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式民主

凡爾賽和約

　　1918年11月11日，法國瓦茲省貢比涅森林。

　　一條鐵路旁軌上停放著協約國軍總司令福煦元帥專車，車廂裡正舉行著協約國和德國之間簡短的停戰協定簽字儀式，一場世界大戰終於結束了！再沒有那一公頃土地上落下五十噸炮彈的「凡爾登絞肉機」，以及那可怕的伊普爾毒氣了，曾經的戰場很快就會變得像車窗外這一片靜謐的貢比涅森林。德國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從內心來說並不是很勉強地就簽了字。

　　1919年2月6日，德國魏瑪新國立劇院。

　　德意志共和國國民議會的大會從剛剛發生過共產黨起義的首都柏林遷到這裡舉行，劇院周圍仍然戒備森嚴。五天的會議選舉了社會民主黨主席艾伯特為總統，謝德曼為總理，正式產生了由會議舉辦地點而得名的「魏瑪共和國」第一屆內閣。

　　1919年6月28日，法國巴黎凡爾賽宮鏡廳。

　　這個著名的大廳又在上演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幕現實劇，在富麗堂皇的半圓形大拱頂下，在戰勝國代表的歡呼聲中，德國代表團被迫簽署了令他們感到屈辱的《凡爾賽和約》，戰敗的德意志帝國就此給新生的魏瑪共和國深深地埋下了一個禍根。憤怒的德國民眾把一切都歸罪於新共和國，各地大大小小的騷亂、暴動不斷，繼1919年1月4日爆發了德國共產黨領導的柏林起義後，由右翼軍人領導的一場更大規模的「卡普政變」又在柏林發動了。到處是痛苦、迷茫、生活無著、心懷不滿的退伍軍人，他們來自骯髒的前線戰壕，來自被遣返的外國戰俘營，或者是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像殘忍海盜一樣的「自由軍團」士兵，他們蔑視法制，只服從自己戰時的部隊長官；他們仇恨共和國，希望把簽訂停戰協定和《凡爾賽和約》的「11月罪犯」們吊滿柏林的每一根街燈柱。那個停戰的1918年11月在靜謐的貢比涅森林裡的埃茨貝格爾，將在另一處森林裡遭到報復，1919年他在德國西南部黑森林度假時被自由軍團「埃爾哈特旅」的一名士兵暗殺，屍體上佈滿了足足十二個子彈孔。

　　人們現在已經不願意提起魏瑪共和國了，只是會這樣問：戰敗的德意志，將走向何方？

　　魏瑪憲法

　　1919年7月10日，德國慕尼黑大學。

　　「不！不是戰敗的德意志，是戰敗的歐洲，甚至可以說，是戰敗的世界到底走向何方？」一個儀表端正、衣著整齊的頗有學者風度的青年教師在課堂上發出了激動的聲音，「勝利只屬於和平，戰爭沒有贏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和全世界都可恥、可悲地戰敗了。」他的話引起了他的學生們一陣陣噓聲甚至叫罵，這些學生都是剛剛從戰場上摸爬滾打出生入死下來的軍人們。

　　青年教師在慕尼黑大學開始講授主要面向退伍復員軍人們的國民教育課以來，就常常處於這種尷尬的境地。他的和平主義、世界主義觀不為人們所容，這裡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盛行的地方。他的一絲不苟、過於條分縷析的講課風格也使軍人們不耐煩，幸好負責辦國民教育培訓班的軍方領導人阿諾爾德‧默爾少將進來替他解了圍，並把他請到了自己的臨時辦公室談話。

　　默爾少將直言不諱地先開了口：「我一直很想找個人來替我說服你改變某些立場，您是一位有才華的年輕人，卻把才華都浪費在一些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危險的古怪念頭上了。」話沒說上幾句，辦公室的門被打開了，一個面色蒼白、目光銳利的青年士兵應召走進來，向默爾少將敬了個軍禮。

　　「讓我來介紹您們二位互相認識吧。」默爾少將站起來說，「我希望您們能夠私下好好談談，您們二位我都十分看重，我以一個老軍人的眼光堅信您們將來一樣前途遠大，而且您們都是奧地利人。這位是來自維也納大學法律學院的政治學和法學講師，弗雷德里克‧海因茨‧卡爾巴赫。卡爾巴赫先生，這位是阿道夫‧希特勒先生。」

　　教師卡爾巴赫和士兵阿道夫‧希特勒握了握手，下士軍銜的希特勒是剛剛結束的上一期培訓班學員，但卡爾巴赫沒有給他們那一期培訓班上過課。默爾少將在旁邊頗有意味地注視著卡爾巴赫和希特勒初次見面的情景，過了好一陣才慢慢說：「希特勒先生在許多次討論會上的發言都給人深刻的印象，我得說，他很大程度上就代表著我對我們國家和我們個人命運的看法，完全可以替我和卡爾巴赫先生進行討論。但在這個時刻，我突然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我感覺我只是在給一幕偉大的歷史戲劇報幕並介紹角色，現在年輕的主角都登場了，我這個配角也就該退到幕後，讓二位主角在這個壯觀的舞台上開始盡情表演吧。」

　　說完，這個威嚴的軍人竟有點滑稽地微微一鞠躬，拿起桌上的軍帽就走出了辦公室。

　　默爾少將走出去好長時間，卡爾巴赫和希特勒都只是用同樣銳利的目光默然對視，他們都長著同樣的鋼藍色眸子，但卡爾巴赫銳利的目光後面是淡定和沉著，希特勒銳利的目光深處隱藏著狂熱。卡爾巴赫亞麻色的頭髮梳理得一絲不亂，也不留鬍子；而希特勒一撮褐色的小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頭髮則緊緊貼向額頭左邊並有點凌亂。他們年齡相仿，開口說話時都帶著同樣的奧地利口音，他們都是出生在奧地利的日耳曼族人。希特勒出生在奧地利的林茨，卡爾巴赫出生在奧地利的因斯布魯克，一條因河把他們的家鄉連接起來。

　　希特勒可以和其他軍人們一樣傲視卡爾巴赫，因為他胸前佩戴著一枚戰爭中獲得的一級鐵十字勛章，而卡爾巴赫戰爭期間既沒有加入德國軍隊，也沒有加入奧匈軍隊，只是加入過著名和平主義者、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克維德教授領導的德國和平協會，又曾想法遠逃到美洲躲避服兵役，回來後還一直鼓吹反戰思想。

　　也許，這場景真是一檯曆史大戲劇的開幕，儘管他們兩人剛剛出現在這個舞台上時，都還只能稱為無名的小角色。

　　1919年7月31日，魏瑪新國立劇院。

　　在這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天，國民議會通過了由政治理論家、法學家普羅伊斯教授負責起草的魏瑪共和國憲法，這是一部構思嚴密的完整體現民主精神的憲法，借鑑了當時各個民主國家如美、英、法、瑞士等國的選舉制度，賦予人民創製立法權的規定也代表著在法理學上最先進的思想。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它似乎已完全指明了魏瑪共和國今後要走的道路。

　　1919年9月12日，慕尼黑斯特納克勃勞啤酒館。

　　阿道夫‧希特勒穿過燈光昏暗、垃圾成堆的赫侖大街，走進這間同樣昏暗、同樣骯髒的啤酒館，在衣著破舊的人群中他也毫不起眼，1919年的慕尼黑就是這樣一種到處衰敗凋敝的景象。啤酒館裡即將舉行一場小小的政治集會，是一個叫德國工人黨的小黨組織的，希特勒一直沉悶地坐到集會快結束才發了言，把一個教授駁斥得啞口無言落荒而逃。他似乎把教授看成了不久前在慕尼黑大學和他辯論的卡爾巴赫，那次辯論他沒能佔到上風，卡爾巴赫邏輯嚴密的思維方式和有條不紊的語言習慣都使他無法反駁，一些新穎深刻的見解更是他聞所未聞的，到最後他甚至有點怨恨默爾少將將他派來和這個人見面談話，當時的那股怨氣彷彿壓到今天才得以發洩，所以他的言詞和態度都有點反常過激，但卻引起了德國工人黨主席德萊克斯勒的注意，後者邀請他加入德國工人黨。

　　四天後希特勒加入了這個當時還藉藉無名的小黨，這對於他本人和整個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決定。他很快就奪取了這個小黨的最高領導權，德國工人黨將由他一手發展成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以其縮寫字母的拼音「納粹」而聞名於世。

　　1920年1月13日，德國柏林國會大廈。

　　弗雷德里克‧海因茨‧卡爾巴赫在這裡拜會了慕名已久的普羅伊斯教授，他還將見到大學者馬克斯‧韋伯，他們都是魏瑪憲法的主要起草人。在這座宏偉的具有典型意大利文藝復興鼎盛時期風格的大廈會議廳裡，卡爾巴赫產生了一種自己要繼承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傳統的浪漫幻覺，他想：如果能用現實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森嚴紀律性來發揚這一傳統，倒真是一個奇妙的結合。

　　卡爾巴赫是應普羅伊斯教授之邀從慕尼黑來到柏林的，而這又得力於他在維也納大學的法學老師凱爾森教授和另一個法學界名人拉德布魯赫教授的推薦，他和普羅伊斯教授見面後很快就談到當時的熱門話題魏瑪憲法。

　　對凝結了自己心血的東西普羅伊斯不無自許：「我敢說這是這個時代全世界最民主的憲法，只除了一點小小的遺憾：我們應當加強中央的權力，把普魯士和各邦都改為行省。你剛剛從那個分裂傾向最為嚴重的巴伐利亞來，對此應該是深有體會的。」

　　卡爾巴赫提出了另一個異議：「恐怕還有一點更可以稱為破壞民主的缺陷而不只是遺憾，就是憲法第四十八條授予總統在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

　　普羅伊斯：「那只是在緊急狀態下，我相信在今後遇到需要採取這種緊急措施行使這種非常權力的時候不會太多。如果議會團結，政府穩定，社會上沒有大的亂子，這一條款將永遠只能是普遍民主中的一個特殊例外。」

　　卡爾巴赫心裡說：就只怕議會不團結，政府不穩定，而現在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亂子就從沒有斷過，但他不願意一見面就和普羅伊斯為某個問題爭執不休。教授這次邀他來是希望他參與魏瑪憲法框架下各具體的部門法律的制定，對此他樂於從命，同時也另有打算。他不想在議會中，而是想在某個大學的研究所內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者為國家立法出力，他已經意識到自己最終研究得出的東西恐怕是和魏瑪憲法大不相同的。

　　剛從內務部長位置退下來不久的普羅伊斯本來還想介紹卡爾巴赫加入他也只是個新黨員的德國民主黨，然後幫卡爾巴赫競選議員進入政界，但他還是按卡爾巴赫的意願向柏林大學作了推薦。最後，他聽到的消息是卡爾巴赫並沒有去成柏林大學，而是在柏林政治大學自己成立了一個小小的法學研究所，取名為「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

　　博學多才的萊布尼茨儘管也可以稱為一個法學家，但他在歷史上更多是以一個數學家和哲學家而聞名的，他好像和法理學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卡爾巴赫後來解釋說：萊布尼茨講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是作為他設計一種不同於自然語言的通用人工語言的目的而提出來的，事實上可以看作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科學的猜想。「我們要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使所有的推理錯誤都只成為計算的錯誤，這樣當爭論發生的時候，兩位哲學家和兩位計算家一樣，用不著辯論，只要手裡拿起他們的鉛筆，坐到計算器前，面對面地說，讓我們來計算吧！」

　　造成這種結果的前提是有一套通用語言，可以使人類所有的社會問題包括法律問題都化為嚴格定義的邏輯命題，並建立起一個無矛盾的可靠完備的公理化系統，在這個系統內正確的命題得到表達，而錯誤的命題就可以排除。這當中沒有一絲哪怕是最微小的人為的因素，全部是自然而然的科學合理的邏輯判斷，這樣使所有的錯誤都只成為推理錯誤，最終歸結為計算錯誤，當算出誰對誰錯之後，爭論便可平息，矛盾便可化解，人們的一切對抗甚至戰爭都可以避免了。這正是卡爾巴赫這個和平主義者曾面對世界大戰的慘痛現實，從理性和良知上得出的根本解決方案。他將首先從法學入手，從魏瑪憲法入手，這也因為法學在社會科學中天然地具有較明顯的邏輯性。整套方案將是一項浩繁的工程，但也是一個偉大的使命和一樁光照千秋造福子孫萬代的正義事業，它將一勞永逸地結束暴力、戰爭、專制、非人道和不民主，這樣的前景想想都令卡爾巴赫激動不已，而它的第一步已經由萊布尼茨本人和其他數學家邏輯學家踏踏實實地邁出了。

　　萊布尼茨猜想

　　1920年2月24日，慕尼黑霍夫勃勞豪斯啤酒館。

　　能夠容納兩千人的大廳擠得滿滿噹噹，但有一半以上是共產黨人、獨立社會黨人等德國工人黨的反對者。那時的慕尼黑各政治團體之間不斷有街頭鬥毆和流血衝突，各黨派都成立了自己的准軍事組織，德國工人黨新成立的是「衝鋒隊」，他們剛剛用橡皮棍和鞭子對付了共產黨人的搗亂，希特勒站在還時不時砸來一隻啤酒瓶的講台上繼續慷慨陳詞。他宣佈了德國工人黨的二十五條綱領。

　　綱領要求建立一個包括所有日耳曼人在內的大德意志國家，廢除《凡爾賽和約》，重整軍備向外擴張，限制、取消猶太人的公民權利，用獨裁統治代替現在的民主共和政體，以及一些意在拉攏各階層人士但後來根本沒有得到實施的主張。在當時，僅僅是這些目標的遠大和希特勒的雄辯，就使聽眾掌聲雷動、歡呼四起，後來成為納粹骨幹的年輕的大學生漢斯‧弗蘭克因此也喪失了他所學法律專業應具有的清醒和冷靜，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帶著宗教狂熱的預感：「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國的命運，這個人就是希特勒。」

　　1922年6月19日，柏林政治大學。

　　還有人試圖在另一個方向上掌握德國的命運，這個方向是由弗蘭克所背叛的代表法律的正義女神忒彌斯之手來指引的。

　　卡爾巴赫的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在短時間內就擴大了，隨著許多志同道合的有識之士紛紛加入，解決「萊布尼茨猜想」的初步方案或者說「證明大綱」拿了出來，由卡爾巴赫在今天向大家正式宣佈並準備發表。這差不多就是將魏瑪憲法向民法、刑法等部門法細化並加以公理化，消除其內在的邏輯矛盾和歧義性後，如憲法第四十八條就得到了修改。經過公理化手段，整個國家龐雜的法律體系都可以歸結到少數一些類似幾何學的有獨立性的公理上，或者說可以由這些公理證明出來，而這些「法律公理」不能再由其它什麼來證明，只能進行全民投票來決定是否成立，這其實就是賦予了全民最根本最徹底的創製立法權和複決權，卡爾巴赫認為這比魏瑪憲法規定的有限的創製立法權重要，也比總統和議會雙民選重要。因為選舉出來的人可能是貌似好人的壞人，或者會在將來某一天變壞，而選舉出來的好制度對投票選舉它的大多數人來說永遠是好制度，除非將來有一天更多的人又重新投票否決了它。卡爾巴赫這一思想受到他在維也納大學的老師凱爾森影響，更早的時候是由於法國數學家彭加勒的「約定論」和孔多塞將數學運用於政治學的啟迪，當然最早的源頭，還是來自洛克和盧梭。

　　在「證明大綱」思路下，全面解決「萊布尼茨猜想」差不多就是一個技術活，但要使全德國人直至下一步全世界人都接受它，卡爾巴赫就得首先將他的這場革命從書桌、講壇帶到工廠、農村，帶到千家萬戶，這一切顯然都離不開國家權力的支持，他不得不重新考慮是否從政的問題。

　　1923年9月2日，德國紐倫堡市中心廣場。

　　足有二十萬人的遊行隊伍沿佩格尼茨河一路延伸到這裡，聲勢浩大的紀念普法戰爭色當戰役勝利五十三週年的大會正在舉行，這是南德民族主義勢力聯合向因為賠款問題進佔德國工業心臟魯爾區的法國、比利時示威，法國、比利時的這一軍事行動被認為加劇了德國正面臨的一次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

　　「國家已經成了最大的騙子和惡棍，這是個強盜的國家……我們不能再聽命於一個建築在騙人的多數決定的玩意兒上面的國家了，我們需要獨裁！」在怒吼著的希特勒心中，柏林政府比法國人更要為通貨膨脹負責。這次大會上的民族主義各黨派聯盟公開聲明了他們其實早就在努力實現的目標：推翻柏林政府。希特勒尤其受墨索里尼已經在意大利取得的成功鼓舞，他的身穿褐衫的衝鋒隊「褐衫黨」將像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黑衫黨」一樣「向柏林進軍」，他要比墨索里尼更徹底地用「信仰、服從、戰鬥」代替「自由、平等、博愛」。他說的獨裁者就是他自己，儘管現在他還只能作為一個配角站在威名赫赫的埃裡希‧魯登道夫將軍身邊，接受群眾揮舞示意的手絹和投擲來的鮮花，但他似乎已經相信總有一天他的名字會被用來重新命名這個廣場，也許，還要被用來重新命名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

　　廣場上傳來的國歌聲更加莊嚴和激昂了：

　　「從馬斯到梅梅爾，

　　從埃森到貝爾特，

　　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

　　1923年10月17日，柏林大學。

　　卡爾巴赫的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在柏林大學一直沒有取得他所希望的影響，反而是在科隆大學和漢堡大學這樣新成立不久的大學裡支持者眾多，所以他很看重今天在柏林大學的演講。另外出席這一次演講會的還有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他要當場回答他們就「萊布尼茨猜想」提出的問題。

　　演講完後第一個問題是由長期反對卡爾巴赫觀點的法學家卡爾‧施密特提出來的：「請問卡爾巴赫先生，您認為一切複雜的個人和社會行為都可以用無歧義的通用語言完整表述出來，在一個公理化的自洽的系統中得到對與錯的判定，最終抹掉人與人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和由此造成的敵對關係，但您考慮過這件事的難度嗎？」

　　卡爾巴赫：「我當然不敢否認這件事的難度，但是，您會看到這是完全值得的。我們由少數邏輯公理通過添加各種具體內容的特指公理，演繹出我們能夠想得到的所有法律條文、道德規範，甚至每個企業的內部章程直到乘坐電車的乘客守則，這樣，即使最終成文的結果多到柏林大學的圖書館也容納不下，當兩個人對某一問題有了爭議，他們還是可以方便地檢索出他們觀點所依賴的相應公理系統的定理，判斷出自己觀點的對與錯。假如被判定為錯的一方不服，他可以循著邏輯證明的脈絡一直回溯到最初的少數公理，找出據以判定他為錯的那條公理來提請全民公決，看能不能推翻它。這裡沒有惡意欺詐、強權壓迫和暴力威脅的半點容身之地，完全是知識和邏輯的力量在起作用，我們目前工作的難度也就是為了最終減少公民行使這種直接民主權利的難度。」

　　接著卡爾巴赫在回答後面的提問時就表明了自己有意從政，打算以無黨派獨立人士身份競選普魯士邦議員和國會議員，這方面他得到了已經擔任司法部長的拉德布魯赫教授幫助。卡爾巴赫從政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倡導推行長期的「新國民教育」，講到這個詞的時候他腦中閃現了一下慕尼黑大學那個主要面對士兵的短期國民教育班的情景。他的新國民教育班不但要面對德國所有成年人，還要從中小學開始辦起。現在改革中小學教育的任務已不再僅僅是搞「非宗教化」，更重要的是推行法理學的啟蒙教育，證明萊布尼茨猜想的公理化邏輯方法應該像歐幾里得幾何一樣成為課程早早進入德國中小學的教材。

　　卡爾巴赫出色地回答了一個個提問後贏得了熱烈掌聲，他沒有針對時局艱難提出任何應急的處方，但是，幾乎所有人現在已經清楚：他的公理化直接民主才是根治一切社會痼疾的良藥。掌聲中還有歷史學家邁內克教授的最後一個問題提了出來：

　　「卡爾巴赫先生，您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您為什麼不選擇有長期的自由民主傳統的國家去實現您的理想呢——比如美國和英國？難道您相信這個俾斯麥用鐵與血統一的國家有比傳統民主國家更便利的達到您目標的條件嗎？」

　　卡爾巴赫有點動情地回答：「是的，我完全相信是這樣。我是日耳曼民族中的一員，我知道我們民族有長期專制的歷史，我知道我們民族心理有更強烈的屈服權威、崇尚武力的一面，但我更相信我們民族的理性和堅韌不拔的精神。因為我們有過萊布尼茨和高斯，誕生過康德和歌德、巴赫和貝多芬，當然還有偉大的馬丁‧路德——如果他不反猶的話就更偉大了，同樣我們應該放棄民族和種族的狹隘觀念以國家的名義驕傲地舉出卡爾‧馬克思。我們民族個性的講求紀律秩序恰好符合嚴謹的、刻板的甚至有點書呆子氣的公理化思維方法，在認準一個道理後，我真不敢說自由散漫的美國人或者一個熱情奔放的拉丁民族會比我們死板的德國人實踐得更徹底。現在一場自然科學的革命正在德國興起，我的朋友賴辛巴赫先生曾對我說證明萊布尼茨猜想是政治學和法學中的『希爾伯特規劃』，這個說法得到了希爾伯特先生本人的認同。我有理由認為在政治學和法學領域中會出現同樣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個民族取得成功，但它最終的勝利只依賴於整個人類社會的理智與文明。我出生於奧地利，現在是德國人，我至今信奉的是席勒說過的話：『我早就丟掉了祖國，以便拿它換取全世界』。」

　　啤酒館政變

　　1923年11月8日，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

　　啤酒館外面已經被武裝的衝鋒隊包圍起來，門口架起了機關槍。在坐滿了巴伐利亞邦政府高官的啤酒館裡，希特勒跳上一張桌子向天花板開了一槍，宣佈納粹黨發動的全國革命開始。

　　魯登道夫將軍隨後趕來勸說邦政府長官馮‧卡爾等人參加這場政變。儘管經過策劃，這場政變看起來還是像可笑的鬧劇。當馮‧卡爾等人在槍口下勉強答應合作後，希特勒又興奮地發表了一通演講，他似乎已經成功地把在場的大多數人爭取過來了。演講結束後，人們熱淚盈眶，啤酒館大廳裡迴蕩著經久不息的悲喜交加的高呼：「德國啊！德國，你已經重生。」

　　僅僅過了一天，這場暴動就被邦警察、國防軍和設法脫身的馮‧卡爾等人鎮壓了，十四名納粹分子在第二天的遊行中被警察開槍打死，希特勒受傷逃走，一度想自殺。兩天後他被逮捕，關進了慕尼黑西面的蘭茨貝格要塞監獄，納粹運動似乎就這樣以失敗而收場了，但很快就有一道命令在納粹殘餘分子中秘密傳達：「民族革命的第一階段已告結束……我們敬愛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再次為德國流了血……我愛國之戰鬥同盟……已經團結起來，民族革命的第二階段開始了。」

　　1924年8月23日，柏林國會大廈。

　　新任國會議員卡爾巴赫在一間會議廳裡發表講話，總結了由他提議的在全德開展的新國民教育運動初步成果，新國民教育運動是實現直接民主或者說「全民參議」的必要前提：「全民參議不是全民參政，社會有分工，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當政治家和公務員，但沒有理由認為只能是一部分人當參議員和眾議員。也許某一天我們在座諸位都可以合併組成一個參議院或上議院，但眾議院或下議院的成員——就必定是全國所有有投票選舉權的公民。」

　　這時曾參與魏瑪立憲會議的社會民主黨領袖、普魯士邦總理奧托‧布勞恩站起來親自質疑卡爾巴赫的設想：「我們人民中間不缺政治狂熱分子，這種人往往能夠煽動、迷惑其他人盲從他的偏激的觀點。另外恐怕您也不得不承認還有相當多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哪怕經過您的『新國民教育』還是會不自覺地放棄自己的權利，從而使您的全民參議還原成代議制，直接民主又蛻變成間接民主。這又該怎麼辦？」

　　卡爾巴赫：「這就是新國民教育運動要深入進行解決的問題，我們首先使人獲得必要的法律知識，變得獨立自主，才不容易受到矇蔽。另外，喚起更多人政治意識的覺醒也是為了防止您說的那些偏激觀點得以流行，甚至提請表決成為一個動議一條法律，因為對某一種看法某一個動議進行表決的人越多，結果就會越趨向於公平合理，真正的全民參議下任何極端的法案都不會出台，就像您不能把高斯分佈的鐘形曲線變成馬鞍形。在自然科學方面，真理也許會在少數人手裡，但在政治學和法學上，真理永遠在多數人手裡，這是一條堅硬如克虜伯的鋼的社會科學鐵律！」

　　卡爾巴赫還舉了一個近期的例子說明全民參議的另一層意義：「2月26日在慕尼黑開始的那場關於魯登道夫將軍和一個叫希特勒的下士的叛國罪審判——後者我曾見過一面，無疑是縱容了罪犯和嘲笑了法律。那場啤酒館政變中魯登道夫將軍決不是沒有責任，但卻無罪釋放。希特勒被判有罪，卻沒有按刑法第八十一條判處無期徒刑，他的刑期只有五年並且半年後就可申請假釋。是什麼原因使得慕尼黑的法官這樣無視共和國的法律？我們的法律還缺少一種經過全民公決這一程序後樹立起的權威，我不敢保證經過這一程序後慕尼黑的那些法官就會嚴格執法，但如果有多數慕尼黑人或巴伐利亞人像親手簽訂一個商業合同一樣出於自己真實意願表決通過了一個法律，我相信他們就會像反對任何一方無理撕毀合同一樣反對任何踐踏這個法律的行為。我還可以舉一個更大範圍內的例子：希特勒曾以廢除《凡爾賽和約》廣為號召，我也不讚同《凡爾賽和約》，但不是因為所謂苛刻的條款，而是因為它沒有經過這一公決投票程序。也許您會問它由誰公決？由法國人？那麼肯定通過；由德國人？我們決不接受，這仍然不能改變什麼。不！法國人和協約國人民當中一定還有不讚成這個和約的，就如同德國人當中也有贊成和約的一樣，沒有經過表決計票，和約在這個意義上才是強加的。

　　「而我最後還想說的是，假如所有國與國的爭端都能採取這種解決方法：首先儘量找出共同點，然後把剩下非得斷出個真假黑白不可的問題交由有關國家的人民進行公決，佔少數的人無論多麼不情願都能顧全大局地接受多數人的意見，相信我前面說的高斯分佈、科學鐵律和公正無私的上帝總會使更合理的結果產生在多數人一方，那麼，戰爭和《凡爾賽和約》本來都不會存在了。」

　　1924年12月20日，德國巴伐利亞邦蘭茨貝格要塞監獄。

　　「絕不能實行多數決定的制度，只能由負責的人作決定……這一原則是絕對責任與絕對權威的無條件結合，它將會逐漸培養出一批在今天這種不負責任的議會制度時代中根本不能想像的領袖人才。」

　　「強者必須統治弱者，不能與弱者混雜。」

　　「絕不相信種族的平等，而是根據種族的不同，承認各種不同種族的價值有高有低。」

　　「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級人類的創始者。」

　　「納粹運動必須消除我國人口與我國土地之間不成比例的關係。」

　　「必須再一次沿著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

　　「人類在永恆的鬥爭中壯大，而在永恆的和平中它只會滅亡。」

　　這一個個瘋狂的念頭有些已經由希特勒口述給他的忠實信徒赫斯記了下來，有些還在他大腦中尚未成形，他帶著它們在這一天走出蘭茨貝格要塞監獄，結束了一年多的鐵窗生涯，它們在今後將被寫成兩卷本的《我的奮鬥》。此外希特勒還帶走了一個用合法方式漸進奪取政權的策略上的新思考。接他出獄的汽車經過監獄的古堡大門時，希特勒下車拍了一張照片留念：他顯得沉著而堅定，同時目露凶光，左手痙攣地握緊了拳頭。

　　1926年7月9日，柏林法魯士大廳。

　　這一天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幾年來繼「新國民教育運動」之後又興起了常常冠以卡爾巴赫名字的「泛公理化運動」，通過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在各地舉辦學校和培訓班，已經形成了好幾批運動的骨幹力量，並成功地使卡爾巴赫把整個法律體系公理化的思想深入人心，連小學生都能像熟悉加減乘除法一樣張口就說出萊布尼茨猜想的基本知識。今天，經過廣泛徵求民意，反覆增訂修改，一部兼收並蓄、體大慮周的《卡爾巴赫公理化法》完整出台了。卡爾巴赫借參加共產黨在法魯士大廳舉行集會的時機，在德共領導人台爾曼陪同下，首次向工人們也向全社會宣佈了這個消息。

　　「我要感謝在座的諸位，幾年來，是您們在遍佈各地的工人俱樂部裡熱烈地討論它，您們在您們的馬克思主義學校裡無私地講授它、宣傳它，公理化法的每一條每一款其實都是您們自己制定的，反映了您們的利益和要求。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要感謝已故的普羅伊斯教授，我要感謝拉德布魯赫教授。還有我過去的老師和同事凱爾森教授，他的『純粹法學』理論比較早地啟發了我。我還要感謝尊敬的希爾伯特教授，我的朋友賴辛巴赫、卡爾納普，波蘭的盧卡西維茨、塔斯基，他們對我的無私幫助奠定了公理化法堅實的邏輯基礎。如果可以，我願意把新法中我個人工作的一部分敬獻給以上這些人。」

　　熱烈的掌聲中，卡爾巴赫繼續說：「即使公理化法已經毫無遺漏地包括了我們所能想到的任何一個人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並且在下一步的全民公決中得到通過，我也不能說就這樣證明了萊布尼茨猜想。萊布尼茨猜想歸根結蒂是要由我們每一個人的行為來證明的，因為我實在也無法排除下面這種情況：兩個發生爭論的人拿起他們的鉛筆，坐到計算器前，在他們都共同承認的公理化法中找到了針對他們問題的具體條款，經過計算得出了其中一個人是錯誤的，但這個人為了他的私利仍然要拒絕接受判定結果，而且跳起來說咱們還是打一架吧。這種時候再偉大再完善的公理化法和相應的判定對錯程序又有什麼用呢？我只能說：有了公理化法總比沒有好，因為沒有公理化法，一個人要不講理他照樣不講理。公理化法畢竟把一般法律中模糊零散不容易看清的邏輯聯繫揭示出來了，使任何人的橫蠻行為都無法披上一層狡辯的外衣。對這種行為任何時候也只有通過強制措施來阻止，這些強制措施同樣要預先包括在公理化法中得到大家認可，靠大家執行。並且我相信以上所說終歸是少數情況，不能因此就懷疑公理化法的現實可行性。」

　　當天《卡爾巴赫公理化法》就經過官方批准，以專刊形式向全德國連續發佈。在未通過全民投票公決之前它都是一個草案，它還可以獲得各方面反饋的意見隨時修訂，也許，還要接受一些未曾預料到的挑剔責難，以及不理解或不屑一顧，但重大的一步終於邁出去了。當天夜裡，柏林人就可以在菩提樹下大街或弗雷德里克大街這樣繁華的地方，一邊吃著街邊小店出售的熱氣騰騰的芥末紅腸，一邊瀏覽官方免費散發的第一期專刊，至於全文也可以隨時到柏林大學、柏林政治大學以及其它官方規定的專門地點一次性拿到手。由於使用了一套符號化的人工語言，把自然語言表述的具體法律內容「翻譯」過來，確定出一個個初始概念和邏輯聯結詞，再用初始概念定義導出概念，用各種概念和邏輯聯結詞寫出公理，由公理證明出定理，最後形成的整個系統高度概括而簡明，所以全文也並沒有像卡爾巴赫原來想的那樣連柏林大學圖書館也裝不下。

　　在以後的歲月裡，有關公理化法的各種評論就從沒有停過，有人說它是卡爾巴赫「用人為法逼近自然法」的不限於民法範圍的征服性《拿破崙法典》——《拿破崙—卡爾巴赫法典》，有人戲稱這是一部公理化的第十五版《布洛克豪斯大百科全書》——因為它幾乎無所不包。還有一條評論是著名記者馮‧奧西茨基發表在《世界論壇》週刊上的：「它像是一部結構宏偉的全民參與創作的不朽史詩在莊嚴地展現，它那從一個個初始概念定義一個個導出概念，從一條條公理推導出一條條定理的環環相接絲絲入扣的既自足又開放的龐大縝密體系，像一支世界通用人工符號和標準高地德語混合組成的文字大軍，威武地通過人類最高級智慧的檢閱台。它窮盡了社會過去與未來發展的一切可能性，代表著自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最廣博深刻的以人為本的思想解放運動，其重要意義超過了英國立憲、美國開國、法國大革命，更別說德國魏瑪共和了。它是伊甸園中分別善惡樹上結出的最甘甜的果實，又是上帝辯明真假的末日審判書。它是社會科學中的相對論和量子論。」

　　「公理黨」

　　1929年6月12日，柏林民族俱樂部。

　　德國民族黨領袖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在向他的民族俱樂部成員介紹希特勒的時候，用的是「民族英雄」這個詞。胡根貝格打算和納粹黨合作反對美國人提出的新賠款計劃《揚格計劃》，根據魏瑪憲法規定，他們在獲得百分之十選民同意後把一項徹底取消賠款的《反對奴役德國人民法》草案提交國會，遭否決後進行全民公決，也沒有通過。狡猾的希特勒卻已經借助胡根貝格手裡掌握的輿論工具為納粹黨大造了一番聲勢。

　　但這時候佔據媒體主要位置的還是卡爾巴赫的「泛公理化運動」和那部洋洋灑灑蔚為大觀的《公理化法》。胡根貝格曾就此問過希特勒的看法，希特勒當時不置可否，後來許多人認為他講過的一句話就是對卡爾巴赫的評價：「受教育過度的人，充塞著知識和才華，卻沒有任何健全的直覺。」對於很快就要舉行公民投票的《公理化法》，他私下看作是一種現代派先鋒派的政治和法律「藝術」，誰都知道他對這些時尚藝術的深惡痛絕。

　　二十年代中後期就是這些藝術發展的黃金歲月，也是泛公理化運動的高潮和納粹運動的低潮。這一時期德國經濟復甦、貨幣穩定，法國人撤出了魯爾區，德國也加入了國際聯盟，並與其它各大國平等地簽署了聲明永遠放棄戰爭的《凱洛格—布萊恩公約》，這一片光明的前景直到1929年10月24日才被陰影籠罩，美國紐約華爾街股票暴跌，整個交易市場崩潰了。

　　1930年4月15日，德國科隆大學。

　　卡爾巴赫是帶傷走上講台的，在科隆大學外他遭到當地一群納粹衝鋒隊暴徒襲擊，到醫院草草包紮後，他仍然履約來給科隆大學的學生們親自講一堂「新國民教育課」。這裡的學生們對他的公理化法很熱情，科隆大學還是首次將他的「泛公理化」涉及的綜合知識列為一門獨立學科「公理學」的地方。課堂上，他應學生要求詳細地作了一系列演算，比如定理第5371號是怎樣從公理第68號推導出來的。公理化法的每一條款都要和一條相應的有編號的公理或定理聯繫起來，至於演算和推導規則，卡爾巴赫說：「除了許多新規則外，也少不了亞里士多德三段論，古老、實用而準確無誤的東西。」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從一個少量元素的公理集出發，由邏輯關係自然地得到無限的定理集，這樣人們可以只對較小的有限的公理集進行投票，從而確定整部公理化法。卡爾巴赫說：「我們可以一次又一次選舉總統和國會，但再也不必要就某個單獨的法案投票——比如1926年提出的徵用王室產業，去年的所謂《反對奴役德國人民法》，因為這些法案的成立與否都可以邏輯地從公理化法中推導出來。公理化的政策法案漏洞越少，給人任意曲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權力很難被濫用。最終還會減少對總統和國會的投票次數，全面節約選舉成本，避免這些年來讓我們吃盡苦頭的國會的爭吵不休和政府的軟弱無力。」

　　另外重要的一點卡爾巴赫沒有說，它還有助於解決席捲全球的由美國紐約華爾街股市崩潰引發的經濟大蕭條——這才是迫在眉睫的危機和最大的現實困境。卡爾巴赫已經覺察到蕭條和危機的根源還是一個信用問題，公理化法就是重建一個包括經濟信用在內的全面信用體系，而現在德國深陷貧困的失業大軍根本不相信政府的信用，也不相信他們每個人之間的信用，他們在尋求某個天才的領導和超人的拯救。事情變得比1923年通貨膨脹時期更糟糕了，這個「天才」或「超人」的輪廓也開始在卡爾巴赫心中一點點清晰起來，他不自覺地摸了摸頭上仍在滲血的傷口。

　　1930年10月13日，柏林國會大廈。

　　一百零七名身著統一褐衫的納粹黨徒，在赫爾曼‧戈林帶領下，整齊地列隊進入國會，參加9月份選出來的新國會開幕式。這次選舉中納粹黨獲得的國會議席僅次於社會民主黨，從一個在眾多黨派中居於末位的地方小黨一躍成為全國性的第二大黨，希特勒向合法奪取政權的目標又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勝利使納粹議員們得意忘形，點名時他們都高聲答應：「到。嗨！希特勒。」反對派發言時他們全部轉過身去背對發言人坐著，以示輕蔑。而在外面的街頭，衝鋒隊更加肆無忌憚地挑起事端，並開始搗毀猶太人商店。

　　1931年7月28日，德國漢堡大學。

　　經濟大蕭條使全民公決《公理化法》的日期被推遲了，卡爾巴赫仍然來到漢堡大學參加一個小型而隆重的授獎儀式，向全國選出的第一批二百四十名優秀「分析員」授獎。這些分析員是在泛公理化運動中作出貢獻的佼佼者，都是由萊布尼茨法理學研究所開辦的一系列「分析員學校」培訓出來的。分析員的主要任務就是到全國各地直接面對大眾作普及性的《公理化法》解釋、分析，還要進行辯論，這是和納粹黨的演講員學校培訓出的演講員對著干。因為和演講員自上而下的宣傳、鼓動、強行灌輸相反，分析員的分析需要坐下來平等交流，各抒己見，以理服人，求同存異，最終達成共識或至少是諒解。

　　就在授獎儀式上，卡爾巴赫首次公開指出了納粹黨才是共和國最危險的敵人。他呼籲國會議員們摒棄黨派之見，和他的追隨者、勃魯寧現政府甚至還有納粹黨中的左派施特拉塞兄弟等人聯合起來，組成反希特勒的陣線：「如果我的預見不錯的話，納粹在成為國會第二大黨之後還將成為第一大黨，希特勒上台執政已經是現實的威脅。但我們不能用納粹方式來反對納粹，我們不能用馬基雅弗利的權術來實現崇高的萊布尼茨的理想，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還在於推動公理化法通過全民公決成為有約束力的制度。」說這話之前卡爾巴赫已經明確表示：不讚同他的支持者接觸慣於幕後操縱政治的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施萊徹爾將軍，以謀求借助軍隊的力量阻止納粹上台，因為軍隊必須保持不干政的傳統。卡爾巴赫還拒絕了他的追隨者們提出的組建一個以他為黨魁的政黨的要求，他寧願一直以獨立人士身份參與政治角逐。德國各地已經有幾個在泛公理化運動中產生的「公理黨」，卡爾巴赫就連作他們名義上的領袖也不肯，他說泛公理化運動和整部公理化法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超然黨爭之上的「超黨派政府」，甚至黨派政治完全消亡的「無黨派政府」，那時候剩下的就是一種「純公務員制」。

　　只有一個手段是卡爾巴赫完全借用了希特勒的，當天晚上一輛「霍爾茨」牌轎車緊緊跟著卡爾巴赫乘坐的「梅塞德斯」牌轎車，眼看就要從後面撞上來時，卡爾巴赫的司機一下子打開車燈，兩道雪亮的燈光從車尾照射到「霍爾茨」牌轎車的車窗上，「霍爾茨」裡面的人眼花繚亂緊急剎車，「梅塞德斯」乘機脫身而去。原來為防納粹暴徒追蹤，卡爾巴赫把車大燈裝到了車尾，這一手就是早年「自由軍團」暗殺時期希特勒對付政敵用過的。

　　我是民主的死敵

　　1932年3月13日，慕尼黑布里納爾大街納粹黨總部「褐色大廈」。

　　剛一聽到首輪總統選舉失利的消息後，希特勒就率眾從加勒利大街的赫克餐館匆匆趕回布里納爾大街的「褐色大廈」，口述聲明準備領導第二輪選舉。現任總統興登堡任期屆滿，按憲法規定要舉行新總統的大選。自從2月22日戈培爾宣佈希特勒正式參加總統競選以來，納粹黨在短短時間內打了一場漂亮的「標語和旗幟」宣傳戰，動用了高音喇叭、錄音唱片、廣播、電影等一切先進的宣傳工具，初選結果仍然表明希特勒的聲望和實力都不足以對抗競選連任的「老頭子」興登堡。第二輪選舉之前，希特勒又制定了一個更先進的競選方案，包了漢莎航空公司的一架容克型飛機在各個城市進行「飛行競選」。德國這幾年的選舉實在太頻繁，國會的大選，總統的大選，還有各邦的選舉，加上卡爾巴赫的《公理化法》的全民公決，已經成了一個國會、總統、公理化法三重民選的龐大機制和複雜局面。希特勒帶著既不安又隱隱有所期待的心情等著第二輪選舉也就是終選的結果。

　　1932年12月5日，柏林體育館。

　　希特勒終選敗給了興登堡，但納粹已經成功地顯示了自己可怕的力量，並且在接下來的國會選舉中如卡爾巴赫所言成了國會第一大黨。希特勒當不上總統——也非總理不當。興登堡還不打算把總理權力交給這個曾大膽與他對壘競選又令他鄙視的「波希米亞下士」，希特勒也決不打算去當一個只會「舔舔印有興登堡頭像的郵票背面」的郵政部長。

　　繼勃魯寧之後的兩任總理是巴本和施萊徹爾，這兩個人似乎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卡爾巴赫泛公理化運動的人，好在卡爾巴赫已經趕在勃魯寧辭職前得到一個明確的全民公決《公理化法》的日期：1932年12月20日。在此之前除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外，還搞了個全國性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於12月5日在柏林體育館公佈。這裡曾是希特勒命令戈培爾宣佈他競選總統的地方，而《公理化法》的支持率決不會像總統競選中支持興登堡那樣的相對多數和微弱絕對多數，它將是壓倒性的絕對多數。令人鼓舞的調查結果出來後，卡爾巴赫被請到體育館發表講話。

　　「我一直在誠心誠意邀請希特勒先生親自和我坐下來進行討論，但就像這一次一樣他還是拒絕了。他只派出他的代表赫斯先生、戈培爾博士、他們黨的理論家羅森堡先生和我見過面，結果就如大家知道的那樣，他們的觀點都已經由《公理化法》一條條駁倒了。他們有兩句廣為人知的口號，一句是『覺醒吧！德意志』，以公理化的眼光來看這不是一個值得爭辯的系統內的命題；另一句是『讓猶太人滅亡』，每個人都是也僅僅只能是因為犯了錯而遭受懲罰——且不談他做了好事還應該得到獎賞，除此外我不明白比如猶太人——或者吉普賽人、斯拉夫人這些概念中包含的初生嬰兒有什麼罪？在邏輯上納粹主義簡直不值一駁，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相信它？我很痛心，大蕭條讓納粹能利用人們仇恨政府、遷怒一切的心理，而議會的分裂渙散、官員的貪污腐敗、軍隊的享有特權、容克地主和工業大亨用金錢收買政治代理人又幫了他們不少忙。在此之前我們還錯過了兩次結束納粹運動的絕好時機，一次是他們的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另一次就是大蕭條之前的相對繁榮時期。今天又有第三次機會降臨到我們面前——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希特勒競選總統失敗；他們雖然是國會第一大黨，但沒有取得絕對多數，興登堡總統是不會授權他們單獨組閣的；衝鋒隊的暴力搗亂越來越不得人心；納粹黨內部也一直存在著分裂。我們不能再錯過這次機會了！我們不能再讓某個人自認為是對整個國家的恩賜，自認為可以把人民當成容易輕信的女人一樣來蓄意欺騙。希特勒先生、戈培爾博士先生，他們可以把他們的謊言重複一千遍當成是真理，他們可以踐踏別人的權利，但在未來的《公理化法》全民公決投票中，他們仍然可以有自己的一份權利，就是與別人一樣的既不多也不少的一票。」

　　儘管卡爾巴赫一直要求和希特勒當眾辯論，一直在心平氣和地講道理，體育館內的數萬名聽眾在這一刻還是清楚地意識到：泛公理化運動和納粹運動事關生死存亡的最殘酷無情的政治決鬥已經開始了。

　　1933年1月30日，柏林威廉大街德國總理府。

　　德國的命運、希特勒的命運，在1932年剩下的幾個月裡有過多次大起大落的戲劇性轉折。納粹分子利用策略不斷地提出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要求增加公理化法的公理，讓卡爾巴赫分子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證明這些問題已經包含在現有的公理集和定理集中，這樣成功地拖延了原定12月20日舉行的全民公決，以使希特勒能夠搶先上台掌握主動權。在這一年年底儘管也經歷了一次傷筋動骨的內部分裂——納粹黨核心人物之一、政治部首腦格利戈爾‧施特拉塞辭職不干了，逼得希特勒又聲言要自殺，但在和巴本、施萊徹爾等人反反覆覆的權力鬥爭中，在像卡爾巴赫、台爾曼以及已經有所醒悟的魯登道夫這些人強烈的反對聲中，在柏林有可能發生政變、兵變甚至爆發全國內戰的流言聲中，在政治風雲變幻的一個又一個陰謀當中，希特勒終於勝出了，於1933年月1月30日這一天在總理府向興登堡宣誓就任總理。

　　宣誓一結束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回到凱撒霍夫飯店納粹黨總部，回到多年來和他一起奮鬥的同志們中間。他的眼裡滿含熱淚，和大家無言相對。當天晚上，納粹衝鋒隊員在街頭舉行盛大的火炬遊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響徹勃蘭登堡凱旋門上空，希特勒站在總理府窗前向下面的人群不停地致以納粹式的直臂禮。魏瑪共和國的末日就要到了，泛公理化運動建立全民參議直接民主制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希特勒說過：「我是民主的死敵。」

　　1933年2月10日，柏林威廉大街德國總統府。

　　這是一次卡爾巴赫期待已久的秘密謁見總統，雖然他早已不止一次面對高大、威嚴的「鐵人」興登堡。卡爾巴赫沒有再表示反對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和隨後解散國會的意見，他只是說：如果能盡快舉行《公理化法》的全民公決並在投票後得到有保障的實施，誰當總理誰當議員都無所謂，就是霍亨佐倫王室復辟都可以，完善的《公理化法》不會有一點空子讓任何獨裁者可鑽。它好比君主立憲制中由全民直接立憲，又要由全民複決，並有權選舉、罷免行政司法官員，這種直接民主監督下就算有一個強權的愷撒也不為大害。這話打動了至死都是個君主主義者的興登堡總統，他沒有聽懂卡爾巴赫真正的意思，只是認為《公理化法》限制了希特勒的野心，並有望擺脫魏瑪憲法強加給他的不斷使用總統應急權力的義務，結束國會的四分五裂和政府的頻繁更替。他說：

　　「梅斯納（總統國務秘書）給我解釋過您的公理化法，但請原諒我年老糊塗，我一直沒有把它全部弄明白，它的內容也太多了。有一點我倒很感興趣：國會黨派眾多，一直形不成一個有效的多數，幾任總理都向我保證過要爭取到多數議員的支持——卡爾巴赫先生，我可以坦率地說，如果您能爭取到這個多數我也會任命您當總理的。您的公理化法據說解決了這個麻煩，它是怎樣做到的？」

　　卡爾巴赫：「其實很簡單，國會議員既然代表全國的選民，他們形不成一個有效多數那就把議題再交還給全國選民作決定。另外，公理化法把所有複雜的議題都歸結到可以用『是』或『否』回答，這樣全國選民再形不成一個有效或絕對多數就該沒什麼怨言了，那就按相對多數的意見辦。至於出現回答『是』或『否』的人一樣多這種情況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幾乎可以不必考慮。這裡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個用語言表述出的議題或方案不像人數是量子化的，或者像最小輔幣單位一樣不可分割，它可以用概念劃分和加否定號的方式不斷拆解下去，這樣最終總能得出一個明確的結果，還能避免孔多塞的所謂『投票佯謬』。總而言之，如果《公理化法》通過了，希特勒總理要麼忠實地執行它，要麼違反它而被彈劾直至全民投票罷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興登堡：「您的想法很好，但我還是懷疑太理想化了。據說您還不滿足於只在德國試驗它，您要在德國做成一個成功的範例後推廣到全世界，那時候內戰和國際戰爭都不會有了，我們這些職業軍人都該失業了。不過也好吧，德國有過這麼多次選舉，選民都投了這麼多次票，我看再給您的《公理化法》投一次票也沒什麼。我支持您提出來的3月5日新國會選舉後就進行《公理化法》的全民公決。到那時候我也會像您所願意看見的一樣，到投票站投上我自己的一票，而不對它施加什麼額外的影響。」

　　得到老總統承諾後卡爾巴赫完全放心了，希特勒雖然已經上台，但卡爾巴赫在這場較量中並沒有落在下風。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天主教中央黨一直支持泛公理化運動，內閣中納粹黨員只有三名，其他成員如巴本和胡根貝格等並不都和他們一條心，加上老總統，卡爾巴赫相信納粹分子再也無法拖延阻撓《公理化法》的投票表決了。投票將要分兩次投，3月10日第一次投票是程序性的，《公理化法》一切由定義、公理嚴格演繹出來，不能出現一個沒有定義的概念和公理，不能出現一個沒有證明的定理，哪怕再明白無誤顯而易見的東西都要先經過一道認可的程序，這也是所謂「萊布尼茨充足理由律」要求的。顯然可以想像：某個人認為他的觀點正確，那麼，他就要舉出他觀點是依據哪一條理由得出來的，這一條理由又是依據什麼更深的理由得出來的，這樣層層遞推，最後回溯到一開始的那一條理由，就是「最充足理由」。在最充足理由之上再也沒有可以依據的理由了，又怎麼認定它是正確的？這時候只有舉行全民投票公決，但全民公決也很不可能出現一致認為正確或錯誤的意見，如果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是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還是以少數人的意見為準？這似乎是不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公理化法的嚴格性還是要求對這一問題也得通過投票表決，使公理化法的所有定理集都依據公理集成立，而所有公理集的成立又依賴於先通過一個少數服從多數或多數服從少數的原則，這一原則才是公理化法能在邏輯上牢牢站住腳的真正的最充足理由。當它得到通過後再於4月25日舉行實體性的《公理化法》的投票，所謂程序先於實體，沒有程序的公正就沒有實體的公正，這也是法理學的常識。實體性的投票結果也沒什麼懸念可言，在離開總統府之前卡爾巴赫向興登堡一再保證：「已經進行的幾次民意調查和測驗都得出了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支持率，《公理化法》獲得通過是毫無疑問的。」

　　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柏林國會大廈。

　　當晚9點27分，劇烈的爆炸掀翻了議政大廳的玻璃圓拱頂，縱火焚燒國會大廈的荷蘭人馬里努斯‧范‧德‧盧勃被警察當場逮捕了。很快趕到現場的國會議長戈林興奮地說：「這是共產黨起義的開始。」而盧勃就是受共產黨指使來焚燒國會發出起義信號的。隨後趕到的希特勒大叫：「每一個共產黨人都必須槍斃！所有的共產黨同情者都必須關起來！社會民主黨分子也要遭到同樣的下場！」當天晚上就逮捕了四千多人。第二天，以對付這場納粹捏造出來的「共產黨起義」為藉口，希特勒說動了內閣一起勸誘興登堡簽署緊急狀態法令，中止了魏瑪憲法賦予公民的大部分政治權利。

　　1933年3月1日，柏林阿德隆飯店。

　　「內閣和總統犯了一個大錯誤。」卡爾巴赫在菩提樹下大街著名的阿德隆飯店發表聲明說，「無論任何理由都不應該中止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縱火事件的調查完全可以在非緊急狀態下正常進行。希特勒想藉機消滅政治對手，搞亂3月5日的國會選舉和3月10日的全民公決《公理化法》。我這裡可以肯定地說：他不會得逞，無論國會選舉結果如何，《公理化法》的通過都將遏制他正在建立的恐怖統治，到那時他提出來的緊急狀態法就自然無效了。德國公民們，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正義與邪惡，自由和奴役，專制獨裁還是人類前所未有的最廣泛的民主，都取決於你們的一念之間、一票之間。拿出你們的良知、理智和勇氣，讓偉大的德意志祖國成為第一個實行公理化法直接民主制的幸福之邦，讓我們率先佔據這一至高無上的驕傲的位置，向全世界光榮地垂範。上帝仁慈的目光注視著你們，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都會緊緊跟上來的。

　　「自由、民主和公理萬歲！」

　　這一極具震撼力的呼籲很快傳遍了全德國，不但受迫害的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看到了希望，連被納粹褐衣衝鋒隊、黑衣黨衛隊褐黑色浪潮衝擊滲透的綠衣警察和灰衣國防軍都有許多人表示擁護，為之歡呼。特別是國防軍，據說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將軍已經表示不能任由緊急狀態持續下去，軍隊有可能一改置身事外的態度出來干預局面。前總理勃魯寧也及時發表聲明支持卡爾巴赫，加上國際輿論的壓力，希特勒借緊急狀態拖延、取消全民公決《公理化法》的圖謀落空了，而在3月5日的新國會選舉中，納粹黨也仍然沒有贏得大多數席位。

　　透過重重黑暗，歷史似乎已經把一個無限光明的機遇交到了德國六千萬人民手中。

　　1933年3月21日，德國波茨坦衛戍部隊教堂。

　　新一屆國會開幕的盛典在即，身著燕尾禮服的希特勒卻精神萎蘼，像已經垮了。教堂外，已被定為官方旗幟的卐字旗和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高高飄揚，衝鋒隊、黨衛隊和國防軍並肩肅立。教堂內，一片制服金飾和勛章的光芒耀眼奪目，舊帝國時代的老元帥和將軍們濟濟一堂。在這喜慶的氣氛中希特勒卻頹喪得想自殺，如果說他以前曾幾次嚷嚷過的自殺未必就是真的自殺，那麼，這一次不嚷出來的自殺倒很可能要付諸實施了。

　　希特勒仇恨卡爾巴赫，這個人從第一次在慕尼黑見面起就注定是他的剋星，並且多年來他使盡了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都奈何卡爾巴赫不得。他又轉而怨恨國防軍，儘管他一上台就向將軍們許願討好，他們仍然沒有完全站到他這一邊。他也不滿那些滑頭的大工業家大資本家們，儘管他們資助了納粹黨，但從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他們同樣資助其它政治派別包括泛公理化運動。他還擔心自己的許多意志不堅的同黨部屬，當《公理化法》得到通過並有效實施後，這些動搖分子很可能就會拋棄他倒向敵人一邊。國會開幕前將接到柏林的消息，就是對3月10日《公理化法》第一階段程序性投票的最終統計結果，這次投票選民只需要在「少數服從多數」或「多數服從少數」之間任擇其一即可，但真正重要的是接下來的實體性投票正式表決《公理化法》，這個可以預料的結果決不是希特勒願意拿來獻給他已經控制的新國會開幕的禮物，所以新任宣傳部長戈培爾精心策劃的籠絡興登堡和舊帝國保守勢力的隆重熱烈儀式也不能讓他打起精神來。

　　興登堡就要到了，這時候胸前綴滿了一級鐵十字勛章、卡爾‧弗裡德里希勛章、刻有劍的蔡林格獅子勛章、刻有劍的三級霍亨佐倫王室勛章和功勛獎章的肥胖的戈林氣喘吁吁跑來，他的這些勛章有一個單位叫「一戈林」，像一伏特、一安培一樣，表示「一個人在不致臉朝下跌倒的時候胸前能掛住的最多勛章」。戈林大聲叫喊著：「元首，我的元首，計票結果出來了，他們選擇了少數！他們選擇了多數服從少數！我是說：他們多數人選擇了多數服從少數的原則。」

　　希特勒一時間怔住了沒反應過來，更不明白這個結果將意味著什麼。和周圍幾乎所有人一樣，他已經作好了接受一個自然而然結果的準備，這個結果未經投票就已經在古希臘城邦民主中使用，曾在雅典以陪審團中二百八十票對二百二十票的多數判處了蘇格拉底死刑，並作為人們確信無疑的原則一直沿襲了千百年。然而卡爾巴赫的公理化卻要求對這個天經地義的原則也得經過人的認證，更沒想到的是還出現了相反的結果。大家一陣發愣過後，讀過好幾個大學總算不負其博士學位的戈培爾想到了一句最有概括力的話，這句話顯然勝過了他無數次張開「一個戈培爾」嘴巴的演講——這又是人們給「一個人嘴巴能夠張開到不至於扯破的寬度」制定的單位：「我的元首，這是一個悖論，這是一個『羅素悖論』！」

　　這是一個政治學和法學中的「羅素悖論」。如果多數人選擇「少數服從多數」，同時意味著少數人選擇「多數服從少數」，這都不會出現悖論。但如果多數人選擇「多數服從少數」，同時意味著少數人選擇「少數服從多數」，那麼，無論我們認為「多數服從少數」原則成立還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成立都會導致不可避免的邏輯矛盾。當「多數服從少數」原則成立，這次投票結果就要按這一原則即按少數人意見進行選擇，而少數人投的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票，選擇結果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與一開始假設成立的「多數服從少數」原則矛盾；當「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成立，這次投票中多數人投的是「多數服從少數」的票，按多數人的選擇又是「多數服從少數」的結果，與「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矛盾，成了一個有點像歸結到哲學上的「雞生蛋蛋生雞」的惡性循環和自指性纏繞。兩個原則不能都不成立，也不能都成立，但無論哪一個成立都要走向自身的反面。希特勒等人給弄糊塗了：「那麼以後的《公理化法》正式投票到底是要按多數服從少數還是少數服從多數？」

　　戈培爾興高采烈地說：「既不能按多數服從少數，也不能按少數服從多數，我的元首，就讓卡爾巴赫自己對自己說『我這句話是假的』，自己揪著自己的頭髮想飛上天一樣去發瘋吧！《公理化法》的投票進行不下去了，我們可以繼續實行我們的緊急狀態法，我們還要國會通過新的《授權法》授予元首更大的權力。」

　　希特勒：「我們在國會裡不佔絕對多數，這意思是說我們可以用多數服從少數原則讓國會通過《授權法》？」

　　戈培爾：「沒必要，我的元首。我的意思是說您現在怎麼做都是對的，如果我們佔多數，那您就可以說要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如果我們佔少數，那您就可以說要用多數服從少數原則。即使我們的人數和對手一樣多，您也可以說那就聽我的，在一個悖論之下任何荒謬的結果都是有可能出現的。總之現在您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您的旨意行在德國，就像行在天上；您的旨意還將行在全世界，就像行在德國一樣。嗨！希特勒。」

　　周圍抬起了如林的伸直的手臂，在一片「嗨！希特勒」的山呼萬歲聲中，希特勒重新趾高氣揚地主持了開幕慶典，又虛情假意地恭維興登堡——兩天後他就全面架空了這位老總統。在最後就《公理化法》的投票結果發表講話時，希特勒傲然宣稱：「這其實已經結束了卡爾巴赫的所謂泛公理化直接民主制，舊魏瑪共和國的民主也被埋葬了。未來一百年，不！一千年之內，新的第三帝國如果還需要一種民主的話，那就是我的民主，希特勒式民主！」

　　1933年4月8日，德國巴伐利亞邦柯尼希湖柯尼希斯采飯店。

　　3月10日卡爾巴赫是在收音機裡聽到《公理化法》第一次投票的統計結果的，那時他在慕尼黑，已經在積極準備下一階段的投票了。聽到消息後朋友們都勸他去度假休養一段時間，他來到了阿爾高山地區的柯尼希湖，住進湖畔一家叫柯尼希斯采的飯店。

　　壯麗寧靜的自然景色並沒有使他從失敗中逃避出來，只能使他陷入更深的自省和反思。他曾風聞希特勒私下說過的話：「人們的地位越低賤，對參與某項比他們高貴的事業的yu望就更強烈。如果我能說服他們相信德國的命運危在旦夕，那麼，他們就會成為某項不可抗拒的運動的一部分，這運動還可包括所有階級。」這是他和希特勒共同的出發點，他的泛公理化運動在這方面也差不多和納粹運動做得一樣好，那麼，他們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卡爾巴赫在盛大集會上的公開演講不如希特勒，但希特勒筆下也寫不出像卡爾巴赫《公理化法》那樣有說服力的鴻篇巨製。希特勒一向認為激情的煽動比卡爾巴赫堅決主張的辯論說理更好，群眾不要選擇的自由，他們只要一套簡單的教義和一個敵人，而且最好是只有一個敵人——樹敵太多只會混亂他們的頭腦。因此希特勒把納粹主義變成了一種宗教，把猶太人或馬克思主義者樹成了敵人——即使沒有他也要製造一個出來。而卡爾巴赫從不代替別人思考，他只是把所有事實真相擺出來，讓群眾自己去判斷區分敵友。納粹還常強加於人「紐倫堡鐵處女」（一種中世紀刑具）式的桎梏和肉體的恐懼，卡爾巴赫相信最能感召人的還是「海德堡大酒桶」式的寬容，把尊重、和解既當作手段也當作目的。希特勒認為是說出來的話而不是寫出來的文章誘發了所有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卡爾巴赫致力於向人們儘可能全面地講清楚問題，因此非得有一部形諸文字無懈可擊的《公理化法》不可。就這樣卡爾巴赫似乎終於找到了泛公理化運動和納粹運動最本質的區別了：一個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的目不識丁的老年農婦也會在衣服上別一枚納粹卐字章，儘管她對納粹黨真正的宗旨一無所知，而卡爾巴赫要使這個農婦同樣信服他，「只有先教她識字」，這也是為什麼在泛公理化運動之前開展新國民教育運動的原因。卡爾巴赫一下子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這個差別甚至大過了他提出來和戈培爾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宣傳口號針鋒相對的「一個人，一個世界，一個公理（集）」的差別。

　　柏林傳來的計票結果同樣使他想到了羅素悖論，事實上不用經過投票也完全可以預先知道它的存在，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它會在現實中真的出現。人人都在等待著多數人投「少數服從多數」的票，這僅僅是給一個不證自明的天然合理的原則額外加一道保險。卡爾巴赫聽到計票結果的絕望的感覺就像當年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弗雷格接到羅素來信指出悖論時的感覺一樣，這個動搖摧毀了集合論和數學基礎的悖論改換一副面孔出現，以同樣簡單、同樣直截了當的方式動搖摧毀了政治學和法學的基礎。現在卡爾巴赫的桌上也放著一封取來重讀的舊信，這是他的朋友維也納大學的卡爾納普教授寄給他的，信裡有一篇複印的論文，是數學家、邏輯學家哥德爾發表於1931年的《論〈數學原理〉及有關係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Ⅰ）》，論文所起的作用也和當年羅素指出悖論的那封信所起的作用一樣，在終結數學上的希爾伯特規劃的同時也終結了卡爾巴赫政治學和法學上的希爾伯特規劃。這個時候卡爾巴赫在波蘭華沙的另一個朋友塔斯基也已經得出了他的「不可定義性定理」，美國的阿朗索‧丘奇很快就要提出他和圖靈機等價的「不可判定性定理」，加上最著名的「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三大定理一起宣告了徹底證明萊布尼茨猜想的希望破滅。

　　希特勒贏得了完全的勝利，接下來的一切就是按照戈培爾的設想進行了。3月23日國會第一次工作會議通過了《權力授予法案》，把一種近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專制極權集中授予了希特勒內閣，其實也就是授予了希特勒本人。現在別說公理化法，就連魏瑪憲法也名存實亡了。3月23日那天的會議是在一排排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衝鋒隊員和黨衛隊員逼視下召開的，是在希特勒露出了他的政治流氓和街頭暴徒本來面目的威脅謾罵聲中結束的。這時候國會裡即使有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韋爾斯敢於站起來告訴希特勒，永恆的思想是任何授權法授予的權力都摧毀不了的，甚至像意大利的社會黨議員馬蒂奧狄那樣對法西斯暴政說出：「我提議這次選舉無效，諸位先生，請現在準備給我送葬吧！」結局也會像馬蒂奧狄自己預言的和已經遭到的一般無二：十天後被綁架，兩個月後屍體在河中發現，這一點上希特勒只會比墨索里尼更殘暴。沒有公理化法的制衡和約束，希特勒大權在握後可想而知的下一步就是把德國「一體化」即「納粹化」，他要用俾斯麥的鐵與血再一次統一德國，為向外侵略擴張作準備。如果說俾斯麥曾經把德國扶上馬，那麼，他現在已經是把德國綁在戰車上了。

　　從柯尼希湖經德累斯頓返回柏林安哈爾特車站，當面對前來迎接的支持者和朋友們，卡爾巴赫再也忍不住憤然失聲：

　　「德國完了！歐洲完了！」

　　「德國完了！」

　　1933年5月10日，柏林倍倍爾廣場。

　　一卡車一卡車的圖書被拉來倒進廣場上的火堆裡，熊熊火焰映紅了一張張年輕狂熱的臉，約瑟夫‧戈培爾到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讚揚焚書的學生們。到現在為止，希特勒已經廢除了德國歷史悠久的聯邦主權，納粹分子盤踞了各邦政府的高官顯位。5月1日勞動節剛剛在坦貝爾霍夫飛機場舉行完一場百萬工人的盛大慶祝集會，第二天就取締了自由工會。議會各黨派正在一個接一個被強行解散，最後將會只剩下納粹黨是德國唯一合法的政黨。內閣中巴本被壓制，而曾幫過希特勒大忙的胡根貝格也很快要被逐出內閣。魏瑪共和國的法院、學校被納粹一一接管過來加以改造，新聞輿論工具只准發出一個聲音，讓「千百萬人民都在收音機前收聽元首講話」。此外還要用納粹化的各種行業組織代替民間組織，用官方教會代替民間教會。5月10日這一天柏林焚書的烈火也會很快在德國的幾百座城鎮幾十所大學蔓延開來，類似的事件都要以富有象徵意義的激動人心的一幕結束：

　　最後一車拉來的是那部曾經的煌煌大作《公理化法》，當它被拋進火中化為灰燼時，廣場上的氣氛、學生們的情緒和衝鋒隊銅管樂隊演奏的樂曲聲一起達到了高潮。「我早有一個願望。」戈培爾扯著喉嚨大喊，「總有一天要把這個非德意志精神的最大代表付之一炬，我要把這作為我們決心以最快速度完成國家一體化的標誌。」

　　1934年7月3日，柏林艾伯萊希特親王大街8號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總部。

　　如果脫去那套陰森的制服，黨衛隊全國領袖、蓋世太保頭子海因裡希‧希姆萊看上去就像個銀行小職員或小學教師。他正坐在辦公桌後聽取他的得力助手、負責黨衛隊保安處的海德里希匯報。希姆萊冷冷的毫無生氣的表情，就像從6月30日那個血腥清洗之夜直接帶過來的。那一夜他和戈林終於說服希特勒搞掉了衝鋒隊頭子羅姆，清洗了大批衝鋒隊的指揮官，還有許多納粹黨和他們私人的政治宿敵。曾經鎮壓啤酒館政變的馮‧卡爾被殺了，鬧分裂的施特拉塞被殺了，前總理施萊徹爾將軍被殺了，現任副總理巴本雖然留了一命，但他的新聞官被警告性地槍殺了。死亡名單還可以開列得很長很長，最後一名當然是希特勒一度視為自己最親密戰友的羅姆，他前天剛剛在慕尼黑被黨衛隊秘密處決。

　　內部清洗演變成的濫捕濫殺還沒有觸及到一個希特勒最公開的敵人——卡爾巴赫，儘管已經有許多卡爾巴赫分子在大清洗中以及大清洗之前就被除掉，但卡爾巴赫的國際影響太大，希姆萊在等待希特勒親自下命令。昨天戈林已經把有關大清洗的材料全部銷毀，希姆萊讓海德里希從戈林那裡以及保安處拿來卡爾巴赫的秘密檔案，一旦接到命令開始執行後，檔案也要被銷毀。

　　現在希姆萊看著海德里希帶來的檔案，索引卡左上角用紅色檢字器標出記號，表明卡爾巴赫是最危險的「A部一類」政權敵人，這一類敵人是已經採取秘密監視措施準備逮捕的。右上角還有記號表明卡爾巴赫可能是馬克思主義同情者，並且參加過共濟會等等。希姆萊一邊看一邊暗暗心驚：就是這個傢伙差點毀了第三帝國的千秋大業。儘管卡爾巴赫的泛公理化運動已經失敗，《公理化法》已經在各地被查禁、焚燒，並且無論政治性的《人民觀察家報》還是專業性的《德意志法學報》都在連篇累牘發表文章肅清他的思想殘餘，卡爾巴赫仍然頑固地堅持他那一套，到處預言希特勒將把德國引向戰爭和毀滅，並且像自己的記者朋友奧西茨基一樣拒不流亡國外避難，使許多人不得不敬佩感嘆：「卡爾巴赫已準備為公理而戰，為德國而死，他的英靈將會入住瓦爾哈拉殿堂（北歐神話傳說中主神奧丁接待戰死英靈的殿堂）。」卡爾巴赫則一直大聲疾呼：「當一代德國青年像馴服的獸群被驅趕到殘害別人也殘害自己的獵場上，當歐洲千百萬個家庭流離失所，無辜的平民包括婦女兒童倒在不管哪一方軍隊的槍口和炮彈之下，當我在已經可以像惡夢一樣夢見的滅絕人性慘絕人寰的種族大屠殺面前，我只有為我們曾經失去的一個無法挽回的機會深深痛惜，那時候一切都太晚了。《公理化法》投票中出現的悖論本來是可以規避的，它的存在並不能全盤否定《公理化法》和萊布尼茨猜想的價值，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但也絕對不能沒有民主！相比即將到來的這一幕歷史大悲劇，我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生與死，簡直算不得什麼。」

　　電話鈴響了，希姆萊拿起電話筒一聽就猛地站起來，腳後跟一碰挺直了身子：「是的，我的元首。是的，我的元首。」他不斷地重複這句話再沒有說別的，等到電話那頭的咆哮結束了，他才慢慢放下話筒坐回椅子上，抬眼看了看海德里希：「命令下達了，卡爾巴赫現在又去了慕尼黑，逮捕後對他關押的時間可以稍長一些，但也不能太長，你懂我的意思。」希姆萊說著拿起他慣用的淡綠色鉛筆在一份早已擬好的文件上籤下他姓名首寫字母兩個H，中間加一斜槓，「他會進入瓦爾哈拉殿堂的，只不過是在達豪（納粹德國一個著名集中營所在地）。」

　　1934年7月13日，柏林克羅爾歌劇院。

　　上午8時，臉色嚴峻的希特勒走上發言席，似乎要掩蓋住內心的某種情緒，他扶了扶講台，然後伸臂行了個納粹禮，台下的國會代表們也齊刷刷地伸直右臂。希特勒開始作有關大清洗的國會報告，在此之前清洗行動已經得到了總統、軍隊和內閣的認可，現在差不多全是納粹分子的國會自然也報以陣陣掌聲。

　　希特勒最後的結束語中有幾句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如果有人責備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法庭，那麼我只能說：在這個時刻，我要對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就是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

　　1934年8月2日，德國東普魯士紐代克舊王宮興登堡別墅。

　　八十六歲的總統保爾‧馮‧興登堡元帥在一張行軍床上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在此之前希特勒就急不可耐地通過了一項法律，把總統和總理的職位合併，在興登堡死後由自己一人擔任。希特勒達到了權力的頂峰，他的政治敵人已經基本消滅乾淨，全德國人民現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對他個人——既不是對國家，也不是對法律，而是僅僅對他一個人——宣誓效忠。首先是陸海空三軍：

　　「我對上帝發下神聖的誓言，我將無條件地服從德意志帝國和人民的元首、德國軍隊的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我將作為勇敢的戰士，隨時準備為我的誓言獻出生命。」

　　然後是警察、法官和其他公務員，作家、藝術家和各種專業人士，包括「民族社會主義大學教師聯合會」的教師和「民族社會主義大學生聯合會」的大學生等，一直到最後，是一種最令人痛心的稚嫩的聲音，這是希特勒少年隊和希特勒少女團的誓言。希特勒不但要扼殺德國的現在，他還要扼殺德國的未來：

　　「我向我們國家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我願意並將隨時準備為他獻出自己的生命，請幫幫我，上帝！」

　　「歐洲完了！」

　　1934年9月1日，紐倫堡齊伯林廣場。

　　一座紐倫堡到處可見的中世紀古建築。

　　一個在泛光燈照耀下緊抓花環卐字的石雕展翅雄鷹。

　　一張剛毅的護旗手臉龐。

　　然後就是森林般或海浪般的旗幟，鋪天蓋地的標語，像巨大山坡上茂密的野草順風倒向一邊的無數人伸長手臂的納粹式敬禮，屎褐色制服的衝鋒隊和黑色制服的黨衛隊整齊的方陣，百萬群眾的大遊行。最後還會有大群烏鴉歸巢一般掠過天空的飛機編隊，像滾滾鐵流湧動的大閱兵和規模驚人的軍事演習。在軋軋響的電影攝影機鏡頭下，納粹一年一度的紐倫堡黨代會開始了。阿道夫‧希特勒出現在高高的聖壇一樣的檢閱台上，左手大拇指插進皮帶扣環裡，右手僵直地伸向前方上空。

　　「嗨！希特勒。」萬眾一聲聲嘶力竭的狂喊中，有些女青年竟激動得昏厥過去。「現在，我的人民。注意了，我的人民……」齊伯林廣場入夜後亮起一百三十盞防空探照燈，全部垂直向上照射，彷彿用燈光的巨柱把整座廣場抬上夜空，朵朵白雲在光柱間飄蕩，又像是把一座巨大的光柱柱廊支撐著的天上聖殿降下了地，遠在一百多英里外的法蘭克福都能看得見。在這之前的一片黑暗中，只有一盞探照燈射出一束強烈的追光把希特勒罩住，使他頭上似乎出現神聖的光環遮住了魔鬼之角。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從白天到黑夜，齊伯林廣場多少次默默忍受希特勒尖利刺耳、伴以手舞足蹈的歇斯底里大發作似的演講，一直到最後面對德國年輕一代的戰爭叫囂：

　　「我要我的腳堅定地站在地上，準備抵抗任何打擊。當那一天來臨，你將站在我身邊，你將站在我前面、後面、旁邊，並且在我的掌管之中。我們將一起帶著我們的旗幟迎接勝利。」

　　剩下的事幾句話就能說清楚。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恢復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大肆擴充軍備。

　　1936年3月7日，德軍越過萊茵河，開進《凡爾賽和約》劃定的萊茵蘭非軍事區。

　　1938年3月12日，德國併吞奧地利，希特勒在坦克和裝甲車簇擁下衣錦還鄉。「多年以前，是上帝的意志打發一個青年從這裡到德國去，讓他成長起來並把他培養成這個民族的領袖，以便使他有一天能夠領導他的祖國重新回到德國。」

　　1938年10月1日，德國侵佔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9月1日，德軍機械化部隊以閃電戰進攻波蘭。

　　1939年9月3日上午11時，英國對德宣戰。

　　1939年9月3日下午5時，法國對德宣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