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李白婚姻及子女的生態考察

　　李白死後，他的朋友及崇拜者魏颢，在其所撰寫的《李翰林集序》中說道：

　　“（李）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決；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于宗。”

　　魏颢是與李白的後半生中交往較深的人。所以，對于他寫的這篇“集序”，也就成了研究李白家庭的重要參考依據。現根據他的記述，並結合其他史料，來逐一剖析李白的婚姻及其子女等情況。魏颢交待了在李白一生中，分別跟四位女人相結合的事兒，但是又有所分別。對于李白一前一後的兩次婚姻，他用了“娶”字；而對于中間的兩次男女結合，他用的是“合”字，表明這不算是正式的婚姻，而是一種“男女同居”的關系。

　　不過，魏颢卻也用錯了“娶”字。因爲，在古代漢人婚俗裏，把女子娶進門，叫“迎娶”，或如通俗說的“娶親”，即是以男性爲主體的婚姻；而男子上女方家門，做女婿的婚姻，則反過來是以女性爲主體的婚姻，就不能稱之爲“娶”，在古代叫做“入贅”，用現在通俗話講，就是“做上門女婿”。

　　據李白自言：“…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楚之事，雲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上安州裴長史書》）

　　這指的是李白在25歲出川後，便一直四處漫遊，他見到同鄉人司馬相如的文章裏，大爲誇耀楚地雲夢的湖泊如何神奇壯觀，就慕名而來觀賞，碰到離此不遠的安陸府地，住著前代相國許圉師一家，把他招進門做了女婿，許家的一位孫女就成了李白的妻子。後來他們還有了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兒，叫平陽；小的男孩叫伯禽，乳名明月奴。李白的後一次正式婚姻，同樣是被“見招”，做的是另一位唐代宰相宗楚客家的上門女婿，李白“宗夫人”即是宗楚客的孫女。

　　在我國古代，男人做上門女婿的社會地位是相當低賤的，被當時人們視作爲“異常之舉”。以男性爲主體的婚姻習俗，當可溯源到我國的周朝始。那時，由于以父系爲中心的婚姻倫理觀念得到加強，而後“男尊女卑，夫爲妻綱”，則成爲封建社會人倫關系的重要准則。男子漢肩負著頂門立戶，維持自性血脈相承的大任，而女子出嫁到男家，生兒育女，操持家務，被視爲天經地義的事兒。那麽，作爲一種反常現象，男子漢嫁到女家做“上門女婿”，就被人們賤視而待了！因而古人對此用了相當精妙的“入贅”一詞，來給以稱謂。

　　“贅”在漢語裏的解釋是“多余的”，比喻“剩余之物”。漢詞中，對多余的話叫“贅言”；對人們皮膚上生長的瘊子，叫“贅疣”（比喻多余而無所用）；對男子做上門女婿，便稱之爲“贅婿”。在我國秦漢之時，是把“贅婿”當成罪犯等“五類份子”對待，要把他們強征到邊關去做苦力的，稱之是“譴戌”。到了唐朝，雖然當時社會風氣已較爲開放，但在漢人聚居地，由于接受儒學傳統占據主流，儒家倫理觀念仍是“正統”人們心中一道難以逾越的藩籬。

　　比如，唐人對于相關史籍中“贅婿”一詞的釋義，就表現出當時基本的世俗觀念，即對這種異常現象的鄙視和不齒。例如，司馬貞在對《史記•滑稽列傳》中，出現的“淳于髡是齊國贅婿”條文上注釋道：“做女人丈夫，像他這種應招上門的，就好似人身上的疣贅，是剩余之物了。”再例如，顔師古在《漢書•賈誼傳》上，對“家貧子壯則出贅”文句，進一步引申說：“所謂贅婿者，是說他不當而出在妻家，亦猶如人身體上有肬贅，本不屬應有的東西。”

　　那麽，李白爲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接連兩次甘當“贅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講，李白畢竟出自“胡地”，在回到巴蜀江油偏居後（當時亦稱爲西南夷），那裏也雜居著以“羌胡”爲主的許多少數民族，他必會受到當地婚俗世風的影響。所以，對于深具豪放本質的詩人李白來講，他是不會在意于內地漢人的“世俗之見”的。

　　據曆史學家的考證，在李白出生地碎葉，以西突厥人的活動影響最大。當時生活于西域之地的各民族，還存有許多母系氏族社會中遺留下來的風氣，且突厥族的社會發展，相比漢族要落後許多。他們突出女性的身份地位，婚俗上往往體現于“女婚男嫁”。

　　在玄奘寫的《大唐西域記•序論》上，就講述了這樣一段關于西域習俗的話：“黑嶺以來，莫非胡俗。…（其）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而在《隋書•北狄傳》中，對突厥族人的風俗也有一說：“（他們）雖姓氏各別，總謂鐵勒。…唯丈夫婚畢，便就女家，待産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殡之，此其異俗也。”

　　因此，我們對李白是否漢人（郭沫若說）？或者胡人（陳寅恪說）？又或者胡化的漢人（胡懷琛說）姑且不論，但可以肯定一點，他是出自西域遷來的家庭，必然要深受到突厥文化的影響的。李白對于先後“入贅相門”爲婿之事深感榮光，並時在詩文裏得意自鳴。可見從他的心理上，並無有這層陰影，也顯出李白“奇”的特征。然而，事情也不是這麽簡單。李白對于自己的婚姻大事，是有著想“攀附名門”來提升身份地位，便于結交權貴，跻身于仕途考慮的！也就是說，李白的某些行事作風上，也存在未能免俗之處。

　　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裏講道：“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爲社會所不齒。”從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論述裏，我們當可明白，以李白關于婚事和積極求仕的表現看，他是兩樣均沾了。無容諱言，李白也有著熱衷于追求世風的一面，如此也便是人性的完整體現。

　　然而事與願違，李白的婚姻選擇，並沒有給他的事業發展增添多少籌碼，倒使他在家庭問題上平添了幾許愁緒，尤其是對養育子女方面更欠賬難償！雖然李白在漂泊流離時，對其兒女們表現出深深牽挂且愧疚萬分，但這彌補不了他所造成的子女在育養問題上的傷害！

　　安陸府的許相國家族，曾經在唐初至高宗帝年間煊赫一時，但時過境遷，也無後人在朝爲官，難以爲李白提供多大的勢力保護傘，其主要的功勞是給他解決了衣食等生活問題。李白是以“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之語，來概括他在安陸所度過的、近十年的落魄生涯的。

　　僅是因爲他錯將安州長史李京之，誤認成自己的老朋友魏洽的這樁“小事”，竟然也惹得李長史大爲不快，差點就被“緝拿歸案”。爲此，李白不得不上書李大人，再三以卑詞謝罪，信中說道：

　　“（李）白孤劍誰托？悲歌自憐。迫于悽惶，席不暇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無路。”

　　由此可見李白當時處境，是多麽的窘迫無依。他的好酒之性，這時也一發不可收拾了。“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這便是他寫給許氏夫人的詩句，表現了這位天才詩人因彷徨失措，只求醉酒解悶的怨恨。實際上，李白同安陸家人是離多聚少的。大概他常住家裏的時間不足三年，這中間還要把他遊曆于江夏等地連算在一起。

　　唐開元末年（約736年），許氏夫人不幸病逝，這可是對李白家*的重大打擊。有許夫人在，對他們兩個小孩的育養照料，是不成什麽問題的，許家人裏也不能公開反對。于今許氏不在了，李白作爲上門女婿的身份地位，又常年效果並不顯著的奔波在外，有誰願意挑起撫養自己小孩的重擔呢？如果說，原先許家人對李白還只是冷眼旁觀，背後閑言碎語，而現在卻會公開地指責他的許多不是之處了。再加上李白在安陸混得並不好，社會空間對他似乎很有限。時年36歲的李白，驟然間感到了內外交困的巨大壓力，他是很難再呆在安陸許家了，匆忙間攜兒帶女，移居到東魯（山東）之地。後來李白跟友人提及到這段艱難的歲月，詩中言：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顔。

第二章 李白與他的子女們之間的艱難困苦

　　李白寓家之地，是在兖州郡瑕丘城（郡政府所在地，今山東兖州縣。）的東郊外，這裏距離曲阜僅約三十裏。這時李白仍將主要的精力放在隱居山林、以隱求名、揚名入仕的上面。但家裏兩個幾歲的小孩靠誰照管呢？這同樣是李白不得不考慮的大問題。于是，他只得跟一位劉姓女子匆匆開始了“同居”的日子，這不過是想讓她盡到照料小孩的職責，因爲李白是沒有可能在家裏“陪老婆”的！

　　不料這小女子，看大詩人李白完全不那麽回事兒，人財俱無，興味索然，便趕緊抽身走人。無奈之下，李白又求得朋友介紹：當地一婦人，算勉勉強強地願意來湊合著過（也是沒有履行婚姻大禮的同居形式）。那麽李白自己呢，雖然對這婦人的小心眼非常厭惡，但也只好就這麽地了。至于魏颢講道這位婦人生下一兒子，並取名“頗黎”之事。但是李白以及其他人從未提起過；甚至于後來，李白的大兒子及其孫女也無提及此人。多數學者認爲這是誤記，不知所雲。

　　就在李白長期奔走無成，深受困頓落寞煎熬的時刻，他終于時來運轉，接到了唐明皇的诏書，命他進京朝觐。李白臨行之前，作有《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反映出了他當時的心情和感慨，大有歡欣之余而又對家庭問題的不滿意。詩言：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在這首詩裏，透露出兩項涉及到家庭的事情：一是他的兩個孩子尚小（此指女兒平陽和兒子伯禽），見到久別的父親後高興不已，歡喜地拉著他的衣衫寸步不離；二是對輕視于他的家中婦人很不滿意，並用了漢代名士朱買臣的典故予以斥責。

　　朱買臣家境貧寒，僅靠以伐薪賣柴爲生。但他自幼酷愛讀書，經常一路肩挑木柴，一邊口中背誦著書文。他的妻子也擔著柴一路跟隨，久而久之便厭煩起來，一再勸止朱買臣不要誦文于道中了。買臣非但不聽，反而越發起勁地誦聲更高，弄得朱妻感到太丟顔面，立時就要分手離去。買臣笑著說：“我會在五十歲時貴而且富，現在也有四十多了。你跟著我再多苦幾年，到我富貴之時，必定回報你的功勞。”朱妻聽後更加憤怒道：“像你這般，到時候只能餓死在山溝裏，怎會有富貴的那天呢？”買臣未能挽留住妻子，只能任她離去。後果然買臣做了會稽太守，上任之時來到吳地界，看見前妻同她現在的丈夫一塊，正低頭恭迎于道邊。買臣便叫停車，讓部屬把他倆弄上後車，一同來到太守府中，並爲之安排好食宿。一月後，這位婦人在羞悔萬分中抑郁地死去了。

　　李白用此典故，當出自兩方面寓意。一是，因爲自己常年漂泊在外，又無所建樹，這樣沒能得到同居婦人的理解和尊重，還嫌棄他無能；先是劉氏鄙棄離去，後是“魯地一婦人”也多有白眼非言，均屬買臣之妻一類的世俗小人，給自己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痛苦，故用典嘲諷之。二是，兩個小孩因前妻所生，故未能得到同居婦人很好的照顧，使自己心感不安，便用典告誡“魯地婦人”：你可要盡心照看好他們，等我做了京官，不會虧待你的！

　　從李白奉诏進京，到後來被迫“賜金還山”，再開始以開封爲中心地（十載客梁園）的長年漫遊的日子裏，他仍將兩個孩子寄居于山東的兖州原地。在這段漫長歲月裏，他曾經回返過兖州，同孩子們共度過一段“美好時光”，還曾在客居地款待過摯友杜甫。但不久他返回開封後，就同定居于此地的，已故唐代宰相宗楚客的孫女舉行了婚禮，做了宗家的招贅之婿。宗楚客是武則天堂姐的兒子，曾在十年之內幾經起落、三度爲相；並純屬是貪贓枉法、禍國殃民之徒。他最後一次竊取宰相，是因無恥逢迎韋後及武三思而得來的。在後來唐玄宗起兵誅滅韋後陰謀集團的戰鬥中，也將宗楚客一並處死。

　　雖然無論宗楚客的身前死後，在朝野輿論裏均是聲名狼藉的，但離奇的是李白並不計較這些東西，他仍然自認能有“相門之女”做妻子，就深引爲榮了！不管這家的名聲如何，也不在意做了上門女婿會遭到別人鄙視。這樣不較配偶家風是否有清望，而志在聯姻于高門的擇偶作風，實爲唐代其他漢人文士中所僅見。

　　既然李白重新組織了“家庭”，又在詩裏所表現同宗夫人感情也不壞，就應當趕緊把孩子們接來身邊，讓他們享受家庭的溫暖，得到學習與成長的正常環境。然而，這足使孩子們歡欣雀躍的日子，竟然一天都沒有到來，只能屬于他們不能成真的美夢！對于這一點，李白深感負疚，也並對偏居鄉野的兒女們牽腸而挂肚。這樣的情緒，時有出現在他的詩歌裏。在友人楊燕與他作別，而要去東魯之地時，這極大地觸動了他的相思之情，並在贈送友人的詩裏寫道：

　　二子魯門東，別來已經年。因君此中去，不覺淚如泉！

　　後來李白還單獨寫詩給這姐弟倆，托人帶去東魯，以寄托自己的無盡懷想。這首題爲《寄東魯二稚子》的詩道：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複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

　　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

　　桃今于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

　　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

　　雙行桃樹下，撫背誰複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猶煎。

　　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在以上這首詩裏，李白披露了一些他家中的情況。一是有了少許的農田，還有一處酒樓；二是長女平陽當有十三、四歲了，小兒子伯禽也長得跟姐姐差不多高了。李白同這姐弟倆以分別了三年，那種相互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嬌女思親的淚水，滴落在李白的想象中（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由于很少同子女住在一起，難以給予他們應有的父愛和關懷，無比愧疚又如何償還？這樣的心情與日俱增地交織在一塊，的確令李白痛心而疾首（雙行桃樹下，撫背複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

　　李白住在宗府，屬于贅婿身份。宗家的那些深受內地傳統觀念熏染的七姑八姨們，想也不會對他有太多的尊重；而宗夫人呢，也不回接受他前妻的兩個孩子，哪些是表面上願意來哺養他倆。這事兒李白有沒有主動提出過呢？現已無案可查，看來是他感受到了某些始料未及的家庭內的壓力，不方便主動講。或者他提了出來，卻得不到積極的回應，只得怅然作罷。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李白與宗夫人新婚不多久，他就匆忙遠遁，浪迹天涯了。爲什麽會是這樣呢？而從表象看，李白跟宗夫人之間，感情上還是挺和諧的。在李白長年累月浪遊于外時，給妻子寫下了不少的相思之詩；又並以妻子的口吻，數次寫下思念于他的詩作（代內贈詩），想象著愛妻時而倚門待歸。這就巧了！爲何李白又偏要遊滯于外，偏不歸家呢？從他倆之間的“往來贈詩”中，有沒有透露出某些個中原因呢？也許細找一下，還是有所發現的。

　　在李白《秋浦感主人歸燕寄內》詩裏，有此幾句：

　　豈不戀華屋？終然謝朱簾。我不及此鳥，遠行歲已淹。

　　寄書道中歎，淚下不能緘！

　　這裏李白以燕自喻，說自己並非不愛戀華麗的屋宇，如燕子般與妻子時時相擁在愛巢裏，但迫于“宗府”的俗習勢力，只得長年漂泊不歸，我還不如一只年年春歸的燕子。因爲，容不下自己雛燕的巢穴，是不能感受于完整家庭溫暖的！

　　在李白《自代內贈》詩中，也隱約地說了幾句：

　　鳴鳳始相得，雄驚雌各飛。遊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

　　這裏李白以妻子的口吻敘說，他們剛剛鸾鳳和鳴，就“雄驚‘別’雌飛了”；那只雄鳳如遊雲一般，一去再不見歸來。

　　是什麽難言之事，使得李白孤飛遠走呢？只能是因爲宗府內壁壘森嚴，難以牽就李白之人，更難容留下他的兩個孩子！此間李白的心思，是在想尋找一個相對合適的落腳地。這樣便有了“話語權”，再把他一家人聚合在一起，免除三地相思牽挂之苦。但殘酷的現實，阻止了他這一願望的實現。自李白離開長安後，社會上對他的非議相當之多，主要是嘲笑他無論仕途還是生活上，都已失敗而歸結，這使得李白的進取空間大受擠壓。艱難求索途中，李白不得不以一個“正宗道士”的身影，閃現于世人面前。有位非常同情他的好友，就傳神地描述他駕車訪道中，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箧”。

第三章 李白一家的悲慘命運

　　唐天寶十一年（755年），李白已到了五十五歲。這年安祿山起兵反唐，攻勢甚猛，僅在八個月內，就攻進了西部重地潼關，唐玄宗便倉皇之間逃往成都。此時，李白也上了廬山避難。不久宗夫人爲躲避戰火，也跑到廬山找著了丈夫，兩人終于因戰亂緣由而重新團聚了。遠在東魯的子女們，讓李白擔心起來，魂牽夢繞。恰逢門徒武谔從西部來訪，並十分仗義，表示願意率衆去把孩子們接到廬山。但是，不知出于何種原因阻礙，這一計劃並未實現。

　　此時宗夫人迷戀上了“道仙之術”，並拜師于奸相李林甫之女李騰空的門下，李白也並贈詩溢美了這兩位相門之女。當過後“天真”的李白，下山隨從永王李璘起兵勤王，轉而妄圖另立中央的陰謀挫敗後，他受此牽連，遭禁在了浔陽（今九江）大獄裏。宗夫人曾經爲營救李白出獄，而不避風險地東告西求；當他遠放夜郎時，宗夫人還同其弟專程前來送別，表現出了對于李白的真摯情誼。

　　當李白赴夜郎途中遇赦，返回內地後，就不見他再提及到宗夫人了。可能她已經遠離人世；或許是她已遠避紅塵，正行走在深山老林裏的求道訪仙之途中。李白最後生命的歸宿之地，是在安徽的當塗。從史料上得知，陪伴他的親人，除了族叔李陽冰之外，還有兒子伯禽的一家。他的女兒平陽，此時可能已經故去（既嫁而卒）。

　　在李白逝世五十多年後，他的朋友之子範傳正出任了宣歙觀察使（李白故居地歸其管轄），便也開始了尋訪李白後代的工作。經過三四年間的明查暗訪，終于打聽到了李白的兩位孫女尚在本地。她們均是李白之子伯禽的女兒，成年後恰逢父親病故，後因爲女子身份，按當時政策是分不到官田的，故淪爲庶民；現都在鄉村成了家，嫁給了兩個老實巴交的佃農，更淪爲編戶外的“草野之民”。

　　範傳正得知李白後人的境況如此淒涼，便即刻派人把她們送來府中了解詳情。這兩位李白孫女來到後，訴出了一肚子的苦水，讓範傳正簡要地記錄在案：

　　“我們的父親伯禽病逝于貞元八年，死前無有官府身份。我們有一位兄長，但外出了十幾年，一直杳無音信。我們父親在世時只是士人（比平民高一等級）身份，當他死後我們就變成了平民；雖說有一兄長在，但未能給予任何庇護，我們又變爲普天下的窮苦人。我們並非不懂得紡織，但沒有桑園來養蠶；並非不曉得種田自給，但沒有田地讓我們耕作。我們姐妹嫁人從夫，只是爲活命而已。這樣的淒涼慘景，我們不願意禀告縣老爺，就怕辱沒了爺爺李白的聲名。于今被當地官家‘押送’來府，只得忍辱負重地坦誠禀報。”

　　聽罷此言，範大人也不禁傷心落淚，悲憫之情由然而生。于是他決定利用手中的權力，要讓這兩位李氏改嫁，“跳槽”到有較高身份的士族家門去，這樣就可改變她的悲慘命運。但李白孫女的回答，卻使得範傳正不敢奪其心志：

　　“既然已在無奈之時做了草民，今若仰仗權勢，迫嫁強婚，求助于高門之下；這雖然活得是滋潤多了，但到死之後，咱們就沒有臉面去見李白爺爺了！”

　　由于經曆奇特，多種文化在李白心靈撞擊融會，培育出了這樣一位舉世無與類比的奇人。他矯矯不群的身姿，讓衆人驚呼爲“谪仙”；他與衆不同的詩歌，就成了“天仙之詞”。那麽，他的縱任俠、喜浪遊、好高門、做贅婿等行事作風，就使今人不難理解了。李白倚仗“谪仙”的才氣，心懷策士古風，爲要挺身廟堂之上，伸展其指點江山的宏願，並爲此耗盡了他畢生的大部精力。由于文化涵養不同，而引導出思想觀念、倫理訴求上的巨大差異，既是致成李白功業失敗的主要原因，同樣如此，也是致成他子孫後代無所學成，貧困潦倒的重要因素。

　　對于兩次入贅相門所産生的家庭問題的複雜性及嚴重後果，應當是奇人李白所沒有預料到的。從第一位夫人許氏去世，李白及子女難在妻家容身而移居山東，到李白入贅宗府，又不能將子女接來住在一起；這種結果讓自己孩子們獨居于外，得不到至親的照料，又享受不了良好的教育，以致子孫均無法走上科舉入仕之途，遺棄的兩位孫女也無人照料，最後不得已淪爲了草野農婦。這樣的一種悲劇性結局，從表面上看，有許、宗兩氏府內仍有歧視贅婿現象而致；實質問題上，這是由于兩種不同文化發生的矛盾引出沖突，體現在李白家庭之上了。

　　我爲李白而歎，更爲他所造成的子女的悲劇而撼！不過最後，我仍然要借引一位智者的名言對李白說：你是殘缺的戰士，不是完美的蒼蠅！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