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吳三桂起兵後的資料

很多人納悶吳三桂怎麼就到長江邊敗了，骨頭搜集了一些前人書定的資料，複製過來發在作品相關上面，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純史料性東西，不喜歡看的讀者不必看。對了，史料中有些內容是對康熙有所正面的，大家區別看就可以了。最後是吳三桂死之後吳氏家庭的命運，慘，全部殺光。

正式更新稍晚一點，大概在三點左右。

吳三桂同清朝的軍事鬥爭，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三桂起兵，到十四年（1675年）底，三桂發動戰略進攻，清朝戰略退卻；

第二階段，從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十六年（1677年）底，雙方進入戰略相持，展開了互有勝負的拉鋸戰，而清在局部地區如甘肅、陝西、江西、浙江等處逐漸轉入戰略性進攻；

第三階段，從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軍戰略反攻，吳軍全面退卻，直至被徹底消滅。戰爭的全過程，顯示了它的內在規律性，頗有節奏地向前發展著，變化著。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的二年中，吳三桂乘清軍無備，突然發動武裝政變，並以迅猛的攻勢，連續奪取了雲南、貴州、廣東、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區，並把這些省份和地區置於周王政權的控制之下。吳軍前鋒直抵長江南岸。三桂「散佈偽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蕃奪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區；王輔。臣叛於陝西，除了個別地區，陝西與甘肅絕大部分都陷入叛軍之手。康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從長城腳下又傳來了警報：蒙古察哈爾部布爾尼也乘三桂叛變，「興兵造反」。布爾尼為林丹汗後裔，太宗時被剿滅，扶植其子額哲為親王，嫁一公主，為清朝額駙。布爾尼為公主所生，與朝廷是血肉至親。布爾尼煽動蒙古各部造反，只有奈曼王扎木山響應，其參加叛變的，僅有二旗。四月六日，康熙命將出師，以多羅信郡王鄂扎為「撫遠大將軍」，以大學士都統圖海為副將軍，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吳丹、洪世祿同為軍務參贊，率滿洲八旗兵和調取蒙古諸部兵馬討布爾尼。

北疆出了事，西部也不安寧。西藏受到吳三桂的煽惑與收買，不時地挑起軍事摩擦。它在政治上同情吳三桂，對清朝懷有動搖，若即若離。從全國情況看，除了關外的遼東地區以及山東、河南等少數地區還較穩定，再也找不到一塊安靜的土地！叛亂所及，波連十餘省，「賊勢益猖獗」戰事僅一年，康熙不禁驚呼：「逆賊得據大江（長江）之南！」戰事還在向北發展，直抵長城內外。所謂「東、南、西、北，在在鼎沸」就是戰爭第一階段的生動概括！

在王輔。臣叛於寧羌州後，帶動陝甘兩省紛紛叛離清朝，康熙深感局勢的嚴重性，一時性急，打算御駕親征。他對幾位大學士說：「朕欲親至荊州，相機調遣，速滅賊渠吳三桂。若吳三桂既滅，則所在賊黨，不攻自息，生民得安。」他要求他們跟議政王大臣密議，大臣們當然不會贊同康熙出征。因為此事關係重大，康熙離京，京師為根本重地，倘生意外，誰也負不了這個責任！至祖接受了勸告，暫停親征。康熙的這個舉動，足以說明當時局勢的嚴重程度。

因戰爭而引起的混亂，有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勢。清朝所處的國際形勢，也潛伏著危險。康熙十三年七月，兩廣總督金光祖密報：「交趾（越南）知孫延齡叛逆，乘機蠢動，陳兵邊界，其情叵測，請加防禦。」康熙不得不增兵，「防守險隘」。交趾陳兵邊界，其意圖不外是，擔心中國內戰蔓延到該國，以事先封鎖邊界，防止竄入。但鑒於它與中國的關係，欲乘中國內亂侵入，獲取中國領土，這個可能性也是比較大的。它畢竟力量不足，只能小心謹慎從事。

還有朝鮮李氏王朝，它原與明朝的關係密切，在受到清朝兩次武力入侵而被迫稱臣，內心一直不屈服。吳三桂發動叛亂後。它密切注視中國政情變化。一些大臣和知識分子（儒生）甚至上疏國王，要求乘時起兵復仇。儒生羅碩佐、趙顯期等於康熙十三年（李氏顯宗十五年）五月，相繼上疏，大意是，吳三桂「既據南方，蒙古亦不親附，天下事變，近在目前，乘此機會，練兵峙糧，大可以復仇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2，3988頁。。七月，有一「布衣臣」叫尹，他進一長篇密疏，痛陳以往所受國恥，要求乘三桂起兵，朝鮮可與之配合行動，內稱：「我國精兵勁矢，聞於天下，大炮飛丸，足以方行；得選卒萬隊，北首燕山，規恢進取，以拊其背，而扼其吭；開海洋一路，約鄭人（台灣鄭經）並勢，以撓其腹裡；以傳檄燕、薊、遼河以北野春諸部，日域諸島，青齊（山東）、淮浙（安徽、浙江）等處，以通於西蜀（四川），使同仇疾，興共奮起……我顧不難橫據醫閭（遼寧錦州北之山），薄逐幽沈，而為天下請兵矣！……」《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這篇奏疏，表達了朝鮮統治集團與知識界對清朝的憤激的情緒。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未必順利。國王持慎重態度，未予批答，要視形勢而定。看得出來，南邊的交趾，東北的朝鮮都對清朝抱有敵意。只是因為清朝很快轉敗為勝，形勢見好，這些抱有敵意的國家才沒敢採取行動。

交趾、朝鮮等國蠢蠢欲動，深刻地表明，吳三桂叛亂所產生的政治與軍事震動已遠遠超出中國境內，而在交趾、朝鮮等國發生了強大的政治影響，如發展下去，有可能使這些國家與三桂聯合，將清朝置於空前孤立的地位。當然，形勢的變化，最終沒有出現這個結果。這對清朝來說，的確是一次幸運！

這就是戰爭第一階段所出現的一系列結果。確如三桂和他的謀士們在起兵前所預想，兵出雲貴，旗開得勝，一路勢如破竹，前鋒直抵湖北境內、長江南岸的松滋（今松滋北），隔江與清軍大本營荊州相望。三桂飲馬長江，翹首北望，已擺出渡江北進之態勢。至此，三桂的軍事進攻已達到了頂峰。

吳軍進至松滋，舉足即可渡江。此時，清軍未集，江北已是風聲鶴唳，人心不固。如能迅速渡江，獨佔長江之險，軍事主動權穩操在手，並在政治上進一步擴大影響，動員江北乃至黃河流域的漢官漢將參加，清朝將無法收拾局面，勢必繼續退至黃河北岸，以圖固守。奇怪的是，吳軍進至松滋，屯駐已三個多月，卻毫無北進的跡象。他的將領們都很著急，一般人士也感到不解，在雲南留守的三桂核心中的人物對軍事停頓不前，大軍不過江甚是詫異。三桂的謀士劉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報告，陳述了他的戰略主張。信的大致內容如下：

此時，應為直搗「黃龍府」而痛飲。可是，現在卻屯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良機，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結，我真不知這究竟是為什麼？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命？諸大臣都是辱國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為王請命！如說待世子（指吳應熊）回來嗎？我以為朝廷寧可失掉四海疆土，決不會令世子回歸雲南！一般來說，弱者與強者鬥，弱者之利在於行動迅速，而強者利於較量實力。富者與貧者打官司，貧者樂意盡快使案子完結，而富者樂意把案子拖得長久。如今雲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東南一郡。而吳越（指江浙地區）之財貨，山（西）陝（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荊州、襄陽、長江、漢水之間，王按兵不進，想與清兵久持，這與弱者同強者較量實力、貧者與富者比賽財富有什麼不同！

劉玄初寫到這裡，不勝感歎：唉！只盼望上天早降聖人，以安定中華吧！《廣陽雜記》，卷4，179~180頁。

吳三桂讀了這封信，無動於衷，置之不理，沒有給以答覆。

在此關鍵時刻，三桂沒有聽從劉玄初的忠告，犯了一個戰略上的致命錯誤，而這個錯誤最終導致他的徹底失敗。劉玄初對形勢和雙方力量的對比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拿吳氏集團的實力與清朝相比，兩者強弱分明，貧富懸殊。表面看，三桂起兵時，具有相當的實力，而一年後，有各地的響應，實力大增，可以同清軍相抗衡。但他畢竟是以一隅之地雲貴為老本，後勁不足，況且各地響應者不過各自為戰，形成不了一個統一指揮的強大的軍事力量。清朝佔據全國統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進行動員，在軍事上可以四處徵調軍隊，又擁有廣大的領土和人口，無論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潛力，當它一旦發揮出來，將產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它雖然遭到了失敗，但其實力並沒遭受過大的損失。因為滇、黔、閩、兩粵等主要叛亂地區，多屬三藩的漢軍、綠旗兵，而滿洲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軍事實力未減。清朝所佔有的條件，使它的後勁遠遠勝過吳三桂集團。得明顯，三桂只利在速戰，不可久持，宜乘勝進軍，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勢，乘清軍無備，兵力未集，清統治集團驚慌之時，一鼓作氣，揮戈渡江，北涉黃河，直逼北京，可收全勝之局。清朝以全國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較量實力，不怕持久之戰。如戰爭拖延下去，固然雙方都將困難重重，但對吳軍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從而使清軍轉敗為勝。三桂的致命錯誤，進至長江南岸，即停止進兵，使康熙從容而有步驟地部署兵力同吳軍展開決戰而勝之。這步棋，在吳氏集團中一些有識之士已有所察覺，除了劉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還有主張下九江，扼長江、淮河、以絕清朝的南北運道；也有的勸三桂據巴蜀，塞殽函以自固。這些主張，各有側重，但從戰略上，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都力主進兵，而不能停頓下來。可惜三桂都不聽，一到湖南，就屯兵不進，坐失機宜。《四王合傳?吳三桂傳》，4頁。三桂的悲劇，即源於此！

吳三桂為什麼不願北進？他久歷戰陣，嫻熟戰略戰術，應該說，已成老謀深算，對於是否繼續進兵，自有打算。他考慮問題，也許自以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個基本的想法，「欲出萬全，不肯棄滇、黔根本」。他苦心經營雲貴十多年，視此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著棄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順，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進退失據的危險境地。屯兵長江以南，鞏固陣地，站穩腳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劃江為國」，立半壁江山。這番考慮，雖屬穩，卻難保勝利。兵法上說，有進無退。只有進攻，才能取得和鞏固已得的勝利。而軍事進攻一旦停頓下來，變為防禦，就將使自己被動挨打。三桂的這種軍事上的保守主義，使自己的軍隊很快喪失掉進取的銳氣。從劉玄初的信中，看出三桂還顧慮兒子吳應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兒子作為交換條件，把應熊放回江南，他就不過江。他以為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清朝會接受他的條件，跟他「裂土議和」《清鑒綱目》，卷4。。康熙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親王爵，處死吳應熊父子，跟他勢不兩立！三桂頓時氣沮，精神低落，無法振作起來。

據說，吳三桂很迷信，對於是否渡江北上這件大事，求諸占卜。他進駐衡陽後，聽說衡山嶽神廟裡有一隻白色的小龜，其大小如一枚銅錢，居此廟已有年頭了，當地人以為鬼神之使，把它奉為神靈，藏在幃中，按時敬祀它，用它來占卜吉凶禍福之事。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問卜此龜。他擇一吉日，前去廟中祀神。他把全國山川地圖鋪放在神座前，將白龜置於地圖上，心裡默默祝禱，看此龜究竟走向何方。只見小龜在地圖上蹣跚而行，始終不出長沙、常德、岳州之間，然後回轉至雲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個結果。三桂暗暗吃驚，信以為真，不敢輕出湖南，亦不敢渡江。《大有奇書》，轉引自《爝火錄》（下），「附記」，卷1，969頁。

這則故事，剝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說明吳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標，不便渡江罷了。此系後話，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康熙十三年四月，三桂在湖南常德給康熙寫去一封信，交給被扣留的禮部侍郎折爾肯和翰林院學士傅達禮，釋放他們回去，轉呈康熙。走時，還給他們備了厚禮攜帶回京。折爾肯和傅達禮離開常德，先到了武漢，「鎮南將軍」尼雅翰立即向朝廷寫去了報告。

康熙還沒有見到三桂的信，就給「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等人發去指示：

朕思吳三桂素多狡詐，此中疑有詭計。如吳三桂服罪請降，王及將軍等，仍議招致之，益加警備，毋墜奸謀，即吳三桂束身歸命，王等但以禮受降，其官屬益加嚴防，不可分散兵力，急於前進，務相機以行。《清康熙實錄》，卷47，1~2頁。

康熙從三桂遣返折爾肯、傅達禮等回京一事，估計他的奏章可能有歸降之意，因此一方面表示可以受降；一方面囑咐保持高度警惕，切勿受騙上當，誤中奸計。事實並非如此。當他看到了三桂的奏章，就對兵部、刑部官員說：他本來期待三桂「悔過自新，束身待罪，未忍加誅（吳應熊）」。但「近覽吳三桂奏章，詞語乖戾，妄行乞請。諸王大臣鹹以吳三桂怙惡不悛，其子孫即宜棄市，義難寬緩」《清康熙實錄》，卷47，6~7頁。。

吳三桂的這份奏章內容，官書不載，他書亦失載，迄今鮮為人知。從康熙的話中，有三桂「妄行乞請」、「詞語乖戾」等語，把這句話聯繫起來看，可以肯定地說，三桂並無降意，亦無服罪的表示。在康熙看來，三桂的話皆屬荒謬悖倫，是他所不能接受的。這大抵就是「詞語乖戾」的意思。所謂「妄行乞請」，聯繫康熙讀了三桂的奏章，便決定處死其子吳應熊和孫子，還毀掉了他在關外的祖墳，王一元：《遼左見聞錄》，參見《逆臣傳?吳三桂傳》，卷1。38頁。可以推知，三桂「乞請」，赦免他的兒孫，他不北進，劃江為國等事。關於這個問題，康熙於康熙十四年四月在答覆西藏達賴喇嘛的信中透露，達賴曾給他上過奏章，其中有為三桂請命的話：「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此事系三桂賄買達賴從中斡旋，代為懇請。僅此證明，三桂的「乞請」，必是包括了講和、劃江為國的內容。康熙斷然拒絕三桂和達賴的要求，駁斥說：「三桂乃明時微弁，父死流賊，搖尾乞降。世祖章皇帝優擢封王，尚其子以公主，朕又寵加親王，所受恩典，不但越絕封臣，蓋自古所罕有！三桂負此殊恩，構釁殘民，天人共憤。朕乃天下臣民之主，豈容裂土罷兵！但果悔罪來歸，亦當待以不死。」《平定三逆方略》，卷14，7頁，參見《清康熙實錄》，卷54，16~17頁。康熙的回答和處死他的兒孫，徹底絕了三桂的一切幻想，他頹然不振，無力北進了！

康熙對吳三桂已經切齒痛恨，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利用各種場合，予以痛斥和聲討，不止一次地向兵部、戶部、刑部等各部臣揭露其劣行。例如，說「逆賊吳三桂心若虺蛇，行同梟獍，負恩謀叛，倡亂害民」。又說：「吳三桂反覆亂常，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為一時之叛首，實萬世之罪魁，行即懸首街，以洩神人之憤」《清康熙實錄》，卷46，14頁。；又說：「吳三桂以梟獍之資，懷狙詐之計，陰圖不軌，自啟釁端……煽惑奸宄，荼毒生靈，極惡窮凶，神人共憤！」《清康熙實錄》，卷47，6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看得出來，康熙一旦把三桂擒住，雖碎屍萬段也不解心頭之恨！

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命多羅貝勒尚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率師前赴岳州，授意他以個人名義給三桂寫信，在政治上進一步揭露三桂。此信寫得頗婉轉而有力，現摘錄如下：

王（指三桂）以亡國餘生，乞師殄寇。蒙恩眷顧，列爵分藩，迄今三十年，富貴榮寵之盛，近代人臣罕比，而末路晚節頓效童昏，自取顛覆。僕（尚善謙稱）竊謂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興復明室，則曩者大兵入關，奚不聞王請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猶為我計除後患，剪滅明宗，安在其為故主效忠哉？將為子孫謀創大業，則公主額駙曾偕至滇，其時何不遽萌反？至王遣子入侍，乃復背叛，以陷子於刑戮，可謂慈乎？王之投誠也，祖考皆膺封賜，今則墳塋毀棄，骸骨委於道路，可謂孝乎？為人臣僕，選事兩朝，而未嘗全忠於一主，可謂義乎？不忠、不孝、不義、不慈之罪，躬自踏之，而欲逞角力，收服人心，猶厝薪於火而雲安，結巢於幕而雲固也。何乃至是！殆由所屬將弁，煽激生變耳。如即輸誠悔罪，聖朝寬大，應許自新，毋踏公孫述、彭寵故轍，赤族湛身，為世大僇！《逆臣傳?吳三桂傳》，卷1，18~19頁。

表面看，這封信內容，無不順理成章，以忠、孝、義、慈所謂封建道德加以責備，想三桂是不能推辭掉的。但其主旨在於，三桂已事兩朝之主，均不能終守臣節。他揭露三桂此次起兵，聲言匡復明室，實乃騙局。尚善質問三桂，當初清軍入關時，為什麼沒聽說你請立明朝後人？此話出自尚善之口，卻不出自康熙，這是因為康熙對此歷史公案，實有難言之隱，讓尚善說出去，以解世人之惑，並以此駁斥三桂於天下安定之後忽然要匡復明朝，不過是掩飾個人的政治目的。尚善特別反駁他對清朝滅掉明朝的指責，指出，正是三桂獻計並親臨緬甸，擒獲永歷，誅滅明宗室。這一點頗為有力，連漢人士大夫也為三桂此種行徑所不齒！最後，尚善勸其悔過自新，以求得朝廷寬大處理。

三桂已騎上「虎背」，豈肯下來！尚善與三桂相識，有過來往，《漫遊紀略》，「楚游下」，卷4，10頁。康熙利用他們之間的關係來斥說三桂。信中所說，確使三桂難以回答。所以他對尚善的信只好抱以沉默，而心裡未必能心安理得！

三桂領兵不進，這就給康熙調兵遣將、集結兵力、加強佈防爭取到了充裕的時間。截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康熙已初步完成了對各戰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鎮南將軍尼雅翰、都統朱滿、巴爾布等率師由武昌水陸進取岳州、長沙，直入廣西；

都統宜裡布等率師駐彝陵，都統范達禮、副都統德葉立等率師駐鎮鄖襄；安西將軍赫葉、副將軍胡禮布、西安將軍瓦爾喀等率師由漢中進取四川；

副都統擴爾坤、吳國禎等率師駐防漢中；

鎮西將軍席卜臣等率師駐防西安，復遣尚書莫洛經略陝西等處（不久，即被叛兵擊死），率大軍居中調度；

鎮東將軍喇哈達等率師於山東、河南、江南要地駐防；

安南將軍華善等率滿漢官兵，同鎮海將軍王之鼎等於京口水陸駐防；

揚威將軍阿密達等率師同江寧將軍額楚等防守江寧、安慶沿江險要；

平南將軍賴塔率師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將軍圖喇率師駐杭州，兼防海疆；

定南將軍希爾根、副將軍哈爾哈齊等率師由江西建昌、廣信進兵福建；

平寇將軍根特巴圖魯、席布等率師赴廣東，會同尚可喜進剿叛軍。《清康熙實錄》，卷47，16~17頁。

康熙分遣各方面軍，任命各方面軍的統帥——將軍，迅速進入各自的戰區，諸如武昌、荊州、彝陵、鄖陽、襄陽、漢中、西安、京口、江寧、安慶、山東與河南等要地，以及江西建昌等地，都被康熙劃入戰略地區。這些戰略據點，憑借長江天險，以荊州為中心，重點布列在長江中游與下游地區，與長江南、山東、河南個別地區互有延伸交錯，形成了一道頗為嚴密的軍事攻守防線。

戰爭開始時，康熙以為速勝，估計剿滅吳三桂「指日授首」《清康熙實錄》，卷48，2頁。，只動用了滿洲八旗和漢軍綠旗兵。康熙十三年底，蒙古各部王公進京朝覲，主動要求提供馬匹和軍隊助戰，康熙婉言謝絕。《清康熙實錄》，卷44，21頁。但隨著戰爭的擴大，康熙已感兵力不敷，到康熙十四年六月，不得不徵調蒙古各旗部隊。先調察哈爾護軍驍騎一半兵力，從蒙古四十九旗中先調距離北京稍近的科爾沁十旗、敖漢一旗、奈曼一旗、克西克騰一旗、歸化城十旗，共出兵萬人。其中抽出六千人和旗下兵的一半，約萬餘人，由固山貝子准達率往荊州；剩下四千名蒙古兵和旗下兵的一半，約萬餘人，由多羅貝勒尚善等率往岳州。康熙限定，蒙古兵於八月一日以前至京。同時，康熙命科爾沁部輔國公圖納黑、杜爾伯特台吉溫布赴荊州聽用，巴林部貝子溫春、台吉格勒爾圖赴岳州。《清康熙實錄》，卷48，7頁。

清朝一向諱言用兵實數，多用旗下兵一半，各旗出護軍若干各來表示用兵數，給我們統計兵力帶來很大困難。估計戰爭的初期階段，各路將軍所率部隊，加上動員蒙古兵，約近二十萬。三桂的兵力多集中在湖南一線，約二十萬左右，加上出征四川、兩廣、江西及留守雲貴，佔地兵力，約在三十萬以上。

康熙和他的將軍們開始時對戰爭估計不足，以為可以在短期內取得全勝，恢復雲貴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間，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前鋒統領碩岱等都還認為「進取雲貴之期，不過八月」。就是說，到八月時，清軍反攻，恢復雲貴。這時，康熙已認識到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他告誡說：「朕思雲貴，尚未可輕進，必俟四川全定，方圖進取。」四川已被三桂掌握，如清軍只顧進軍雲貴，四川叛軍必撓其後路，而不得前進。再說進雲貴，一路必經四川，此路不通，進軍也難。就拿湖南情況來說，叛軍未到，長沙、澧州、常德等處已叛投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發生叛變怎麼辦？康熙問道：「你們分兵征討嗎？分兵則勢單，以次剿取，馬匹疲勞，不堪馳使，豈能勝利？如今之計，只有先取常德、長沙，以寒賊膽，方為制勝之策。」《清康熙實錄》，卷46，17~18頁。

戰爭第一階段的戰況表明，一方面，三桂軍事力量正處鼎盛，戰果繼續擴大，一方面，康熙正調兵遣將，部署防線，未及展開全面攻擊。因此，便出現了吳軍進攻，清軍防禦的局面，雙方都不可能速勝。在清軍抵住了吳軍的強大進攻之後，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峙的新局勢。

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輔。臣叛於寧羌州，在全國已形成了三大戰場，這就是：以耿精忠佔據福建，攻取浙江、江西為左翼東部戰場；以王輔。臣、王屏藩佔據的四川與甘肅、陝西大部地區為右翼的西部戰場；以吳軍佔據下的湖南，地當全國中心，為正面的中路戰場。這三大戰場，無疑是以吳三桂所在的湖南戰場最為重要。三桂自離雲南北進，抵達湖南後，來往於常德、澧州、長沙、湘潭之間，最北至松滋，親臨前線指揮。吳軍的主力、精銳近二十萬人都集中於湖南一隅之地，分佈在長沙、岳州、萍鄉、松滋、常德、澧州等幾個戰略據點。其中，以七萬兵力據守岳州、澧州諸水口，與駐守江北的清軍對峙；又以七萬兵力、總兵十餘人、「猓猓」兵三千駐醴陵、長沙、萍鄉諸處，抗拒江西的岳樂部清軍。《清康熙實錄》，卷52，19頁。三桂驅使雲貴土司苗、壯等少數民族的土軍前來湖南助戰，組成一支有四五十隻大象的象軍，也調來前線。採伐貴州、湖南的山木，造樓船巨艦，往來水上，控制水路。調撥四川、湖南的糧食以供軍需。

三桂最重視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兒吳應期率數萬精兵防守。應期十分驍勇，能沖能拼，是三桂的一員得力猛將，把岳州交給他，三桂感到放心而無憂了。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長江中下游「水陸衝要之地」。它位於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長江南岸，三面環水，一面通陸地。而洞庭之水又與長江一脈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順水至長江，出湖南省境，水陸並行，隨心所欲。而借一脈之便，從長江即可進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經岳州。南北東西，行旅轉運，欲得水陸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區。在軍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脈，可斷南北交通，故此城為兵家必爭之地。三桂剛起兵時，康熙已洞見岳州極端重要，嚴令駐防部隊「宜亟固守」；同時，又派出都統覺羅朱滿、一等侍衛畢桑阿等率增援部隊水陸兼行，速往協守。《清康熙實錄》，卷48，11頁。豈料清軍未及固守，岳州已為吳軍襲取。三桂以岳州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個戰略支撐點，集兵七萬。特令吳應期加強防守。他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內外構築防禦工事：在城外陸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塹，築堡壘，設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止清步騎兵攻城。在洞庭湖峽口處，攢立梢樁，以阻止清水軍船隻進入湖內，守備相當嚴密。同時，三桂又在澧州、石首（今仍名）、華容（今仍名）、松滋等處派駐重兵，與岳州成掎角之勢。三桂把岳州的存亡，看成是他的生命線，據投誠的吳軍守備薛麟兆所見，三桂時時關注岳州的防禦，還特派他的護衛至岳州，向應期傳達方略，「令賊將堅守，且趣進兵」，由此看來，三桂作了長期固守湖南的打算，這大概就是他企圖劃江為國的計劃的一部分！

清軍失守岳州後，康熙一再嚴令催促清統帥盡快奪回。康熙十四年六月，他特派多羅貝勒尚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同固山貝子章泰、鎮國公蘭布率蒙古兵四千、旗下兵的一半攻取岳州。命將軍尼雅翰、都統朱滿、巴爾布、護軍統領額司泰參贊軍務。《清康熙實錄》，卷48，14頁。清軍偵察岳州城防禦情況，深感吳軍「據守頗堅，難以進取」。康熙便改變作戰計劃，命令將軍尼雅翰率部赴江西，與副都統甘渡海兵會合，並率袁臨總兵趙應奎，由袁州進取長沙，夾攻岳州。

與岳州隔江相望的是清軍大本營荊州。康熙一開始就選取此城，作為戰略重點進行佈防。他正確地估計到吳軍北上，必走湖南渡江，因此，他力圖憑借長江之險，在荊州佈防，攔腰阻攔吳軍，使其不得渡江，在此頂住吳軍的軍事壓力，便可集結大軍，作為渡江反攻的基地，進行充分的準備。只是三桂進至長江南岸，便停止前進，才使康熙的這一戰略計劃得以僥倖實現。否則，吳軍及時渡江，長驅直進，荊州尚未設防，肯定會使局面為之改觀！這就是三桂的戰略失誤，促成了康熙的成功。

吳氏政權的覆亡，招致整個家族的毀滅。吳氏是一個龐大的家族，幾乎沒有一個善終的。除了吳三桂和他的妻子張氏死於昆明城陷之前，免受斧鉞之苦，其餘無不死於非命：其子、孫、侄如其子吳應熊、其孫世霖、世璠，侄吳應期、女婿等等，或慘死於闕下，或斃命疆場，或飲刃於宮室，或相殘於蕭牆，而他們的家屬或株連同死，或沒入官府為奴，連三桂的美妾亦被奪占。他儲積的龐大家產也於一日之間化為烏有。結局是很悲慘的。三桂的部屬、同盟者，其首要分子和骨幹也幾乎難逃厄運，紛紛被押上斷頭台。這是三桂失敗的直接後果之一。

吳氏滿門滅絕，並未使康熙和廷臣們感到絲毫憐憫，相反，他們認為必須這樣做。他們看到吳氏家一顆顆人頭落地，報以滿意的欣慰。政治。鬥爭如同戰場上兩軍格鬥，你不殺他，他一定會殺你，二者必居其一。誰若手軟，或稍一遲疑，性命就會被對方取去！所以，同自己的最危險的政敵作殊死之鬥，根本不需要憐憫，也不需要有點滴的同情，要的就是鐵的手腕，流血的鎮壓。這才是一個政治家的特色呢。康熙當之無愧！戰爭已經結束了，一切生死予奪大權重新操在康熙和朝廷之手。本來，亂源業已清除，照理說，一切都成為過去，應面向未來，如何治理國家。但是，事情遠未結束，他們還感到只鎮壓吳三桂一族還是不夠的，必欲把其黨羽全部乾淨、徹底地消滅掉，如斬草必須除根，不留一點兒令人不安的隱憂。於是，清洗與鎮壓同時進行……

在戰爭進行期間，康熙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吳三桂，一再施以招撫之策，百般誘使「歸正」。政策相當寬大，待遇相當優厚。不管誰在吳氏政權中任何種職務，犯有多麼嚴重的「情罪」，只要放下武器，立即會得到極優厚的待遇，對以往之事，一概免究。康熙表示，「朕決不食言」，可「昭之日月」。這些諾言，都行之於文字，載入件件詔書之中。可是，當戰爭勝負已成定局，特別是在攻下昆明之後，康熙馬上想到處置已降的吳三桂的黨羽，時機已經來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開始甄別，以種種理由和口實，將已降的原屬從叛的骨幹分子逐一查出，定罪處死。舉其要者，敘其原委，以明歷史真相。

在響應吳三桂起兵的政治勢力中，最重要的人物莫過於靖南王耿精忠了。他在福建起兵，給三桂以巨大的支援。至康熙十五年冬投降，康熙既往不咎，免去一切處分，恢復其靖南王爵，他的屬下人官職如舊，他主動要求隨大軍剿台灣鄭氏之軍，正合康熙之意，要他「立功贖罪」。他在收復福建沿海被鄭軍佔領的泉州、漳州後，駐守潮州。次年(康熙十六年)四月，精忠為表達自己的忠心，把自己的兒子耿顯祚送入京師侍奉皇帝，實則是送「人質」，消除朝廷對自己的疑慮。

十一月，藩下參領徐鴻弼、佐領劉延慶、護衛呂應晹、典儀陳。良棟、護軍蘇雲會等人聯名向兵部揭發精忠「歸順後尚蓄逆謀」的罪行五款：（一）違背康親王傑書之命，不全部供出「奸黨」人員；（二）暗中勾結「海賊」（指台灣鄭氏），互通音訊；（三）曾與叛將劉進忠「執手耳語」，說：「乞降非所願」；（四）暗令心腹儲藏鉛藥，等待「異日取用」；（五）遣散舊兵歸農，令他們各攜武器走，不准留給征剿的清軍。尤其是在投誠前殺死范承謨以滅口，足見其罪重大，兵部大臣以徐鴻弼等人揭發信上報給康熙。

精忠的弟弟昭忠正在福州，他事先已得到徐鴻弼等人的揭發信，也將此事及時向康熙做了報告。《逆臣傳?耿精忠傳》，卷2，35頁。

康熙扣留了上述報告，隱而不發。主要原因是時機不成熟，此時正征剿吳三桂，必須穩住已降但心懷疑懼的這批人，惟恐打草驚蛇，再生意外。還將影響到未降的人不敢來降。至十七年春，才令精忠從潮州回福州駐紮，令其弟昭忠攜其祖父耿仲明骸骨還京。至秋，吳三桂去世，加速了吳軍的崩潰，清朝形勢頓時大為好轉。康熙開始考慮如何處理精忠。他雖然已降清朝，但康熙仍把他視為一隻猛虎，擔心他留在福建如放歸深山，不知何時會再出來作亂！他要把他擒住。可他不想魯莽行事，他要一步步去做，不動聲色。他先給康親王傑書一封密信，說明他不撤精忠的王爵，是為了穩住他及其藩下之眾。現在如下令讓精忠來北京，又怕他生疑懼，「變生意外」。康熙授意康親王可暗示精忠，讓他自己主動提出進京陛見皇帝，他即可批准。這樣做，不但連精忠，就是他的部屬也不會生疑的。恰好康親王也報告精忠的罪行，請求逮捕處死。康熙不贊成，說「逆黨」「歸正」的不止千萬，如將精忠馬上處死，其屬下或其他餘黨可能要寒心，如果他能自請來京，那麼一切都會順利、平安無事。他要康親王「當加意開導」他。其實，康熙的這番話也不是心裡話，他自有打算，不便過早地告訴他，免得他壞了自己的部署。

康親王傑書做了一番工作，精忠料知躲不過，於康熙十九年三月上疏，請求入京覲見。康熙立准，命馬九玉為福州將軍，管轄靖南王藩下部隊。精忠到京不久，其弟陽忠、聚忠又聯合揭發了精忠叛逆罪行，請求予以嚴懲。他們一再要求懲治自己的兄長，一則劃清界限，免使自己受連累；一則很可能已瞭解康熙和朝廷的意圖，及早上疏，變被動為主動。

精忠這只「虎」已入籠中，懲治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康熙批准了昭忠兄弟的請求，連同以前扣留未發的揭發材料一併交給法司進行審問。精忠極力分辯，自陳他「歸順後，絕無叛志」。然而，從康熙到朝廷必欲懲治，已是既定方針，他的分辯有誰去聽一句！法司即以所揭發的事實定成叛逆罪，議決嚴處：應革去精忠王爵，與其子耿顯祚及骨幹分子曾養性等人俱應凌遲處死，家產籍沒。康熙打算等把所有逆黨要犯捉拿到京時再「核議」，暫時把精忠看押起來。這時，他採取措施徹底解決耿藩的問題：遷移精忠的親屬歸旗，原屬精忠的舊

部在浙、閩當官的都還京；馬九玉也被解除職務歸本旗。這一措施，便把耿藩從組織上徹底瓦解，不復存在了。以上見《逆臣傳?耿精忠傳》，卷2。36~37頁。

就在耿精忠被授意進京「陛見」時，即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的護衛張永祥、張士選也赴京「首告」之信「謀叛事」。世祖與議政王大臣密議：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等人以巡視海疆為名赴廣東，調查之信的罪狀。同時攜張永祥、張士選同回廣東，秘密詢問都督王國棟、之信的弟弟副都統尚之璋。國棟也參與揭發之信的事件。他曾表示，他可以將之信逮捕。康熙很信任他，即委以此任。揭發尚之信的還有他的兩個母親舒氏、胡氏、總督金光祖等人。此時，之信正在廣西平叛，他要求撤還廣州。康熙指示，宜昌阿等抵廣州後，可詳察具體情況，如應撤還，即報告說廣州「不可無之信」，可以將他一人調還廣州。囑宜昌阿不要過多株連，如發生意外，可「酌便行事」。宜昌阿等欽差按上述旨意，離京南下。《平定三逆方略》，卷51，1~2頁。他到廣州後，發現城內無滿兵，便在半夜密調賴塔部滿兵二千入廣州，以防意外。

尚之信對朝廷密謀逮捕他一概不知。這時他還在為平叛效力，提議會同鎮南將軍舒恕所部從貴縣（廣西貴縣）、他同總督、提督兩臣由潯州（桂平）水陸進取武宣（廣西武宣）。康熙批准了他的進兵計劃。《平定三逆方略》，卷51，5頁。之信很快奪取了武宣。

康熙表面上批准之信進兵武宣，而暗中指令「密圖擒拿」。宜昌阿至廣州即設計逮捕他。《清康熙實錄》，卷90，17頁。宜昌阿與王國棟等密謀，密令總督金光祖、提督折爾肯、總兵官班際盛、副都統金榜選等赴武宣逮捕之信。之信毫無思想準備，當金光祖等宣讀「聖旨」，之信「即下馬解冑，自系鐵組」，被帶回廣州監禁起來。之信不服，上疏自辯。康熙一時不忍下手處置，命將之信押解京師對質詢問。

之信被囚，權勢已失，其藩下都統王國棟便擅自行動，查封王府庫藏，「恣取資財，肆行無忌」。藩下長史李天植等憤憤不平，勃然大怒：「國棟陷身旗奴，要不是先王（指可喜）賞識，破格提拔，豈能有今天！如今他既不替公（之信）辯白冤屈，又不遵旨將公送入京師聽候勘問，卻如此恣意妄為，是將圖謀不軌。」他與心腹計議，將忘恩負義之人王國棟殺死。這件事，之信事先一無所知，因此也就不存在他跟李天植等密謀殺害王國棟的問題。以上見《尚氏宗譜》，卷2，「大房」。清官方卻作了這樣的記錄：「尚之信謀益急，令其弟尚之節等陰糾黨羽，誘殺王國棟，欲為亂。」《清康熙實錄》，卷90，19~20頁。此系誣辭，不足為信。王國棟剛被殺，暗中監視尚之信的賴塔趁機出兵，將尚之節、李天植等參與其事的人一併逮捕。

尚之信的本意，既然自己被人告發，就應遵從聖旨「本身就法」。他堅信「媒孽之誣」是蒙蔽不了皇上的聖明的，他「見天（指康熙）有日」，一切都會分辯清楚的。他正在被監禁，不想也不可能幹出謀殺王國棟而「欲為亂」的蠢事來。他認為，這不但救不了他的命，相反只能傷害他。當他聽到王國棟被殺的消息，不禁愕然，長歎不已，他認為這是「倒行逆施」，幫了倒忙，只能加重他的罪過。《尚氏宗譜》，卷2，「大房」。

在賴塔、宜昌阿審訊李天植等人時，他們一口咬定此事與尚之信毫無關係，是他們自己所為，自認責任和後果由他們來負。還有舒氏、胡氏也翻供，稱：「之信無謀叛跡」，前揭發他的那份奏疏，都是王國棟偽造的，借她們的名義寫的，她們根本就沒有揭發過自己的兒子，也不知有這麼回事。

然而，朝廷對此根本不予理睬，也不再調查。康熙十九年七月，朝廷即匆匆定議，並經康熙批准，對尚之信及有關人員做出如下判決：「同謀者」尚可喜妻舒氏、胡氏從寬免死，並免家產籍沒；尚之孝、之璋、之隆等都從寬，革職枷責。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惡極，法應立斬，姑念曾授親王，從寬賜死」。其餘如李天植、之信弟之節等都按律就地正.法。原定讓之信進京勘問，因而取消，就地處置。《平定三逆方略》，卷53，10頁，《清康熙實錄》，卷91，19~21頁。閏八月十七日，欽差奉命至廣州，向之信宣讀完旨意，賜一條帛，令其自盡。上午七時許，之信氣絕身亡，葬於廣州城西報資寺後山下。他的弟弟尚之節、長史李天植等人被押上刑場斬首。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沒入官。《尚氏宗譜》，卷2，「大房」。康熙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資財，用來充作軍餉；過去屬平南王的私市私稅每年所獲銀兩，不下數百萬兩，「當盡充國賦，以濟軍需」《清康熙實錄》，卷91，21~22頁。。

尚之信一死，其平南王藩亦隨之撤去。他所屬的人員編為十五佐領，被分入「上三旗」（即正黃、鑲黃、正白），令駐廣東。還有三總兵標下官兵，留下其中兩總兵的官兵鎮廣州，剩一總兵的兵員都裁去。《清康熙實錄》，卷91，26頁；卷96，22頁。康熙二十年冬，又將其「屬下旗員，俱應撤還京師，另行安插」。《清康熙實錄》，卷98，5頁。至此，富甲天下的顯赫一時的平南王藩也不復存在了。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日，康熙和他的議政王大臣們又討論對耿精忠及其骨幹分子的處理。議政王大臣們先擬了一個處分意見：將耿精忠包括他的兒子在內共十人應凌遲處死，同黨黃國瑞等十九人應予斬首。

康熙表示意見說：「耿精忠身造罪孽，應當極刑。其子等都處以凌遲，亦有可憐憫之處，可否改為斬首？」凌遲之法，將使受刑者在極度痛苦中慢慢死去，而斬首卻來得痛快，一刀下去，人頭落地，幾無痛苦。這種死法當然比「凌遲」要好得多。皇帝畢竟與眾不同，在此表示了他的大慈大悲，對手無縛雞之力而待死的人給予了憐憫之情，將凌遲改為斬首。

可是，他的臣子們卻不這樣考慮。大學士明珠說：「耿精忠之罪，較尚之信尤為重大。尚之信不過縱酒行兇，口出妄言，耿精忠負恩謀反，且與安親王書內，多有狂悖之語，甚為可惡。」他的意思很明白，仍維持原議。

康熙持慎重態度，說「耿精忠等人，事關重大，著議政王大臣會同九卿、詹事、科道各部門官員共議」。

這種大範圍地動員朝廷各部門官員議耿精忠罪，徒具形式。因為罪名已定，皇帝意圖已是明顯，誰敢給精忠說情？更沒有人敢提出減刑。二十日，議政王等大臣會議，還是照康熙已表示的意見做出判決：將耿精忠等分別「凌遲」或處斬。康熙當即批准。名單如下：

革去耿精忠王爵，凌遲處死；其子耿顯祚革去散佚大臣，處斬；

精忠部屬徐文耀、王世瑜、白顯中、江元勳、曾養性、王振幫、蔣得、劉進忠等均凌遲處死；

判處黃國瑞、林芳孫、廖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呂應斗、武灝、司定猷、沈偉、郭景汾、羅萬里、祖弘勳、陳儀、陳斌、呂八斬首。

以上各犯，立即行刑處決。

其中，耿精忠、劉進忠兩人在處死後，割下首級示眾。

在處理這一「逆案」中，僅赦免了田起蛟、金鏡、李學詩、陳夢雷等四人的死刑，他們中有的是旗人，給予他的本主為奴；系民人的，要入官，給披甲新滿洲為奴。以上見《清康熙實錄》，卷100，11~13頁。

由撤藩而引起的一場戰爭，使撤藩不得進行，迫使朝廷宣佈停撤。經過八年血戰，才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問題：吳藩在戰爭中被武力消滅，耿尚兩藩也是通過武力，被強行撤去。其撤藩手段，不過是「擒賊先擒王」，分別把耿精忠、尚之信及其心腹逮捕處死，問題馬上就解決了。

從已揭示的史料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康熙對耿精忠、尚之信的處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謀殺。康熙撤藩，是既定國策，體現了滿族統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當然也符合封建中央集權的要求。耿、尚連同吳三桂及其子孫，再推而擴之，累及他們的部眾，都成了撤藩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