出》是陳國的作品，當然不是伍封寫的，小說中是遊戲筆法，當不得真。

　自由戀愛的例子有不少，春秋時魯莊公曾與大夫黨氏之女割臂為誓，繼而娶之，生下前文說過的公子般。公子般與大夫梁氏的女兒梁女亦私下往來，約立為夫人，是典型的自由戀愛。戰國時更有燕軍入齊，齊世子法章逃到太史府上為傭工，與太史之女私定終身，後來繼位，便是齊襄王，立太史之女為君王后。

　所謂「男女授受不親」是以後的說法，雖然當時也有男女之防，如坐不同席，乘不同車，其實當時男女常常同路同車而行。衛靈公曾與南子同車過市，並命孔子陪乘。齊桓公常帶姬妾外出，管仲也因此帶著愛妾隨行。雖然小說中伍封與妻妾常常同路同車而行，是我對一些俗禮的有意忽略，但未必是不可能的。

　春秋時的男女醜聞是極多的，其中影響政事的才會見諸史書，以史書所載之多，可以推測當時絕對沒有後來森嚴之極的男女大防。譬如田恆故意「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不禁」，他死時，「有七十餘男」，生女還不知有多少。若非當時的社會沒有後時的貞節概念，田恆絕對不會用這種方法來壯大田氏一族（按：春秋時的「宮」指大屋，非王侯專用之詞）。

　所以，小說中伍封與妙公主私定終身、與眾女的自由戀愛絕非沒有歷史依據。

　春秋戰國之時，女人是可以拿來贈送賞賜的，運氣好的被賞賜給下屬為妻妾，運氣不好的便是奴婢侍姬，卿大夫之間互相索要、贈送女人的事常見得很。最駭人的是齊相國慶封與大夫盧氏兩家，妻妾互不為禁，兩家常行換妻之舉。

　有時候為了搶女人，常常釀出影響政局的禍事。前文所說的夏姬便是如此，還有楚文王聞息侯夫人息媯之美，索性滅了息國，將息媯搶了去立為夫人，號稱桃花夫人，生下二子先後為楚王，幼子為楚成王。楚平王因搶了兒子的新婦，以致逐殺太子建和伍氏一家，伍子胥奔吳，十餘年後攻入楚國，鞭屍報仇。國君如此，卿大夫亦然，宋國太宰華督見司馬孔父嘉的妻子魏氏甚美，設計殺了孔父嘉，連宋殤公也死於亂中，魏氏自盡，孔父嘉之子木金父被家臣抱著逃到了魯國，其六世孫便是孔子。

　一夫多妻是定製，但那時候並沒有「三妻四妾」的說法，妻妾的地位分得很清楚，嫡妻只有一個，其次是媵，然後是妾，妾媵不限人數，至於姬婢便不在妻妾之列了。

　現代人的歷史小說中常常時有意忽略此事，寫成一夫一妻，這是不合歷史習慣的，尤其在春秋戰國女權低下的時候，如果伍封只娶了一妻，從地上掘一個那時人出來，他若能說話，必定會譏笑作者之無知了。

　賢如孔子，也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像伍封這樣愛護、善待甚至重用女子的人，當時可能是沒有的，即使有也應是微乎其微，我想，這只能在小說中才能見到吧。

　伍封對女子並不大守禮，因為他沒有受過後世有關「男女大防」的教育，何況以當時的環境，作為貴族來說太容易得到女人，他在婚前只是時時與女人摟摟抱抱，這在當時應該是罕見的了。其實也可以將他寫得如理學家心目中的君子，但那樣太不合乎當時和環境，也不合乎伍封的性格。

　7、夷人

　春秋戰國之際的夷人除了齊東萊夷之外，還有淮北沿海的夷人，統稱九夷，小說中為了方便，只寫了齊東的夷人。至於九族的名稱是來自於《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史籍。小說中對各族的寫法各有參照，譬如倭人便像是日本人，樂浪人、高麗人較似朝鮮人，滿飾人更似後來在東北一帶生活的鮮虞人和後來的女真人等。

　8、騎馬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很有名的歷史事件，這是戰國時期的事。春秋晚期，中原各國有沒有人騎馬呢？一般的看法是沒有。不過我覺得春秋時除了代國、中山等地外，其它國家可能有少數地方也騎馬，因為《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有這麼一句：「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這可能就是說騎馬。不過，小說中伍封提倡部屬騎馬應該是超前了些，不必深究。

　二、幾點說明

　1、小說中的人物

　（1）、伍封

　《史記-伍子胥列傳》中的確有伍子胥將其子託付給齊國鮑氏的記載，其後不見於史書，而伍封之名又是從《吳越春秋》中而來。在《東周列國志》中也提到過伍封其人。不過，《逍遙游》中伍封的事蹟卻是虛構的。

　根據一些記載和民間傳說，伍子胥身高一丈，力大無窮，武勇和智謀都是出類拔萃的。伍封作為他的兒子，身高一丈、天生神力是可能的，不過，那時候的一丈相當於現在的2.25米左右，伍封身高超過兩米，的確是很高的了。

　（2）、其他人物

　妙公主、楚月兒、慶夫人、平啟、子劍等人都是虛構的；支離益、任公子、董梧、顏不疑、市南宜僚、南郭子綦、東郭子華、朱平漫、阿九、渠公等人一般取自於《莊子》、《列子》中的故事，譬如朱平漫散盡家財向支離益學屠龍之術，學成而無所用；任公子在東海釣上大魚；顏不疑向董梧求學等等，這些人物歷史上未必真有，市南宜僚的故事在《東周列國志》中也有描寫；老子、孔子、孔子的弟子既是歷史人物，也可算是傳說中的人物；越女、柳下惠、柳下跖是傳說中的人物；書中的人物大多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如周襄王、楚惠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齊簡公、齊平公、衛出公、晉定公、田恆、田盤、田逆、蒯聵、渾良夫、桓魋、范蠡、西施、文種、伯嚭、智瑤、豫讓、趙鞅、趙無恤、劉卷等等。

　2、關於老子

　司馬遷在《史記》中就已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是何年代的人，在他矛盾的說法中，老子有三個年代：

　第一，老子名李耳，是孔子曾向他問禮的老聃，那麼老子便是與孔子差不多時代的人，孔子的生於公元前５５１年，卒於前４７９年，那麼孔子向老子問禮應當在這些年中，那麼老子應是春秋晚期的人。

　第二，老子是前３７４年見過秦獻公的周太史儋，那麼老子的生存年代又是戰國中葉後了。

　第三，老子的兒子名宗，曾做魏將，封於段干。有人疑之為《戰國策-魏策》中的段干崇，段干崇是戰國晚年之人，那麼老子也是戰國晚期的人了。

　由於《道德經》對戰國中期的黃老學派有很大的影響，有人說《道德經》應該是戰國早期的作品，那麼太史儋和那位段干先生的父親都不可能是老子，我以為老子還應該是孔子問禮的那個人，但孔子在春秋晚期死了，其後便開始漸漸入了戰國時代。我想，老子未必年老，說不定年記還小過孔子，因此是跨春秋戰國之交的人也有可能。另一種想法，也可能老子是個極長壽的人，若他能活一百多歲，孔子向他問禮與戰國初期寫《道德經》便有可能了。

　如果《道德經》是戰國初期的作品，那麼有關「道」的說法在《道德經》之前就有了。

　公元前５９４年，也就是魯國「初稅畝」的那一年，《左傳-宣公十五年》記載，晉國大夫伯宗曾對晉景公說：「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天之道也。」《道德經》中有「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之句，這兩個觀點是一樣的。

　公元前４８４年，《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夫差賜劍命伍子胥自殺，伍子胥臨死時說：「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道德經》上說：「得此道者，不欲盈」，彷彿與伍子胥互為問答。

　《國語-越語下》記載，范蠡曾說：「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必順天道，周旋無究」，「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環形，天節不遠，五年必反」。這些物極必反，強弱互變的道理，純粹是《道德經》中一類的道家者言了。

　有關「天之道」必定是老子的時代或其之前時代有識之士的認識，或者是《道德經》書成之前就有的了。

　3、朝鮮

　朝鮮的國主據說是周武王封的，名叫箕子，朝鮮至今還在流傳的歌謠中，也說他們的祖先是箕子。這位箕子是商王之後，周武王奪得天下之後，不肯臣事於周，武王招見他，他便寫了一篇《洪範九疇》的文章交上去，然後去了遼東，也就是現在的朝鮮。由於朝鮮在歷史上分為百濟、新羅、朝鮮等國，分分合合，箕子是哪一國的祖先已經不可考究了。由於朝鮮與中國相交，自古以來關係密切，樂浪人、高麗人散居朝鮮是大有可能的事。

　4、日本

　關於日本人的起源問題，日本人在明治之後就進行了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其中有兩種說法與中國有關：一種說法是日本人的祖先來自於中國南方，這是從各種文化聯繫上得出的結論；還一種說法是日本人的祖先來自於中國的東北、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這是從古墳、陪葬品的馬具研究後得出的結論。

　根據近年一項新的基因研究成果，科學家們通過對日本人DNA排序研究發現，日本的本州島上的日本人，有四分之一基因排序與中國人完全相同，也就是說，這四分之一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國人。

　日本傳說，伊奘諾尊（伊奘那岐命）和伊奘冉尊（伊奘那美命）男女二神創造了日本列島，生下天照大神（日之女神），天照大神繼承大地，派其孫子邇邇藝神統治日本，邇邇藝神下凡後，最終將王座傳給了神武。神武天皇於公元前660年登基，但這個年代太早，基本上已經被日本史學家推翻。神武是日本第一位凡間天皇，血統一直延存到現在，現任明仁天皇是神武天皇的直系子孫，從神武到明仁已經傳了一百二十五代。

　根據中日兩國的歷史學家研究，中國居民曾有五次大規模遷往日本。第一次是中國秦滅六國之時，日本彌生文化的初期，即公元前300年之後的數十年間。那時候，中國人不僅帶去了漢字，還帶去了水稻等農耕技術和鐵器製造技術。徐福東渡見於史書，不過並沒有說他到了日本，但日本特別敬仰徐福、崇拜徐福，在日本有很多關於徐福的傳說，也保留了許多關於他的遺蹟。《日本大百科全書》載，據說徐福在日本今和歌山一帶登陸，並住在附近熊野山一帶。日本史料記載：「傳說在熊野安身的徐福，向人傳授耕作和捕鯨方法，為人們所親近和尊重。」

　日本不少學者研究，認為「徐福即是神武天皇」，甚至有人說「徐福是我們日本人的國父」。徐福東渡是公元前219年的事。

　這並不是說，在此之前並無中國人到日本，因為公元前五世紀，中國有一種陶器傳到日本，稱為「須惠器」。小說中伍封在公元前474年到達日本，後來又遷往日本，這是合符歷史的。

　在《日本皇室之謎》一書中，作者甚至根據日本傳說，直言日本的天照大神指的是來自中國的一個部落天照族，由於天照大神被認為是日本天皇的祖先，所以日本的皇室其室是中國人的後代。

　公元前五世記便有中國人到達日本，所以，我相信在徐福之前，肯定有中國勢力到達日本，小說中伍封遠遊海上，到達日本建立自己的王國，便是寫出了這一種符合歷史的可能性。

　5、語言和習俗

　由於小說中的故事發生時間離我們太遠，其時的社會風俗有很多是我們難以瞭解的。一說起古代，一般人對古代風俗常有一種片面的看法，大腦中便出現一幅古時候的圖像，認為古時候都是一樣的，除了人的穿著有些改變外，朝庭、官府、集市、民居都差不多，君王、官員、百姓也是千百年來說同樣的話。其實這些認識都是受了不尊重歷史的小說、戲曲和影視劇的影響。譬如在《三國演義》之中，常常見到「一聲炮響，伏兵盡出」一類的描寫，其實火藥是唐代才發明的，三國時絕對不可能有炮。《封神演義》中的錯誤更多了，譬如當時的作戰方式主要是步兵格鬥，連戰車都少，更不可能有騎馬作戰的情形。君主自稱「朕」是秦始皇開始的，商紂王絕不可能自稱「朕」，而且當時的官職不分文武，並無任何以「將軍」為名的官職。當然，《封神演義》是神話小說，不必深究，但古往今來的許多小說都有此類問題，尤其是戲曲中更多。在近來比較流行的文藝作品中，也有不少這樣的問題（尤以港台作品為甚）。

　其實，各個朝代的社會風俗、人的起居習慣、說話方式都不盡相同。下面以人們的生活習慣為例，隨便說一點點。

　清、元是少數民族統治，人們的生活習慣與宋明時自然有些不同，宋、明與唐、五代時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為宋代時開始出現的理學所至，尤其是宋代之後的男女大防，比唐、五代時要嚴厲得多。

　唐代的皇帝身上有少數民族血統，唐代女人的服飾也十分性感，這是後世所沒有的。唐代的公主常常在丈夫死後改嫁，宋代之後便基本上沒有了。

　唐與晉、漢又有不同，譬如兩漢、三國、晉時的人都是席地而坐，除非在軍營之中，平時是不坐椅子，唐時的人才開始坐椅子。

　晉與戰國、秦代、漢時也有不同，不過其中的區別主要體操現在權貴身上，譬如門閥之見和服用「五石散」而導致整個風俗的變化。

　6、小說中對歷史人物的稱法

　史書上對周王、諸侯是用謚號稱謂，譬如周敬王，「敬」是死後的謚號，也就是說，他活著的時候，是不會有人稱之為周敬王的。其餘齊平公、衛出公、鄭聲公也是如此。不僅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也一樣，例如趙鞅在史書中為趙簡子。

　按道理，該人活著的時候，就不應該用其死後的謚號來稱謂。但寫小說不能拘泥，我覺得天子諸侯用謚號稱謂，便於讀者理解。因為書中歷史人物太多，小說又長，如果不稱齊平公而稱姜驁，那麼讀者可能會一時想不起來該人是誰、是何身份。稱齊平公就方便了，身份地位一目瞭然，寫起來方便，讀起來也容易。

　還有些人物，譬如柳下惠、柳下跖二人，關於他們有多種說法，甚至連出生年代也不盡相同，他們也不一定是兄弟。小說中主要是採用的是民間傳說，屬於虛擬人物。

　由於本書故事發生的年代，離我們太過久遠，如果沒有適當的鋪呈，對歷史不是很熟悉的讀者，可能會難以融入故事情節。因此本書的第一章是對當時的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環境及生活習慣詳細鋪陳，而臨淄之變是春秋末年政事演變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以此事件為小說開局，相信讀者比較容易理解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第二章才開始進入人物刻畫，第三章主人公才正式現身。

　對小說來說，這種寫法對讀者的耐心是一種考驗，在當代小說創作中，這種寫法是小說家一般不願意採用的。我曾稍稍改動，讓主人公在第二章中便現身，不過僅僅是露了一下面而已。就小說創作言，這種改動其實是我很不願意的。今後在本書正式出版時，主人公仍將在第三章才會出現。

　本書寫的是春秋戰國之交的事，我在寫作中儘量避免一些大的錯誤，在描寫行政、軍事、外交上儘量合乎史實，在描寫人物時對其起居飲食、服裝玉飾、兵器甲冑等細節上也比較留意。

　最難的是當時人的語言習慣，在我們說的話中，有很多習慣用法在當時是沒有的，或者是另外一個意思。譬如說，春秋人所說的「小人」和「君子」，與後時的用法便大大不同。後世所說的「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行為卑鄙的人，是從品德上來描述一個人。春秋時「小人」和「君子」卻是描述人身份的詞語，「君子」指的是地位高的權貴，「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這樣的語言用法還有很多，譬如後世常常用到的「有緣」、「無緣」、「隨緣」、「機緣」等語，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傳入中國後才逐漸被人使用，先秦人是不會這麼說的。那時已經有了醋，只不過不叫作醋，所以，那時候的人是不會說「吃醋」這樣的話。另外，春秋時不飲茶，酒是常備的飲料，所以絕對不可能有「喝茶」、「品茗」之類的說法。此外還有「東西」，這應該是唐朝才有的說法，春秋戰國時是肯定不會有的。

　如此種種，所以小說中稍有注意，但盡依歷史小說便難寫了，所以有的地方還是有所忽略。

　全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