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西遊新記》是一部幽默作品。

　　“幽默”二字，是英文Humor的音譯，屬於喜劇的高級形式，包含著滑稽、詼諧、諷刺、機智等複雜的含意在內。之所以採用音譯，恐怕是因為中文中還難以找到一個準確的對應的詞匯。它是人們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一種方法，通過含蓄、隱喻、引人發笑的手段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或對醜的否定和鞭撻，或對美的肯定和贊揚。懂幽默、欣賞幽默，是文化修養的表現，是對社會矛盾深刻理解的結果。正如果戈裏所言：“笑這個東西要比人們想像的深刻得多，重要得多！”

　　中國人民，是有著幽默的傳統的。早在先秦時代，哲學家們就常利用幽默小品來宣傳自己的思想。如《孟子•離婁章句下》中“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就辛辣地諷刺了那種愛慕虛榮、上諂下驕的典型。漢代司馬遷作《史記》，在其中專門寫了一章《滑稽列傳》，記載了齊國的淳于髡，楚國的優孟，秦國的優旃等人利用“滑稽”批評君王；魏國的西門豹利用“滑稽”戰勝迷信，為民除害的史跡。由於其含意的雋永，言辭的智慧，實際上已經超出了一般所理解的“滑稽”的範疇，而應視為“幽默”了。魏晉以後，大量的筆記、民間故事、寓言、笑話，更是保留了不少幽默作品。在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之中，勞動人民往往通過幽默，來抒發自己的憤怒，表達自己的希望。在處境最困難時，幽默感能成為人民樂觀的精神支柱，增強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幽默使人發笑，但發笑並不等於幽默，真正的幽默，應包含深刻的思想和對客觀事物本質的揭露。在中國，幽默一開始見于歷史就是和真善美與假惡醜的鬥爭相聯系的。它並不是插科打諢，粉飾太平，將屠夫的凶殘化為一笑；而是通過諷刺，譴責邪惡，宣揚正義。這乃是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幽默文學，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應當是勞動人民向統治者進行鬥爭的一種特殊手段。中國人常用“亦莊亦諧”來形容幽默作品，其實“諧”僅僅是形式，“莊”才是其本質。

　　中國人民對于幽默有一種特殊的愛好。很多地方戲（如川戲）中，幽默的主題是屢見不鮮的；而在表演藝術中，丑角往往具有鮮明的特徵。舉國上下都愛聽的相聲，就是以其幽默而著稱。文學大師魯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小說，言簡意賅，令人忍俊不禁而餘韻深長，至今流傳不衰。國外作家狄更斯、果戈裏、歐•亨利等人的幽默作品，或以諷刺見長，或以結構取勝，在國內也擁有廣大的讀者。至於藝術大師卓別林的電影在中國所覓到的知音，恐怕是出乎卓別林本人的意料的。

　　幽默來自人民，人民需要幽默。然而自從十年動亂以來，幽默的內容盡管在曲藝、戲劇中有所保留，在小說中，卻相對的少見了。其實在當前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在舉國上下改革的浪潮裏，幽默比之過去更有廣闊的用武之地。對於一切阻礙改革的社會因素，對于一切官僚主義、因循守舊、顢頇無能、鼠目寸光、嫉賢妒能等惡習，都可以利用幽默的形式，進行揭露與批判。讓人民在笑聲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換句話說，在當前，幽默應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糾正不正之風的有力武器。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很早就有意寫一部幽默小說。1981年9月，我從美國考察回國，想為青少年寫一部介紹美國實況的書。這應該是一個從東方人眼中看到的具體的美國，除了揭露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問題以外，還想包括美國人民、美國社會中很多優秀的因素，以及由於東西方文化傳統不同而引起的誤解和矛盾。於是很自然地，我想起了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西遊記》中的三位主角：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如果讓他們再度“西遊”，必將有無窮的奇趣。把這三位習慣於小農經濟社會的人送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把長期接受東方傳統教育的“出家人”置於尖端科學的薰陶之下，這本身就醞釀著一種喜劇性的客觀沖突。而《西遊記》原著所帶的濃鬱的具民族特色的幽默色彩，也為改編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所以在《西遊新記》中，我故意盡量採用《西遊記》對人物、風景、事件描寫的原文，略加改動以後再賦予它新的含意，讓東方和西方、歷史和現實、科學和幻想熔為一爐，達到強烈的對比，從而產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

　　道理雖如此說，但是要探索民族化的幽默的特點，尋求社會主義條件下表達幽默的最佳形式；逗笑而不庸俗，諧趣而不荒唐，這種任務卻不是像我這種業余作者所能做到的。所以《西遊新記》只能說是引玉之磚，問路之石，希望這一嘗試，能引起讀者、作者的興趣，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帶來中國幽默文學新的繁榮。

　　從形式上看，《西遊新記》實際上是一部不倫不類的作品。神話不似神活，小說不似小說。在當今世界上已有的文學分類中，似乎還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欄目去安置它，所以我就大膽地杜撰了一個“准神話”的名字。“准神話”者，似神話而非神話也。這並非我喜歡標新立異，實際上是無辦法之辦法。不過既然內容都是滿紙奇談，這形式也就不能考究了。姑妄名之，諸位看官不必認真也。

　　　　　　　　　　　　　　　　　童恩正

　　　　　　　　　　　　　　　 1984年5月23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