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與田令孜的主奴關係

皇帝與宦官的主奴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的情況下是按法令和倫理規範實現的，也有例外的時候，就是主弱奴強，也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宦官擅權。這種情形在東漢、唐朝和明朝最嚴重，而唐代尤有特點：連天子的廢立也常常由宦官來決定。從唐穆宗起，唐代有九個皇帝，其中穆宗(821～824年在位)文宗(827～840年在位)、武宗(841～846年在位)、宣宗(847～859年在位)、懿宗(860～873年在位)、僖宗(874～888年在位)、昭宗(889～903年在位)七個皇帝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825～826年在位)是穆宗冊立的，最後的皇帝哀帝(904～907年在位)是藩鎮朱溫所立，不關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國了，所以唐朝後期80年的國君是宦官所掌握的。唐僖宗在位期間爆發了黃巢起義，可是對其生活影響最大的還是掌權的宦官田令孜。

　　唐僖宗是懿宗的第五個兒子，受封晉王，兄弟八人，繼位時12歲。記載謂懿宗病危之際，下詔立他為太子，說他「孝敬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舊唐書‧僖宗紀》）。彷彿他的繼承大統真是由於人才出眾而為乃父所賞識。其實，他是在懿宗大行之後，由宦官神策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所立，是以即位之日就封他們為國公，並由他們在宮中執行政務。

　　少年繼位的唐僖宗多少有點痴呆，一味貪玩，不安心在宮中，常到兄弟們的王府中戲耍，愛斗鵝，使得鵝價上漲到50萬錢一隻。同宮中小優宦狎暱，他們因而恃寵驕橫不法。對同他一塊玩的人，高興起來就大量地賞賜，一天也要支出巨萬。和僖宗最親近的宦官是田令孜，田是四川人，本姓陳，唐懿宗時隨從義父田某進入內侍省為宦者，他認識字，有謀略，還在僖宗當晉王時就侍候僖宗，共同起臥。僖宗繼位後稱呼田令孜為父親，任用他為左神策軍中尉，把政事委付給他。田令孜知道僖宗昏庸，對其玩樂不但不行勸阻，反而加以助長，如僖宗賞賜無度，國用匱乏，田令孜教內園小兒勸僖宗沒收長安的中亞商人和國內商人的寶貨，有反抗的送到京兆府打死，得錢以糊弄唐僖宗玩耍。

　　田令孜深知僖宗不足畏懼，放膽胡作非為。賣官鬻爵，連報告都不用，徑直矯旨去辦。宰相盧阿附田令孜，諸事順著田的主意辦，並按田的意思去向皇帝作說明。王仙芝、黃巢起義業已發生，田令孜和官員瞞著僖宗，使他安心玩笑。左拾遺侯昌蒙嫉恨這樣的朝政，上書痛斥宦官「用權亂天下」，結果卻被賜死在內侍省。

　　及至黃巢大齊軍進入長安，唐僖宗倉皇出逃，有十幾個天真的軍士不讓僖宗走，說黃巢是幫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反把這些人殺了，讓僖宗往四川跑。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避難於蜀中，僖宗步此後塵，除四川的地理因素，還因田令孜的弟弟(或說哥哥)陳敬瑄擔任四川節度使，田令孜要僖宗入川，便於他們兄弟控制，就這樣僖宗逃到了成都。田令孜及神策軍既有保駕之功，因而晉官爵為左金吾衛上將軍、晉國公。成都駐蹕之處自然比長安狹小，僖宗不高興，每日與嬪侍喝酒賭錢麻醉自己，有時回想長安的生活而流淚。田令孜就說一些寬慰的話，什麼皇帝聖明啊，黃巢小賊就要被消滅啦，把呆皇帝說樂了接著玩耍，他好從容掌權。

　　田令孜犒賞從駕諸軍，卻不給當地的「黃頭軍」(戴黃帽，故名)，該軍不服，田令孜毒害其首領以事鎮壓，激起該軍作亂，這時田令孜關閉宮門，禁止百官出入。黃頭軍失敗後，左拾遺孟昭圖上書，說從長安出發時不要百官，這次又是只有宦官和皇帝在一起，可是皇帝是九州天子，不只是宦官天子，希望皇帝罷黜宦豎信用百官。田令孜根本就不把奏疏交給僖宗，而假傳聖旨，貶斥孟昭圖為嘉州司戶參軍，又派人在路上把他害死。孟昭圖在上書以前料到必然被害，果然是那個結局。

　　黃巢失敗，唐僖宗復回長安，田令孜以為勝利是他運籌帷幄的結果，更加專恣自肆，不容僖宗發號施令。說起這種情形，僖宗也流淚不止。這時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軍使，指揮的軍隊有新軍54都，每都1000人，左、右神策軍各27都，總數在10萬人以上。

　　長安官多、兵眾，財用不足，田令孜想增加財源，在安邑、解縣的鹽稅上打主意。原來這兩處歸鹽鐵使管轄，黃巢起義時唐朝把它交給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帶管，由王向中央交一部分食鹽。田令孜派義子匡佑到河中，態度傲慢，引起河中軍士不滿，匡佑回到長安，勸說田令孜削除王重榮，田令孜於是要把河中鹽利收歸中央，以便用鹽稅補養他的軍隊和打擊王重榮。王重榮不願放棄既得利益，抗言田令孜專擅，又聯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沙陀部，田令孜於是自將攻打王、李聯軍。結局是神策軍潰敗長安，乃縱火焚燒坊市和宮室，田令孜帶著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鳳翔，又要逃往興元，僖宗不願再走，田令孜派兵挾持以行。在這混亂中，邠寧節度使朱玫為控制天子，立嗣襄王李煴為皇帝，尊僖宗為太上皇，諸節度使擊殺朱玫，俘虜李煴，僖宗始得復回長安。

　　當唐僖宗在鳳翔時，諸鎮節度使上表請殺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隨從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專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也要求誅殺田令孜。在內外文武官員壓力下，唐僖宗並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為劍南監軍使，但仍留在身邊。後來田令孜實在混不下去了，帶領拱宸奉鑾軍到成都，以有病請求解職，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廣東儋縣)，但是他依託陳敬瑄並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個宦官楊復恭。楊復恭在鎮壓黃巢起義中立有功勛，為田令孜所忌。當田令孜在興元為眾人所痛惡時，唐僖宗任用楊復恭為樞密使，回到長安後，楊復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受封魏國公。唐僖宗病重之時還沒有指定繼承人，百官認為僖宗哥哥吉王最賢明，主張冊立他，楊復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壽王，竟自立了他，是為唐昭宗。朝臣敵不過宦官，這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唐昭宗與楊復恭的關係，簡直有點像唐僖宗與田令孜關係的重演。

　　田令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陳敬瑄，恰有義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動，搶佔地盤，田令孜向陳敬瑄說王建是我的兒子，把他招來，免得騷擾。陳敬瑄答應了，當王建在路上時陳敬瑄反悔，於是雙方交戰。唐朝令宰相韋昭度出任西川節度使，陳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奮力進攻，田令孜乃到王建軍中求和。王建軍進成都，先殺了陳敬，然後對田令孜用刑，田以當過十軍容使的高

　　官，不願屍首分離，被縊殺（《新唐書‧田令孜傳》、《舊唐書‧僖宗紀》、《新五代史‧前蜀世家》)。

　　唐僖宗與田令孜的關係，有三個階段的變化。從做晉王到在成都的後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與政事都依賴田令孜安排，故呼之為「尚父」，而田令孜也極力趨承皇帝，固寵，恃寵，從而發展自己的勢力和招權納賄；從成都後期到興元時期，田令孜把天子視為手中玩物，連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從而對他不滿；僖宗從興元回京，在朝內外官員的策動之下，終於拋棄田令孜。看來田令孜對僖宗有個加緊控制的過程，但到極點也正是他失敗的起點，可見皇帝儘管是傀儡，也還有他的一定權威，在一定條件下仍可以處置紅極一時、權盛一世的親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僖宗年齡小，又昏庸，12歲即位還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沒有受過嚴格的教育，從小就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樣的親信太監照顧生活和處理朝事。可見宦官專權的重要條件是皇帝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為此而創造條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軍左軍中尉、十軍容使，他掌握著軍隊，這就是他的權力的憑藉。兩唐書的作者分別在《宦官傳》裡講到內臣典軍對於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為監軍，使其權力常常超出統軍的節度使，唐德宗起把禁軍左右神策軍、天威軍交給宦官統帥，護軍中尉、中護軍皆為若輩，於是「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新唐書》)，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廢立生殺由之。唐代宦官權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軍成為定製，其權力就牢固了，具體人員可以變動，而其權力則不可動搖了，不可變更了。所以小人得志尚不太可怕，最可畏的是使小人得意的條件制度化，如此他們則要長期肆虐了。

　　前面談到田令孜養子匡佑、王建，他們原來也都是田姓宦官的養子。太監養假子是當時的習慣。宦官以養子培植和鞏固自己的勢力，用他們做內侍省、神策軍的首領，地方軍政長官。楊復恭派養子做州刺史，稱為「外宅郎君」，又用養子600人做諸道監軍，造成「天下威勢，舉歸其門」的形勢（《新唐書》)。養子勢大了也會與養父爭權奪利，互相削弱力量，但是宦官養假子基本起著維護其權力的作用，這也是內監擅權的一個條件。

　　凡是皇權加強的時候，就容易發生太監弄權的局面，東漢、唐、明宦官之禍都是出現在皇權強化的時代。皇權加重了，相權就會相對削弱，這時皇帝或因不信任文武百官，需要內臣去作偵刺；或因事權過分集中而忙不過來，需要宦官予以協助。種種原因，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太監，從而受制於家奴。唐朝皇帝就是這樣，害怕武人跋扈，把禁軍交給宦官，作繭自縛，不能自已。

　　唐僖宗與田令孜主奴關係的不協調，是唐代後期君主與家臣關係狀態的表徵，這是唐朝中央集權加強的形勢下，中後期藩鎮割據危及皇權的形勢下，宦官典軍的條件下，不可改變地出現童昏之君，為太監愚弄，太阿倒持，主奴關係不立。

　　宦官掌權，多半治理乏術，暴斂無藝，小人得志，正人受害，引起政治鬥爭，以至爆發戰爭，人民更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宦官弄權是亂政，是壞事情。太

　　監作為一種職業，是服侍人的人，他們去幹政，必然破壞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對是勢所必然的，也就是說朝臣、內臣的鬥爭(唐代南衙北司之爭)是不可避免的。宦沒有經過從政的訓練，不具備治理國事的素質，所具有的卻是引誘人主作惡的宵小本領，因此弄權只能敗壞政事，製造政治混亂。古人反對宦官干政，是從維護皇權立場出發，也是維護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級身份的觀念卑視

　　刑餘之徒的宦官。我們對宦官干政也持批評態度，是從政治體制及其社會後果的結合來考慮的，問題倒不在於他們的身份，而是他們不具備從政條件。什麼職業的人做什麼事，俗語說賣什麼的吆喝什麼，該幹什麼的不干他那個行當，卻偏要讓他幹行當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讓太監守其本分，司其職務，比讓他監軍干政或許會要好一些，即使對皇家本身也會如此。管理政事的應當由具備管理能力的人來從事，無疑政事會辦得好一些。

　　古代賢人常常對皇帝講「親君子遠小人」。太監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賢明之君不當受小人之累，但是歷代總有親近小人的皇帝。太監就在皇帝身邊，皇帝又是有著至高無上權力的，他一受太監影響，政治就要敗壞了，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們從唐僖宗與田令孜的關係，君主與宦者的關係認識到，「遠小人」的說教並不能解決多少問題，關鍵還在於皇權太重，他受一個人或某些人的影響，就會在政治的清濁中反映出來，所以君主獨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徹底清算的。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佔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延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傚尤。

　　這藩鎮之患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事蹟，則以德宗李適和憲宗李純兩朝最為顯著，他們之前朝廷對這些藩鎮無力過問，德宗開始不承認各藩鎮的世襲；憲宗則有系統的用軍事力量削平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蹟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借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７８２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是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７８３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佔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此，過去曾自動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閒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此有舊，也推戴朱此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７８４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此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鑑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８１９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後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藩鎮的問題，牽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處置所能解決。憲宗死後才幾個月朝廷派往成德與幽州的節度使，或被叛軍謀殺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亂也無成效。於是長安的政府再度承認現實，讓河朔三鎮自行其是。至此全國劃分為四十個到五十個「道」，其疆域數目也經常變更。各地節度使實際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異。所以藩鎮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只是長安的朝廷內宦官廢立君主，朋黨混淆政局，茲後還要面臨流寇之如黃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視藩鎮為「患」為「禍」了。

　　現存有關藩鎮之患或藩鎮之禍的資料，大抵根據「朝代歷史」的眼光寫成。我們在一千兩百年後，如果將過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楊炎之計，行「兩稅制」，等於放棄以往均田、租、庸、調、府兵等等「間架性設計」的組織與制度。唐朝初年的興旺，由於起先地廣人稀，下層結構緊湊簡單。於是繼太宗李世民之後，武後則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規模的組成新官僚體系，擯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將地方官的職權推得到廣泛的區域。其執行時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數學公式。其宗旨與傳統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習慣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稱聖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經濟蒸蒸日上，人口移動，各地區條件參差不齊，技術管制的因素也趨繁複。這種種變態，也正是以間架性相始終的文官組織力不能及之處。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戶政策已經使官僚集團和團結動搖，東南的物資由水運至長安，便開爭鬥之門，邊軍用募兵，購馬戰馬又要切實顧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軍事配備脫離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則是在極權政治之下，統計數字與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農村組織為單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盡不實之處，易為一村一地容納遮蔽，不致牽一髮而動全身。一到人員與物資叢集，各種因素互為關聯則其權利與義務無法交代時，必在組織中發生分裂作用。

　　兩稅製出於當時的需要在新體系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相磋商，決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貢獻。既是承包制度，則節度使必須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區內部人事的權力。可是這種種以地方作主的辦法，在中國歷史內向無成例，而且民智未開，商業組織幼稚，又談不上代議政治，於此就造成一種尷尬的局面，引起職業軍人之抬頭。

　　這當中的衝突不僅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爭，更因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這也就是說，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則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實際。楊炎雖作兩稅，仍著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書度支總統焉」一句話包羅殆盡。後者則可以劉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將財政片面商業化，將貨物買賣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兩人著眼之不同，雖同在中央服務，終造成兩個水火不容的體系，以致劉晏被楊炎讒殺。當日藩鎮之自主，也有趨向財政實用主義和重點主義的模樣。怪不得很多節度使對劉晏之死提出抗議。九世紀的國防也有了相當的變化。威脅北方的突厥，業已中衰。吐蕃之為患，端在蠶食疆土，很少大規模的內犯。回紇則既在邊區經商也間行剽竊，李唐王朝也用和親及互市的方法籠絡之。只是這些部落逼近長安，中樞責無旁貸，西南的南詔不足成為嚴重的問題。東北角之奚及契丹，則是鞭長莫及。過去的經驗，以官僚機構的方式對付這少數民族的問題，不僅經常坐失機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樞的責任觀念與形式主義所矇蔽，有時逼著少數民族造反。

　　《舊唐書》和《新唐書》的「北狄傳」都說安祿山事變後，奚及契丹，就沒有在河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騷擾。兩史都說各藩鎮本身利益之所在，他們既勤派斥候與巡邏，也不無端尋釁去覓軍功。所以從這角度看來，各藩之獨立自主，也融合於一上將邊防問題合理化解決的趨勢。所以牛僧孺就說，只要這些藩鎮能捍禦北邊，他們對朝廷的逆順，已不是重點之所在。

　　我們從各種跡象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確定的證據尚待繼續蒐集，但是《新唐書》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舉割據河朔三鎮及山東平盧的世家二十家，內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紇，更有契丹、胡及高麗各一家，他們都有中國姓名。奚兵則已在安祿山叛變時在長安出現。朱此手下的驍將李日月也是奚人。

　　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鱗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其馬必至駑下。可是九世紀的各項紀錄提到河北各鎮，則顯示其騎兵佔優勢。而韓愈文稱「冀北馬多天下」，其馬匹之出現為「群」。廬龍節度使劉總於公元８２１年棄官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馬一萬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節度使朱克融也稱進馬一萬匹羊十萬口，雖說後者未必確曾奉行，但是這些跡象，表示當地社會經濟情形非常特殊，已無可置疑。有些歷史家就認為當日河北是一個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同的社會。

　　綜合以上各種情形看來，唐朝後期之有藩鎮問題，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驚訝的則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繼續達百年之久。陳寅恪的解釋，則是朝廷能繼續以東南的物資支持西北的邊防，只要這歷史上的任務繼續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繼續存在。我們也可以說一定要到中國的國防重點由西北移至東北，以前為邊患的遊牧民族被新興的外患所替代，而這新興的外患有如契丹之遼，其本身除遊牧之外，也具備有農業的基礎，中國才會出現一個有競爭性的體制，與之周旋，北宋就在這條件下誕生。在過渡期間，「藩鎮之禍」只是新舊交替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現象。

　　再籠括敘述一次：這期間最大的變化為土地zhan有變質，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國家經濟不能繼續，稅制也放棄以前按人口水平徵取的原則，而滲入累進稅，徵取的範圍包括間架（房屋地產）、除陌（在預算裡強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詳細辦法由各地自理，軍備則一般上漲，這種種情形，是社會經濟進化的必然現象，只是已與初唐有很大的差別。對朝代言，藩鎮誠然為患為禍，然則他們在歷史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也仍產生了相當積極的功用。因為新兵制和新稅制必要一個新的行政機構主持。藩鎮之職位世襲，他們的繼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為地方政權則不能完全漠視其地盤內特殊的利害，凡此都與文官制度的統籌均一雷同的原則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構成。而他們組織一種精稅的部隊稱為「牙軍」，將他們統御的權力從節度使所駐在州輻射的布及於一鎮一道，雖說其稅收私自處理，大致仍採取「兩稅」的原則，這樣無形之中在技術上解決了很多極權政治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成為一種新體系，以後通過五代的局面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第二帝國」的歷史的演進中，曾產生推陳出新的功用。

黃巢

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８７０年間，「仍歲凶荒人飢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衝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併參與的徵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資治通鑑》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此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８７９年的夏天攻佔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的取得潭州（長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採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確定。又經過幾度迂迴之後，先佔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黃巢佔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係，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８８２年朱溫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軍」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長安。但是黃巢即東奔仍與唐軍麈戰達一年，終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東兵敗自刎，離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遠。黃巢的部隊渡過黃河兩次，渡過長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馳騁，也並不是「如入無人之境」。他初期在長江以北，避免攻堅，只是掠地脅迫人民參與他的行動。他的戰術，似得自王仙芝。《新唐書》說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慶南昌岳州長沙一帶（唐時為和、洪、岳、潭各州）。其戰法著重保持堅強的中樞指揮系統，同時向數處派出搜索部隊，如果某處敵方決心固守或準備迎頭痛擊即放棄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會一般防禦鬆懈，才給他有機會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關。然則這時防禦軍的主體之神策軍，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軍籍為長安富家子弟zhan有，他們借軍馬和制服裝威風，一到作戰臨時出錢雇貧羸之人替代。而且潼關的防禦也著重城樓，而忽視附近地形，因之也讓黃巢未戰先勝。

　　長安本身政治之混亂，也與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紀初期以來，有「北司」與「南司」的軒輊。北司為宦官的衙門，他們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適成立神策軍，宦官取得兵權，又廢立君主，有逐漸組成一個軍政府，與宰相所率領的南司抗衡的趨勢。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牛僧孺與李宗閔是同年進士出身，聲氣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脈相傳。李吉甫為宰相時牛僧孺和李宗閔曾在皇帝面前攻擊他。後來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後任宰相，也將父子以來的冤仇，牽扯到一起。除了他們個性與背景之外，其政策與立場也有顯明的差異。以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鬆，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採取主動，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能，也影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後相繼去世，他們的爭執已成了往跡。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絳即對憲宗李純說及：「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迄至黃巢佔領長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門戶派別，各不相讓。

　　這樣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在湖北擊敗黃巢軍的劉巨容就是一個典型。傳說有人勸他乘勝追擊黃巢，流寇可望全部殲滅。他即說：「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有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敵以為富貴之資。」他是否真如此直言，無法證實，但是這種態度則極普遍。即派往剿伐黃巢的大員如高駢與王鐸，亦無不如此。所以戰場上謊報敵情，各路缺乏協同，預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們作困獸鬥，有戰果不擴張，有時不戰先潰成為官軍一派普遍現象。因之政府陣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黃巢行動叵測，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勢限制，他能夠協定大部隊的行動，不可能沒有紀律及軍事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還是歸功於對方的弱點為多。

　　以上各種因素前後重疊互相印證，使我們看出黃巢的造反與一般民變的情形不同。唐代的覆亡，也與漢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異。農村問題與土地zhan有，當然與大問題有關，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環節。九世紀的中國社會，以過黃巢的騷擾，並沒有完全崩潰，有如魏晉南北朝的階段。以後宋朝的重新統一，也全賴都市裡的經營，不需要在農村裡改組。

　　可是黃巢的暴動卻徹底的暴露了政府機構間各種事物無法協定的真像。這種弱點也還是要追溯於稅收與財政。唐初的租庸調製，有如《新唐書》「食貨志」之所云，「以人丁為本」。這樣的設計，假使人口極少流動，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們的文官組織，也是一個龐大的扁平體，其中各種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換。中唐之後，這種情形已經有徹底的改變。楊炎的「兩稅」符合當時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諸一紙文書。這時候如何按畝抽稅，如何行累進稅制，如何徵收商人的資產稅，全靠州級以下地方官作主。地方分權的門徑一開，即再無法統籌歸併，各道對朝廷的進奉也稱「稅外方圓」，也有「日進月進」。北方的藩鎮既獨立自主，一到九世紀初期全國只有東南地區約佔唐帝國四分之一的地方還向中央按時繳納稅務收入，北方約有四分之一地方則全不繳納，其他約佔一半的地方則繳納無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無從覆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兩方的交代則稱有錢四十萬不對數。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採取承包制的模樣。８２１年鹽鐵使王播即一次進「羨余」絹百萬匹。這樣當然談不上吏治的澄清，也難怪文臣之中有黨派之爭，在這環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賴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軍費，大部靠鹽稅收入開支，時人就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其他的鹽池鹽井都給各地駐軍專利。

　　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斂重，容易激起民變，王仙芝作亂時其檄則稱「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黃巢與他同業鹽。在五代十國間為吳王的徐溫，創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據浙江的錢謬也都一度以販鹽曾經為盜。可見得政府之專賣食鹽與人民生計攸關，其間處置失當就可以使這一項利源成為變亂的淵藪。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圖裁減官吏兩千，其原因也是「財日寡而受祿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禁衛軍令），《新唐書》「食貨志」也歸結他的行動為「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並且黃巢亂後，他又和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兩池鹽利。兩池的收入向來為王所掌握，他只每年向朝廷歲貢鹽三千車。這時田募新兵，希望收回鹽利給餉。王重榮一怒之下，又進兵長安，引起僖宗李儼再度出奔。

　　從以上各節綜合看來，黃巢的變亂，證明內地的集體安全，需要一種新的體制，也與財政稅收息息相關。這時候長安的唐帝國無力出面領導。而且全國缺乏適宜的幣制，富戶居奇造成錢荒，通貨收縮之餘有些稅民所付賦為原額三倍。而全國省級單位有五十個道，也亟應收納歸併。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國之軍政府的一番調整，才能走上趙宋王朝的正規體制。在這種情勢之下，黃巢及其招討，只是推進歷史的工具，而不是歷史發展重要節目。有識者早已看穿個中奧妙。錢謬與鎮將董昌都是臨安人，他們在高駢指揮之下與黃巢作戰，可是錢對董說：「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捍禦鄉里為名而去之」。這樣看清大局，錢謬才能節省力量，以後他一手創立的吳越，統治浙江幾一百年，在五代十國間歷時最久，也可以說是在大時代變亂之中已先向歷史伸展一步。

五代十國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佔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這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蹟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裡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周的五個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裡，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垮台；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干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五床十國之產生，由於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一到八世紀，全國人文因素愈趨繁複，各地區的進展層次卻又參差不齊，其整個的毛病是一般情況與唐初行政設計的扁平組織發生距離。兩稅制一行，各地區又自行斟酌處理其財政，其數目字既加不攏來，於是文官組織之各種事務都能按品位職級互相交換互相策應的原則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難得公平合理，於是朝臣分為黨派，皇帝則無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筆公款組織禁軍信任宦官。一到內憂外患加劇，其分化的情勢也更明顯。

　　朱溫經唐朝賜名朱全忠，他後來又改名朱晃，是從黃巢陣容裡降唐的將領，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臨頭，不得不如此，已無關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歷史家所說「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有些人則說他不過策馬先行替天子開道），又是否全部矯飾，也與今人關係至微。這時他的目標則是重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於是讓自己被封為梁王，以掌握開封一帶的南北孔道。又誅宦官，強迫昭宗李敏遷都洛陽，以逼近自己的勢力範圍和中原物資。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諸道兵馬元帥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總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的事務則辭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圖已無法包瞞也無從遏止。因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產生一個如此大權獨攬的獨裁者。

　　這時候唯一能與朱溫對抗的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親朱邪赤心因勤王賜姓李。在收復長安的軍事行動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溫之下。茲後他以晉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盤（河東）作為沙陀騎兵的根據地。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中斷。即使昔日之戰友，如今分處兩地即為世仇。繼朱梁之後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晉，劉知遠之漢，和郭威之周，其創始人都先後出自李克用的軍事系統，雖然在血緣上說，他們和他們的繼承人屬於幾個不同的民族。

　　實際上五代不過是五個希望成為正規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極短的時間之外，都定都於開封（汴）。十國則系這五代統御不及的王國，也有前後重疊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長莫及時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據土的產物。唯一的例外則系梁唐晉漢周之周在開封成立時，劉知遠之弟也仍在太原稱帝，國號也為漢，歷史家則稱之為「北漢」，算作十國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個州，五代所謂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數。

　　當太原與開封展開鬥爭的時候，有一種側面的發展，在歷史上留下深遠的影響。此即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與開封作戰的時候向契丹乞援。後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見面之後石敬瑭承認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內，又及於察哈爾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門關以北。並石敬瑭稱耶律德光為父，每年又進奉絹三十萬匹。傳統歷史家都以為讓異族割據長城以南的地帶，又稱臣納款，造成歷史上至大錯誤。迄後中國不知費了多少力氣，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將軍徐達北伐，才算還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讓已四百三十年。

　　然則事實卻並不如此簡單。契丹發源於東北之遼寧吉林，中國古籍稱他們為「東胡」，實際則屬於蒙古語系。他們在隋朝即見諸典籍，在七世紀武則天時代即已蹂躪河北。唐朝末年，他們的首領阿保機（生於公元８７２年），開始引用漢人，建造城郭，奠定了農業基礎，又創造文字，開鹽鐵之利。在朱溫稱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稱帝，雖說還要待四十年後才正式立國為遼，但此時已有適當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時我們還要看清：當日華北沿長城一帶是一個漢人的多數民族的農業社會與少數民族遊牧社會互為出入的地區，終唐之世沒有一方取得絕對優勢。《新唐書》的「北狄傳」還說最後的一個廬龍節度使劉仁恭，曾和契丹訂約，以牧地換戰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見諸形跡。所以這一套的發展，並不完全由於石敬瑭之開門揖盜，契丹立國後進出華北，已是遲早間事，只是阿保機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國國內的間隙作拓土的根據手腕靈活而已。

　　從長時間遠距離的觀點看來，則是中國的政治中心由長安東移，其國防重點也同時東移，以後不僅契丹之遼，而且女真之金、滿州之清都發源於東北，即蒙古部落發跡的克魯倫河也仍是正北偏東。這中間的一段沒有被人注意的發展則是當日河東地區的沙陀勢力雖有分化作用，可是經過五代十國的階段，已漸為次要，以後北宋之征北漢，並不費力。而側面的契丹問題，則又成為主要。同時宋朝對付這種問題，開始採取一種競爭性的體制。敵方既已成為一個死對頭，則不能再以蠻夷戎狄的名義一味輕視，這種態度為漢唐之大帝國之所無，也不是茲後明清兩朝所能承襲。

　　按其實則一個國家和一社會採取軍事體制，即已經不期而然的採取了競爭性的態度。中國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鎮跋扈的時候，已具其端倪。當時各節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們掌管的城市裡，創設「牙軍」。牙軍原系衙內之軍，不過是節度使的隨身衛隊。便是一經各藩鎮提倡變成掌管者的親軍，如田承嗣在魏博時，「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眾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眾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進展到這程度，但是牙軍，成為優秀部隊，有特殊的餉項給養。內中的將校，又成為節度使的「假子」和「養子」，不僅職位世襲，而且隊伍一擴充時，他們就升任高級指揮官。其他的「外軍」和「團練」，則作為第二線和第三線的軍備。這樣造成一個全國皆兵的姿態。藩鎮的軍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鎮輻射而達於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縣的文官組織，至少也構成一種平行的機構，干預或獨斷民政。

　　這些藩鎮內的節度使對於「長史屬官任情補署」，則其經理稅收，已無一定的法則。不過照現存的史料看來，他們並沒有全部創設制度，而是按「兩稅」的原則大規模的擴充修正。田賦則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產稅，鹽樊專利懲罰嚴峻，酒醋官賣，及於曲蘗，貨物的進出則在各地設有轉口稅，通常由軍人掌握，即所謂「部曲主場院」。唐制節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軍事判官」，這時候各牙軍也有「押牙」，掌管經理與後勤。這些人員於是利用軍事組織，造成財政稅收的系統。五代時承襲這種體制，一般將稅收增加到最高限度，為傳統中國歷史所無，經過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裡指出，也見於各地方志的記載（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是因為藩鎮官員一般世襲，他們與所割據的地方，有同的利害關係，他們也能夠窺測到財源的所在，雙能負責作主，不致因徵斂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遙制只顧系統之完整，漠視各處實情之所不及。

　　五代對這種軍事財政體制，一方面給予承認，一方面也在逐漸加強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葉以後，常備兵以名稱作番號，有如「威武軍」、「長興軍」。五代時因襲這種辦法，節度使所管轄者為軍，也各有指定的防區。於是全國構成幾十個軍管區。《五代會要》列舉三十六個州改隸於各軍節度使的經過，證實其整個組織，實系一個龐大的軍政府。而樞密使的設置，則表示著中央集權的趨向。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時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三司」為鹽鐵、戶部和度支。一般說來鹽鐵所管為新型商業收入，戶部則掌握傳統的農業收入，度支則管轄交通和物品的轉運。把這些職責歸併於一個掌握，也表現著中央政府財政集中，有策應其軍事行動的準備。此外後唐於公元９２６年設官為「三川搜訪圖籍使」，９５８年後周派三十四人於諸州檢定民租，更顯得各地區各自為政的趨向已成過去。這一切措施對奠立宋朝的基礎都有相當的貢獻。

　　傳統的歷史家對於五代十國沒有多少好話可說。要不是「僭竊交興，稱號紛雜」，則是「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他們不知道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況且軍備和稅收提高，交通與貨幣的使用活躍，是中古時代刺激經濟成長的不二法門。「十國」在南方之「國」，經常在同一時期只有四個或五個。這樣的疆域與面積也比較便於管理，而以發揚各地區經濟的潛勢力，則較統一的大帝國凡事都要著重均一雷同的辦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國間經過初期分裂的爭鬥，開始承認及尊重鄰國的現狀。人質則經退回，各世家又約為婚姻，增進友誼，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賙濟。要不是因為北方的外患關係，這樣的安排不見得比統一的大帝國為低劣。

　　錢謬在浙江築海塘興水利。王審知在福建開甘棠港，提倡國際貿易。馬殷在湖南種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銷於華中各地。又鑄鉛鐵錢，以賤值的貨幣促進民間的商業。這種種作為也不是統一大帝國的官僚組織所能隨意創製而能勝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頭，文士揠蹇。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業的際會，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機緣，所以在這非常時期，產生了一個馮道，他替一般人民請命，保存了傳統統一政府行政的邏輯。一般的作史者，對付這樣一位「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的「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又不能隨便褒貶，也只好把他當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讓他去自命為「長樂老」了。

五代十國牙兵制度初探

從公元907年到960年，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大規模分裂割據的「五代十國」時期，割據者之間，「勢均者交斗，力敗者先亡」〔1〕，充滿著激烈的混戰。他們深知要消滅對手，割據一方，進而擴疆拓土，攫取皇位，必須以軍隊為主柱。在全力擴軍中，普遍重視推行牙兵制度，召募壯勇，精心扶植，作為依靠力量。研究牙兵制度，可以尋繹出五代十國兵制的脈絡。本文擬根據常見的史料對五代十國的牙兵制度加以鉤稽梳理（不涉及禁軍），以求正於方家。

　　一、五代十國牙兵的起源、發展及其性質

　　牙兵，即親兵或衛兵。親衛軍中國自古有之，而五代十國的牙兵，則是中唐以後節度使的私兵，是節度使專兵的產物。

　　親衛兵為什麼稱牙兵呢？這是從「牙旗」一詞引申出來的，牙通衙，古代大將出鎮，例建牙旗，仗節而行，因而他們的官署稱牙，後作衙。唐朝節度使是獨鎮一方的將帥，他們出鎮，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援古例稱官署為牙，稱所樹之旗為牙旗，稱所居之城為牙城，所居之屋為牙宅，稱朝見主帥為牙參，稱所親之將為牙將，衛隊為牙隊，而親衛兵則稱牙兵。

　　那麼五代十國的牙兵起源於何時？又是如何形成制度的呢？我們認為中唐以來均田制、府兵制破壞，募兵制的出現，為牙兵制度的產生開闢了廣闊的前景；節度使成為專職，為牙兵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滋長的溫床。

　　唐承隋制，初年實行均田制，在此基礎上實行府兵制，唐朝中期以後，均田制破壞，不得不用召募方式來補充兵員。從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開始，召募壯士充宿衛。「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又建策，請一切罷之，別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2〕這可以看作是唐朝正式用法令形式實行募兵制的開始。隨後邊鎮戍兵乃至地方武力也基本上用募兵解決。募兵制的實行，為牙兵的產生創造了一個前提條件。唐睿宗景雲二年（711）開始建置節度使，成為固定的職官。「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3〕開元以來，朔方、隴古、河東、河西、磧西、幽州、劍南、嶺南諸鎮皆置節度使，士兵逐漸為節度使所專，軍隊則成為藩帥私人的武裝力量。由此可見，牙兵起源於中唐時期。

　　那麼牙兵制度又是怎樣發展的呢？安史之亂以後，投降唐王朝的叛軍節度使搖身一變而為唐朝節度使，平叛有功的將領也都被任命為刺史、節度使，致使唐朝國門之外，方鎮林立。「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將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土地為其私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4〕藩鎮各節帥都募編勇悍強壯者以為親兵，寄以心腹，視為爪牙，使牙兵制度普遍發展。魏博牙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田承嗣本是安祿山部下，隨安祿山反叛，為前驅，陷河洛。安史之亂平息後，田承嗣投降唐朝廷，一切不問，仍任命他為魏博節度使，他便查核戶口，加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田，壯者在軍，不數年有眾十萬，又擇矯健強力者萬人，號牙兵。這支牙兵專橫跋扈，盤根錯節，一百五十餘年間，主帥史憲誠，何進滔，韓允中，樂彥禎，趙文弁，羅弘信的廢立，都經過牙兵之手。當時諺語說：「長安天子，魏府牙軍。」勢力十分強大。羅弘信死，子羅紹威繼任節度使，厭惡牙兵專橫，欲除之而力不足，於是借朱溫之力，裡應外合，夷滅牙兵八千家，州城為之一空。而羅紹威勢力也就一蹶不振，受制於朱溫，因而追悔說：「合＊＊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5〕這是牙兵的大發展期。唐王朝鎮壓黃巢起義以後，名存實亡，進入五代十國，牙兵制度則被推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五代十國的牙兵，既然是節度使專兵的產物，其性質則是節度使私人的武裝，是私人之職業兵。受到節度使的優厚待遇，居於其他軍士之上，驕橫難制，是帶有五代十國封建割據這一時代特徵的特殊的私人武裝力量。

　　二、關於五代十國的牙兵

　　史書所見五代十國牙兵的番號

　　牙兵的番號，有的稱都，有的稱軍，有的則逕稱牙兵而無番號，現鉤稽其有番號者於下：

　　廳子都。這是後樑朱溫的一支親軍，大致是馬軍。職責是帳前宿衛，選拔比較嚴格，必須是「富家之材武者」。大順元年「命歸厚以所部廳子馬直突之，出沒二十餘合」。〔6〕落雁都。後樑朱溫針對朱瑾的雁子都而置，建於唐昭宗初期，以朱漢賓為軍使。當時任宣武節度使的朱溫為擴充勢力，全力進攻兗、鄆等州。泰寧節度使朱瑾，選募驍勇之士組成雁子都，成為與朱溫作戰的先鋒隊。朱溫便針鋒相對也挑選勇士數百人組成落雁都，與雁子都相抗衡。「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為一軍，號為『落雁都』，署漢賓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雁』」。〔7〕銀槍效節都，也稱銀槍效節軍。後樑魏博節度使楊師厚置。楊師厚投降朱溫後，於梁開平五年殺魏牙將潘晏、臧延范，逐出節度使羅周翰。朱友珪篡位，任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8〕據《清異錄》云：「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材多可用，楊師厚時，銀槍效節都皆采於此」。〔9〕可能因槍的材質較好，故稱銀槍。天興軍。朱溫置，朱友貞任左天興軍使。「時太祖初置天興軍，最為親衛，以帝為左天興軍使。」〔10〕朱溫禁軍中有天興軍，可能沿用舊時牙兵番號。

　　鴉軍。後唐李克用置。李克用任雁門節度使時所選沙陀親軍，以騎兵為核心。克用軍衣皆黑，「故謂之鴉軍」〔11〕。精銳無比。「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12〕

　　義兒軍。後唐李克用置。「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歐陽修《新五代史》中列有《義兒傳》，他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這是一支最為親信而精銳的牙兵。

　　帳前銀槍都。後唐李存勖於915年置。魏州銀槍效節都為後樑楊師厚所置。楊師厚卒，末帝懼魏博牙兵驕橫難制，便割天雄軍相、衛、澶三州別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貝、博三州仍為天雄軍，以賀德倫為節度使，以分魏博牙軍勢力。魏州牙兵不從，牙將張彥煽動牙兵說：「朝廷以我軍府強威，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發動兵變。逼其上復魏博六州之地，末帝不從，李存勖以極大的智勇，殺死張彥等為首七人，兵不血刃，佔領魏州，將銀槍效節軍八千人置於自己麾下，號帳前銀槍都，成為一支勇悍的親軍勁旅，在對後樑作戰中得其死力，功勛卓著。〔13〕以李建及為帳前銀槍都大將。金槍都。李存勖置。「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14〕

　　橫衝都。李克用於公元896年置，以李嗣源掌之。李嗣源為李克用掌親騎，「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目帝為李橫衝。」〔15〕

　　鐵林軍。唐昭宗乾寧中李克用置，以周德威任鐵林軍使，袁建豐任鐵林都虞侯，李建崇任鐵林都將。〔16〕

　　天威軍。公元936年後晉石敬瑭置。「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余，村民不嫻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為盜。」〔17〕石敬瑭悉收為兵。

　　殿前諸班。公元954年後周郭威置。「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令太祖皇帝（趙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18〕周世宗「以矯健勇猛之士，多出於群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19〕進一步擴充他的隊伍。

　　黑雲都。吳楊行密置。朱延壽為黑雲隊長。行密以三十六英雄起自草澤，唐以為淮南節度使，擊敗孫儒。「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20〕黑雲都的番號吳至南唐一直保存，是君主的親衛軍。

　　黑雲長劍。吳楊行密置。「時太祖勁兵數萬，號其軍為『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稱三十六英雄。」〔21〕

　　爪牙都。寧國軍節度使田頵置。「頵居恆畜死士數百人，號『爪牙都』，所向無前，得其死力。」〔22〕

　　銀槍都。吳楊行密置。以袁禎為銀槍都使。「袁禎，陳州人，初從太祖為銀槍都使。」〔23〕作用和聲望不及李存勖帳前銀槍都。

　　雁子都。泰寧節度使朱瑾於唐昭宗初期置，用為先鋒隊以進攻朱溫。「梁祖之攻兗、鄆也，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雁於其額，號為『雁子都』。」〔24〕

　　親騎軍。前蜀王建置。「建起自利閬，親騎軍四百餘人，皆拳勇之士，執紫旗，各有名號，凡戰不利，輒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披靡。」〔25〕

　　決雲都。前蜀王建置。「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趣渝州。」〔26〕王建還建有決勝都、威信都、破浪都等。

　　義勝軍、定遠軍。後蜀孟知祥置。明宗天成元年（926），孟知祥任西川節度使，「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諸軍，左右牙等兵，凡十六營，共萬六千人。」〔27〕

　　破柴都。後蜀孟昶置。「是時我軍皆繡斧形衣，號曰：『破柴都』。以周主本姓柴也。」〔28〕這是臨時性措置，針對周世宗柴榮的進攻而設，無非是討個吉利，想僥倖取勝。

　　八都兵。兵擴大為十三都兵，唐廣明元年（880）董昌、錢鏐置。「董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鏐率十三都兵。」〔29〕這是錢鏐據有兩浙的基礎力量。另錢鏐還建有「向明都」。

　　感恩都。威勝軍節度使董昌置。「昌乃集無賴子，斷腕截耳，號曰：『感恩都』，以備腹心。」〔30〕

　　後樓兵。鎮海節度使周寶置。「鎮海節度使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31〕

　　拱宸、控鶴都。閩威武軍節度使王延鈞置。「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二都，命（朱）文進為拱宸都將，（連）重遇為控鶴都將，號親兵。」〔32〕

　　宸衛都。閩康宗王繼鵬置。「初帝募勇士二千人為腹心，號宸衛都，賜予給賞獨厚於拱宸、控鶴二都。」〔33〕

　　媚川都。「南漢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名媚川都。」〔34〕

　　艦都。清海軍節度使劉龑置。水軍。「暨彥龑乾和時累官巨艦指揮使，常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為中宗離宮之費。」〔35〕南漢都廣州，靠近南海，故多置水軍。

　　銀槍都。天福八年（943）楚馬希范置。「十二月，王置銀槍都八千人，為長槍大槊，鎏以白金，募富民年少者充之。」〔36〕

　　靜江軍。楚馬希萼置。以楊定真為靜江軍使。「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號靜江軍。」〔37〕

　　定霸都。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置。唐天祐三年（906）「梁攻滄州，劉仁恭調其境內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文其面，曰『定霸都』。」〔38〕

　　從五代十國有史可查的牙兵番號中看出：牙兵制度是五代十國兵制中的一個最為普遍的制度。有番號的僅僅是五代十國眾多牙軍中的一小部分，但從中也可反映出五代十國兵制的概況；五代十國的節度史、刺史，除了安史之亂前後設置的鎮節外，絕大部分是鎮壓黃巢起義後產生的，這些節帥大都是從牙兵、牙將出身，然後統率牙兵，嗜殺成性，貪婪凶殘，是一群缺少文化修養的武夫；節度使、刺史都依牙兵為干城，讓牙兵享受優厚的特殊待遇，通過他們來控制其他士兵；有些牙兵有針對性，屬於戰爭需要臨時設置，如後蜀「破柴都」，朱溫「落雁都」等；五代十國牙兵兵種則有步兵、騎兵、水兵。

　　五代十國牙兵的來源。

　　五代十國的牙兵，主要是軍閥向社會召募而來，但仔細分析，大致有幾個來源。

　　首先，向社會簽發為兵。如劉仁恭的「定霸都」，是利用其盧龍節度使的地位和權勢簽發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備軍糧從軍，得二十餘萬人，並非自願。

　　第二，向社會召募。如閩康宗募壯士二千人為腹心。朱溫召募武勇之士為軍。

　　第三，在節度使軍士中選拔。《舊五代史明宗紀三》詔：「節度使、刺史所置牙隊，許於軍都內抽取。」如楊師厚選軍中驍勇數千人，給賜優厚為銀槍效節都。

　　第四，養假子為牙軍。養假子為親兵起自唐末典兵的宦官。「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39〕楊復恭養胡弘立等為子，眾至六百人，號為「宅外郎君」。由此，諸將爭相倣傚，安祿山養假子八千人。李嗣源等都是他的養子，組成一支英勇善戰、忠於自己的義兒〔40〕

　　第五，國家派遣軍士作為節度使、刺史牙隊。「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西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41〕

　　第六，召集良家子為牙兵。如朱溫召募富家之材武者為帳前宿衛。

　　第七，改編降卒為牙兵。如楊行密收編孫儒降卒五千人為黑雲都。

　　從五代十國牙兵的來源看，成分比較複雜，特別是召募大量無賴子，散兵游勇，驃悍盜賊為兵，更增加了牙兵隊伍的凶殘貪婪，桀驁難制。

　　五代十國牙兵的組織體制。

　　五代十國節度使的牙兵，常以「都」或「軍」為番號，其組織體制，因史料闕失，難以稽考。但五代十國處於承唐啟宋地位，我們可以從唐代兵制、宋代兵制以及五代禁軍體制中獲得一些線索。就五代禁軍來看，後樑禁軍承唐之舊，由六軍諸衛和侍衛親軍兩部分組成。唐明宗創置侍衛馬軍後，侍衛馬軍、侍衛步軍遂成為禁軍的兩大主力，六軍諸衛地位逐漸下降。周太祖時，殿前軍地位不斷上升，逐漸成為與侍衛馬軍、侍衛步軍鼎足而三的力量，周世宗改革兵制，殿前軍地位又有較大提高，開啟宋代殿前司與侍衛司分掌禁軍格局。其組織體制則採用廂、軍、營、都四級編制。宋承五代舊制，以廂為軍隊編制單位，二萬五千人，廂下有軍，軍下有指揮，指揮下有都。「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42〕根據以上情況，我們結合五代十國出現的官稱，對以下問題略加探索。第一，關於「都」。

　　「都」是唐末五代至宋一種軍事編制單位。每都一百人，馬軍設軍使，副兵馬使；步軍設都頭，副都頭。而節度使牙兵的「都」，卻具有雙重意義，一是節度使的一支親軍，由節度使統率，相似於禁軍中的軍級編制。二是節度使軍隊中的一級編制。在史書上，常有都頭，副都頭；軍使、副兵馬使等官名出現，我們有理由認為節度使牙兵中也有都一級的編制。

　　第二，關於節度使牙兵的編制。

　　在記載五代十國史書中我們常常見到牙內馬步都指揮使、都指揮使、都虞侯，指揮使，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牙將、隊長、牙校以及節度使、副大使知某軍，判官，推官，節度都押牙，左右都押牙等職官出現，也見到軍、營、都等級制。因此我們認為節度使牙兵的組織為節度使─軍─營─都編制。節度使為主帥，軍設都指揮使，營設指揮使，都設軍使、副兵馬使（騎兵）；都頭、副都頭（步兵）。其軍政事務由都押牙或左右都押牙管理，行軍作戰則由節度使、都指揮使、指揮使，都頭指揮。都指揮使以下軍官可泛稱大將、都將、牙將。

　　第三，關於都以下的編制。

　　都以下又如何編制，《十國春秋》卷六《李厚傳》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李厚「為楊行密黑雲隊長。朱延壽知壽州，厚實在兵間，汴軍數萬圍壽州。延壽軍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厚統十旗往擊。」又據同書卷十三《朱延壽傳》載：「延壽新軍出，每騎五位為列。」從上述材料看，黑雲都的編制以五人（騎）為列，五列25人（騎）為旗，十旗250人為隊，隊以上為都。其官稱可能是伍長，旗正（頭），隊長。旗、隊長官可能泛稱牙校、列校，伍長則稱小校。以上僅據朱延壽黑雲都編制推知，自然不能代表五代十國牙兵編制情況，僅供參考而已。

　　五代十國牙兵的特點。

　　第一，驍勇善戰。

　　五代十國牙兵經過精心選拔，驍勇善戰，在軍閥混戰中，往往對勝負起決定性作用。李存勖「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43〕如公元918年12月胡柳之戰時，梁軍賀環結陣而來，晉軍驚潰，周德威不能制止，父子皆戰死。李存勖只好據高丘收散兵。陂中有土山被賀環引軍佔領。李存勖對將士說：「今日得此山者勝，我同你們一起奪取它。」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李建及率銀槍軍繼進，遂控制制高點，入夜，李嗣昭、李建及率銀槍軍大呼陷陣，梁軍大敗。晉軍依靠銀槍都終於反敗為勝，然後強渡黃河，終於消滅梁朝。類此例甚多，不贅。第二，桀驁難制。

　　五代十國的牙兵，雖驍勇善戰，但又恃寵而驕，桀驁難制，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成為禍亂之源。五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44〕都有牙兵參與其事。朱溫是被其子朱友珪與左龍虎統軍合謀，率牙兵五百人，中夜斬關入寢殿，用刀刺死。後唐李存勖依靠帳前銀槍都牙兵之力滅梁後稱帝，由於劉皇后惜財，不能滿足魏州牙兵貪得無厭的慾壑，皇甫暉、張破敗率牙兵作亂，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率牙軍射死李存勖。「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45〕真是興也牙兵，亡也牙兵。至於牙兵廢立節度使、州刺史則更是家常便飯，史不絕書。

　　牙兵之所以桀驁不馴，篡弒叛逆，無法無天，完全是軍閥們自己造成的。他們依牙兵為靠山，百般寵幸。如李克用親軍萬名，皆邊部人，動違紀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為言，武皇說：「今四方諸侯皆懸重賞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則棄吾，吾安能獨保此乎！」〔46〕李克用的話說出了五代十國軍閥的心聲，他們害怕親兵叛亡，自己孤立無援，因而姑息遷就不敢用紀律約束他們。更有甚者，軍閥們為了達到自己目的，慫恿牙吸乾壞事。如王建想佔領成都稱王，「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為之耳。」〔47〕竟鬧出了這樣的笑話，小校韓武，多次在節度使正廳上馬，牙司阻止他，韓武發怒說：「司徒（王建）許我迭日為節度使，上馬何為！」王建也奈何他不得，只好暗地裡派人將他刺死。所以牙兵的專橫跋扈完全是軍閥驕寵出來的，牙兵的危害性也就從這一特點中體現出來。牙兵的危害性也被契丹耶律德光看到了，他在公元947年侵入中原稱帝時下的第一道詔書中就說：「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48〕深知要坐穩皇位，必須削奪節度使私兵。

　　五代十國牙兵隨主帥稱帝而成為禁軍。

　　牙兵不是一成不變的，牙兵是禁軍的先導，禁軍是牙軍的發展。當掌兵者稍具國家規模時，則將牙軍升格為禁軍。「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49〕他常到左右龍虎軍宴群臣，讚揚說：「龍虎軍，親兵之內實冠爪牙。」〔50〕李存勖建立後唐，也把原有牙兵升格為禁軍。以侍衛親軍屬皇帝私兵，由稱晉王時帳前親兵組成，享有相當多的特權，直接接受皇帝控制。石敬瑭建立後晉後，他將原任藩帥時牙兵升為禁軍，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為侍衛馬步軍都虞侯，統領全部禁軍。

　　設置檢察官檢察牙兵。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專橫跋扈的牙兵，五代十國時也曾設置檢察官員對他們進行檢察。據《十國春秋》卷八十七《余萬頃傳》載：「余萬頃，字九疇，睦州人，事忠懿王為武林檢校，察諸軍事，左右親軍靡不畏憚。」吳越國設置對牙兵的檢察機構和檢察官員，對親軍進行監察，雖屬特例，可見他們已注意到對親兵的約束，這對於吳越國執行保境安民政策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五代十國牙兵與宋初兵制改革

　　趙匡胤建立宋朝後，立即著手改革兵制，這個改革有鮮明的針對性，針對五代十國節度使私人掌兵和牙兵專橫跋扈而發，「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在防止私人掌兵這一點上做文章。

　　趙匡胤生長於五代之世，後應募居周太祖帳下，在澶州親見軍士用黃旗加身擁郭威為帝。受知於周世宗，代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點，掌握禁軍的指揮大權。世宗卒，策劃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為天子。他深知節度使掌私兵的危害性。如何在募兵制的條件下，將軍隊牢固地控制在封建帝王手中，消除驕兵悍將和藩鎮勢力對中央的威脅，使新建的宋朝不致成為後周以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這是一開始就擺在趙匡胤日程上的重大課題。趙匡胤就是從消弭節度使專兵出發，在加強中央禁軍和消弱節度使權力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兵制改革。

　　趙匡胤首先接受趙普「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51〕的建議，從建隆二年開始把殿前都檢點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去掉殿前都檢點一職，由皇帝直接指揮禁軍。其次逐步削奪節度使兵權，通過軟硬兼施、物質誘惑等方法讓高懷德、石守信、王審琦、張令鐸等大將罷去軍使，交出兵權。其三，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王彥超、武行德等列於環衛，削去兵權，使其俯伏駭汗，聽命不暇。

　　在此基礎上將禁軍改組成殿前司和侍衛司，殿前司設殿前都指揮使，侍衛司設步軍都指揮使和馬軍都指揮使，所謂三帥，分別統領禁軍，而把權力集中在皇帝之手。設置樞密院，由文臣任樞密使，把皇帝的握兵權與樞密使的調兵權和三帥的統兵權分開，分而治之，互相制約。將二十萬禁軍一分為二，十萬駐防京師，十萬屯地方各路，內外相制，重內輕外，居重馭輕。禁軍將領實行轉員之制，經常調動，使兵將分離，做到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無重權，難以結成盤根錯節的爪牙，恃兵傲上。改節度使為榮銜，由親王遙領。總之宋初的兵制改革，從指導思想到具體措施都是針對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私人專兵而來，可以說是對唐末五代兵制演變的一個總結，使唐末五代綿延不絕的政變得以消除，消弭了統治者的心頭之患，使節度使私兵制度這個毒瘤得以割除，保證了軍隊的長期穩定，軍權牢固地掌握在皇帝之手。經過宋初的兵制改革，牙兵制度也走到了它的盡頭，退出歷史舞台。使趙宋王朝的統治長達三百餘年之久。

　　五代十國牙兵制度是節度使專兵的產物，它起源於中唐，興盛於唐末，歷五代十國而達到頂峰，至宋初逐漸消亡。從這個演變軌跡的反面，人們也可以隱約地體察到歷史正循著由分裂到統一的方向緩緩前進。

五代十國時期的軍事體制

唐朝滅亡後的50餘年間[907—960)，中原地區出現相繼更替的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週五個王朝，中原以外尚有並立的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荊南、北漢等割據政權，史稱五代十國。在這「興亡以兵」的時期，軍隊舉足輕重。藩鎮皆握兵權，「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新唐書‧兵志》)，致使軍閥混戰，社會動盪劇據分裂嚴重．王朝更迭頻繁，其軍事制度也混亂多變。

　　軍事領導體制五代之初，如後樑，中央尚無統一的全國軍事機構，後唐以降，才逐漸建立統—的禁軍指揮系統，以樞密使為長的樞密院形成為全國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樞密位一職；來源於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以宦官掌管樞密，承受表奏、出納王言。後置為專官，入則參預軍國大政，出則典領禁軍，直接攬權干政。唐亡前夕廢樞密使。後樑時，革宦官掌樞密十政之弊，改置祟改院，由文士任祟政使，預聞機要。後唐復稱樞密院，有關內外軍政長官與將帥任命，軍隊調發、屯戍，糧食徵調，馬政控制及甲仗發放等軍國要政全由其掌領，但不直接掌管軍隊的指揮。樞密使地位實際高於宰相，並以諸衛將軍充任都承旨、副承旨等屬官。後晉始以武將任樞密使，主征伐。到後周，樞密院專掌全國軍務，成為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關。

　　五代各朝帝王多出自藩帥。全以親軍(牙兵)擁立攫取皇位，故非常注重親自控制親軍，強化對中央禁軍的統御。後樑沿襲所末舊制，以六軍諸衛為中央禁軍，並始置侍衛馬步軍為皇帝親軍。六軍諸衛內統軍和將軍統領，侍衛親軍則由皇帝自統。後唐初，以蓄、漢馬步諸軍總管統治諸部騎兵及漢兵，後用唐制，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判(兼)六軍諸衛事，成為中央直轄各軍的統帥。後晉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升為最高統兵官，統領全部禁軍，六軍諸衛制遂廢，侍衛飛步軍成為中央禁軍的總稱。後漢沿後晉之制。後周另增殿前部點儉、統領毆前諸班馬步諸車，與侍衛馬步軍平列，形成殿前與侍衛兩司分享中央禁軍的體制。五代時，地方自鎮以上置使掌管軍事，如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等，且冠以地域名稱。州鎮軍、郡主將以上軍職，由朝廷任免。戰時，各級所轄軍隊奉詔出征，分設招討使、都統、都部署、行營都指揮使等率領作戰。將帥之職則由受命征伐的蕃帥充任，戰畢及免。

　　五代武裝力量可分為中央禁軍、地方軍和鄉兵。中央禁車，為軍隊主力，包括禁衛六軍與侍衛親軍兩部分，皆由皂帝直接控制。六軍備分左、右，實為12軍。軍隊名號繁多，如後樑，六軍有龍虎、羽林、神武、天武、英武天威等l貸上系軍直立駿、天興、神捷、廣勝等。後唐將禁衛六軍的左右羽林改為左右嚴衛，左右龍虎、神武改為左右捧聖，納入侍衛親軍系統，最為親要。後又改嚴衛為寧衛、捧聖為彰聖。後晉則改寧衛、彰聖為奉國、護聖。至後周，將奉因改名虎捷步軍，護聖改名龍捷馬軍，隸屬侍衛司，與殿前司之控鶴步軍、鐵騎馬軍共為後周中央禁軍中四大主力。

　　　　地方軍，分隸於州鎮。多襲唐末蒲鎮舊制，主要由牙軍(或稱衙軍、元從兵、廳直軍)編成，屬藩帥自置親軍，實為藩鎮軍。它既是五代軍隊的基於，也是私人武裝的核心。此外，還有義兒軍，即由藩帥選驍勇善戰者結為義子組成的親軍，並以有顯著戰績者任軍使，與藩帥形成密切的人生依附關係。地方軍主要駐守牙城(藩帥治所)，兼有征伐與戊邊守備之責，並隨藩帥遷留。

　　　　鄉兵，是守衛鄉土的民兵。亦偶補正兵不足，應調參戰。鄉兵的組成，多從在鄉丁壯中徵集。後唐劍南東川節度使徵集民兵，於劍門北防守水定關。後晉規定每7家稅戶出——兵，共備兵械、改裝，組成義軍，並將諸州所集鄉兵7萬餘，通以「武定軍」為號。後周在秦州一帶編點稅戶充保毅軍，教習武技，征役時官發口糧。此外．吳、南唐、後蜀、楚等國亦有鄉兵。吳有「團結民兵」，南庸、後蜀、楚有鄉軍或鄉兵，均用以自衛鄉里。

　　　　軍隊編制五代中央軍編制，各朝不甚一致。至後周，待衛親軍和殿前軍逐漸形成廂、軍、指揮(營)、都4級編制序列。廂分左、右，每廂轄10軍，設廂都指揮使1人，每軍轄五指揮(營)，設都指揮使、都虞候各1人；每指揮轄5都，約500人，設指揮使、副指揮使各1人；每都100人，步軍設正副都頭(或軍使)、馬軍設正副兵馬使各1人。後周殿前軍置正副都點儉、正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1人，統領散員、散指揮、散都頭、內殿直、散抵候、東西斑承旨、大劍直等諸班直。諸班直皆選拔驍健的武士編成。地方軍編制，由於各鎮轄境大小不同，所設牙兵人數不等，少則幾百．多則幾干，有的上萬。基本建制單位為指揮(營)，每營約500—1000人。後唐孟知祥鎮蜀時，有牙兵16營，共1.6萬人，每營即為1000人。

五代以步兵為主，馬軍(騎兵)居次，水軍亦有一定比例。水軍南方多於北方，江南的吳、南唐、吳越、楚、閩和蜀等國皆置；中原五朝的後唐置水軍5都，後周亦建有水軍。水軍多以指揮使統領，常冠飛掉、樓船、戰悼等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