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

　　我們的家，在龍江街，龍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裏。就如同中國地圖上靠近西伯利亞邊陲黑龍江那塊不毛之地一樣，龍江街這一帶，也是台北市荒漠的邊疆地區。充軍充到這裡來的，都是一些貧寒的小戶人家。我們那條巷子裏，大多是一些不足輕重的公家單位中下級人員的宿舍。兩排木板平房，一棟棟舊得發黑，木板上黴斑點點，門窗瓦檐通通破爛了，像一群襤褸的乞丐，拱肩縮背，擠在一堆。左邊第一棟是秦參謀家，一扇大門給颱風刮掉了，一直沒有補上，好像禿著嘴巴，缺了一顆門牙似的。秦參謀喜歡坐在大門缺口一張矮凳上，手裏抱著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據他自己說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啞得患了重傷風一般。去年他中了風，臉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奮力的唱著《逍遙津》，很蒼涼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張嘴，下巴便好像掉下來了似的，一臉痛苦不堪的神情。右邊第一棟住著蕭隊長和黃副隊長兩家，蕭太太和黃太太吵了十幾年的架，因為兩家共用一個廚房。常常在深夜裏從她們廚房中傳出來一聲聲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聲，配著尖厲的詛咒，在寒風中，聽得人毛骨悚然。蕭太太是大塊頭，聲音洪亮，總是佔上風。黃太太卻乾瘦得像只縮了水的黃瓜，一徑癟著嘴，淚眼汪汪，滿面淒苦，好像給蕭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難，一家家傳出來，都是怨聲。我記得，那麼些年，我們那條巷子好像從來沒有安寧過。這邊哭聲剛歇，那邊吆喝怒罵又洶洶然揚了起來。然而我們那條二十八巷，卻是一條叫人不太容易忘懷的死巷：它有一種特殊的腐爛臭味，一種特殊的破敗與荒涼。巷子兩側的陰溝，常年都塞滿了腐爛的菜頭、破布、竹篾、發銹的鐵罐頭，一溝濃濁污黑的積水，太陽一曬，鬱鬱蒸蒸，一股強烈的穢氣，便衝了上來，在巷子裏流轉回蕩。巷子中央那個敞口的垃圾箱，內容更是複雜。常常在堆積如山的穢物上，會赫然躺著一隻肚子鼓得腫脹的死貓，暴著眼睛齜著白牙；不知是誰家毒死的，扔在那裏，慢慢開始腐化；上面聚滿了綠油油一顆顆指頭大的紅頭蒼蠅，人走過，嗡地一下都飛了起來，於是死貓灰黑的屍身上，便露出一窩白蠕蠕爬動的蛆來。巷子是黃泥地，一場大雨，即刻變成一片泥濘，滑嘰嘰的。我們打著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著，腳上裹滿了泥漿，然後又把黃滾滾的泥漿帶到屋裏去。如果天氣久旱，風一刮，整條巷子飛沙走石。於是一家家破缺的墻頭撐出來的竹篙上，那些破得絲絲縷縷的尿布、三角褲、床單、枕頭，在黃濛濛的風沙中，便異常熱鬧的招翻起來。

　　這條死巷巷底，那棟最破、最舊、最陰暗的矮屋，便是我們的家。前年黛西颱風過境，把我們的屋頂掀走了一角。我跟父親用一塊黑色的大油布鋪在漏洞上，遮蓋起來，上面壓了許多紅磚頭。雨下得大，屋內還是會漏的，於是鉛桶、面盆，有時連痰盂也用上，到處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內便叮叮咚咚，響到天明。我們的房子特別矮，陽光射不進來，屋內的水泥地分外潮濕，好像一徑濕漉漉在出汗一樣，整棟屋子終年都在靜靜的，默默的，發著霉。綠的、黃的、黑的，一塊塊黴斑，從墻腳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們的衣服，老是帶著一股辛辣嗆鼻的霉味，怎麼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親卻說，我們能夠弄到那樣一幢房子，已經是萬幸了。民國三十八年，父親那個兵團在大別山和八路軍交戰，被圍睏了一個多禮拜，救兵趕不到，父親被俘虜了。後來逃脫，來到台灣，革去了軍籍。幸虧父親一個舊日的老戰友黃子偉黃處長，賣了一個人情，才讓父親暫時棲住在這棟矮小破爛的宿舍裏。差不多每個星期天，父親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黃子偉叔叔家裏去，去的時候，總是拎著一瓶紅露酒，一包鹽脆花生；然後和黃叔叔兩人對坐著，用水碗子裝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嘴裏的花生米嚼得咔嚓咔嚓。父親本來就是一個剛毅木訥，不善言辭的人，喝了酒，更加一句話也沒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裏，一臉紫脹，兩眼通紅，一直挨到太陽下去，屋內黑了，父親才立起身來，幹咳一聲，說道：

　　“呃，不早了——”

　　“在這裡吃飯吧。”黃叔叔也立起身來。

　　“改天再來。”

　　父親也不等黃叔叔回話，便踏著他那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步伐，昂然離去。他的胸脯誇張的挺著，頭高揚到滑稽的地步，一雙穿得張了口的舊皮靴，踏在地上，發著啪噠啪噠空洞的響聲。

　　 據說父親從前打日本人是立過功勳的——這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他講到“長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間會變得滔滔不絕，操著他那濃濁的四川土腔，夾七夾八口齒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們半懂不懂的話來。他那張磨得灰敗，皺紋滿布的黑臉上，那一刻，會倏地閃起一片驕傲無比的光彩。父親說，那一仗下來，長沙郊外那條河河水染得通紅，他那柄馬刀，砍日本人的頭砍得刀鋒捲起。他房中案頭上一張全身戎裝的照片，捆著斜皮帶，穿著長統馬靴，手裏捧著一頂穿了幾個彈孔的日軍軍盔，臉上露著勝利的得色。那張照片，便是在長沙郊野戰場上拍的，地上七橫八豎都躺滿了士兵的死屍。那時父親剛升團長，並且還受了勳。父親的床頭擱著一隻小小的紅木箱，箱子用一把銅鎖鎖住，箱子裏便珍藏著父親那枚二等寶鼎勳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學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親把我召進他房中，鄭重其事的把他床頭那只小紅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將箱子打開，裏面擱著一枚五角星形的紅銅鍍金勳章，中間嵌著藍白兩色琺瑯磁的寶鼎。鍍金已經發烏了，花紋縫裏金面剝落的地方，沁出了點點銅綠來。係在頂角的那條紅藍白三色緞帶，也都泛了黃。父親指著那枚舊勳章，對我說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記住：你父親是受過勳的。”

　　我覺得那枚勳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親將我的手一把擋開，皺起眉頭說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雙手貼在褲縫上，父親才拿起那枚章，別在我的學生制服衣襟上，然後他也立了正，一聲口令喝道：

　　“敬禮！”

　　我不由自主，趕忙將手舉到額上，向父親行了一個舉手禮。我差不多笑出了聲來，但是看見父親板著臉，滿面嚴肅，便拼命忍住了。父親說，等我高中畢業，便正式將那枚寶鼎勳章授給我。他一心希望，我畢業的時候，保送鳳山陸軍軍官學校，繼承他的志願。

　　父親做了一輩子的軍人，除了衝鋒陷陣以外，別無所長，找事十分困難。又是靠黃叔叔的面子，才擠進了一家公私合營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顧問的閒職，月薪三千台幣。在機關裏，他連張辦公桌也沒有的，其實用不著天天去上班。可是父親每天仍舊穿著他那唯一一套還像樣的藏青嗶嘰中山裝，手臂下夾著一隻磨得泛了白，拉鏈只能拉攏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進，踏著他那僵硬的軍人步伐，風塵僕僕的去趕公共汽車。父親跟舊日的同僚，通通斷絕了來往。有一次，有兩個父親的老部下，到我們家來探望他，父親穿著內褲躲進了廁所裏，隔著門對我悄聲命令道：

　　“快去告訴他們，不在家！”

　　就在我們那間悶熱潮濕，終年發著霉的客廳裏，父親頑強的坐在他那張磨得油亮的竹靠椅上，打著赤膊，流著汗，戴著老花眼鏡，在客廳那盞昏暗的燈下，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在翻閱他那本起了毛，脫了線，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三國演義》。有一年台北地震，我們屋頂的磚瓦震落了好幾塊，我們都嚇得跑到巷子裏去。等我們回返家中，卻發覺父親仍舊屹然端坐在客廳的竹椅上，手裏兀自捏住他那本《三國演義》，他頭上那盞吊燈，給震得像鐘擺一般，來回的擺蕩著。

　　父親獨自坐在客廳裏研究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時，母親便一個人在客廳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彎著腰，在搓洗那些堆積如山無窮無盡的床單衣裳。因為貼補家用，母親每天都去兜攬一大堆別人家的床單衣裳回來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臟衣裳裏，弓著背，拼命的搓，奮力的洗，兩隻手在肥皂水裏，一徑泡得紅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撈起裙子，露出一雙青白的小腿來，一頭烏黑的頭髮扎成一刷大馬尾，拖在身後。有時候，母親一面搓洗，一面一個人忘情的哼著台灣小調；搓著搓著，她會突然揚起面，皺著眉頭，放聲唱了起來：

　　啊——啊——被人放棄的小城市——寂寞孤單影——

　　她的聲音尖細，淩厲，顫抖抖的一聲奮揚起來，聽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裏那個臺語悲旦白鶯唱得還要叫人心酸。

　　母親的身世和來歷都是十分曖昧不明的。據說她是桃園鄉下一戶養鴨人家的養女。養父是個酒鬼，百般虐待，幸虧養母還疼她，少受了許多罪。可是有一天，養父一把鐮刀飛過去，把她額頭上削去了一塊皮，於是她便逃了出來，跑到中壢，在第一軍團軍營附近一家下等茶室，當起女招待來。那段日子，母親的行為大概不甚檢點，經常跟第一軍團那些軍爺們製造事件。有一次，兩個少尉軍官為她爭風吃醋，動起武來，險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鬧大了，母親在中壢立不住腳，才到台北來幫人做下女。黃嬸嬸懷孕時，請了母親臨時幫忙，就是這樣，便跟父親搭上了。那年父親四十五，母親才十九歲。黃嬸嬸提起這件事，總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們阿母送紅蛋去的，誰知你們阿爸紅蛋留下，連人也留下了！”

　　母親年輕時，大約的確是一個很有風情的女人。她長得身段嬌巧，細細的腰肢，一頭豐盛的長髮，烏亮亮像匹黑緞子披到背上來。她那張雪白的娃娃臉，一小撮嘴巴，嘴角翹翹的，滿臉稚氣，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總也長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雙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雙烏亮的眸子裏，卻一徑閃爍得像兩隻受了驚的小鹿一般，東躲西藏，充滿了徬徨疑懼。有時候，她會突然眉頭一鎖，一雙大眼睛便像兩團黑火般燃燒了起來，好像心中一腔怨毒都點著了似的。

　　母親站在父親身邊，只到他的肩膀。兩個人走在街上，父親昂頭挺胸，好像在閱兵，大步大步的跨著，母親跟在他身後，碎步追趕，不住的兩邊張望。那樣一個蒼老灰敗，滿頭白髮倒豎的大男人，身後卻跟著一個娃娃臉，驚惶不定的小女子——他們兩人，是我們巷子中，一對極不相稱，走在一起令人發噱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親大概也曾熱愛過母親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卻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親在門口跟一個賣菜的小夥子調笑，她拿一根蘿蔔去敲那個年輕男人敞裸的胸膛，那個小夥子便乘機捏了一下母親的膀子。父親恰巧撞見了，回家以後，也不發言，倏地從門背後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親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親跌倒在地，她細小的身軀蜷縮成一團，兩隻肩膀猛烈的抽搐著，一雙青白的小腿，不斷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樣子，使我想起我們過年時宰殺的一隻小母雞，喉頭割斷了，躺在地上，兩隻雞爪子，不斷痙攣的蹬踢著，在做垂死的掙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濺滿了鮮紅的血點子。母親躺在地上，並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臉青蒼，一小撮嘴巴緊緊閉著。她那雙大眼睛，望著父親，好像要跳了出來似的。第二天，母親沒有起床。父親回家時，卻將一包花紙包著的盒子，往母親床頭一塞，急急轉身便走了出去。盒子裏是一件嶄新的細麻紗連衣裙，豆綠的底子，起著大團大團的紅芍藥。母親爬下床，將新衣裳換上，站在鏡子面前左顧右盼起來。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項上，卻添了兩條手指粗的鞭痕，橫斜在那裏，青紅青紅的浮腫起來，像兩條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歲的那年，有一天，母親忽然失蹤了。她帶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帶走了父親買給她的那條花裙子。她跟了小東寶歌舞團裏一個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參加了他們那個歌舞團，環島巡迴表演去了。小東寶歌舞團的宿舍，本來駐紮在長春路。母親常常去領他們團員的衣服回來洗。有一次，我經過他們宿舍，窺見母親正跟那些團員們混在一起，在唱歌。那個小喇叭手，是個二十來歲的小夥子，穿了一身絳紅的制服，胸前兩排金色銅扣，袖子上兩道寬寬的金邊，他歪戴著一頂白色金邊的帽子，露著兩片滲黑油亮的髮鬢來。他雙手舉著一管閃爍的銅喇叭，仰著身子，吹奏得異常囂張。母親夾在一夥女團員中間，一齊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風》。她的頭上也歪戴著一頂白色金邊的男人帽子，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笑得那般開心過。

　　母親出走的那個晚上，父親擎著他從前在大陸上當團長用的那支自衛手槍，虛恫的搖揮著，跑了出去，聲稱要去斃掉那對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來，卻醉得連路都走不穩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咿唔唔訓了一大頓我們不甚明了的話，講到後來，他自己卻失聲痛哭起來，他那張皺紋滿布灰敗蒼老的臉上，淚水縱橫——那是我所見過，最恐怖，最悲愴的一張面容。弟娃嚇得大哭，我卻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張開了，寒意凜凜。

　　母親出走，我似乎並沒有感到特別難過。大概因為母親對我從小嫌惡，使我對她只有畏懼，沒有依戀。母親生我的時候，頭胎難產，子宮崩血，差點送掉性命，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來投胎向她討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來搓平我的額頭，對我說道：

　　“黑仔，莫要皺眉頭，小孩子額頭上有皺紋，要不得，犯兇的。”

　　母親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長得像父親，高大黝黑，弟娃卻跟母親脫了形。一身雪白，一張娃娃臉，他那一雙烏黑的大眼睛，好像是從母親那裏借來的，可是卻沒有母親眼裏那股怨毒，一徑眨巴眨巴，好像在憨笑似的。母親說，她懷著弟娃時，夢見了送子觀音，弟娃是觀音娘娘特地送給她的，所以才長得跟她那樣像。她親自給弟娃縫了一套火紅綢子的衣服，脖子上給他戴了一隻鍍銀的白銅項圈，項圈上挂著十二生肖的鈴鐺，弟娃滿地一爬，那些龍蛇虎兔的鈴鐺便叮叮噹當的響了起來，於是母親大樂，一把便將弟娃抱起摟入懷中，從他頭頂一直親到他那雙胖嘟嘟圓滾滾的小腿上，親得弟娃扎手舞腳，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親在天井裏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塊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擦滿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木盆邊，佝著背，一頭烏黑的長頭，裊裊的蜿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澆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著《六月茉莉》。弟娃笑，母親也笑，他們母子倆清脆歡悅的笑聲，在那金色的陽光照耀下，回蕩著。等到母親走進屋內去拿毛巾，我走了過去，站在木盆邊，正當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紅的牙齒印。母親趕出來，舉起火鉗將我的膝蓋打得烏青瘤腫，好幾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著那青腫的膝蓋，流出膿血來，心中只感到一陣報復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討饒。那次後，母親對我又添了幾分嫌惡，說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親一走，我跟弟娃兩個人卻突然變得相依為命起來。弟娃一向是跟母親睡的，母親出走那天晚上，他卻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擠到我懷裏來，大概他心裏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摟住他，學母親那樣，拍著他的背，一塊兒睡去。

　　母親離家後，我只見過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個年頭，我剛上初中。小東寶歌舞團回到台北，在三重鎮美麗華戲院表演。我偷偷帶著弟娃，乘公共汽車過台北橋到三重鎮去。美麗華原來是演歌仔戲的，在重新路一個巷子口，戲院只是一個三夾板圍起的大棚子，大門入口的地方，垂著兩幅花布門幔，圍墻板壁上，貼滿了彩色廣告海報：小東寶歌舞團青春熱舞。上面印著許多露著大腿的舞女。一個戴著花紙帽的男人，站在入口處，舉著一隻講話筒，大聲呼喊：標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帶著弟娃買了兩張票，擠進了戲院。裏面黑壓壓的人頭。差不多滿座了，鬧鬨哄的。戲棚裏是水泥地，地上撒滿了果皮、瓜子殼、香煙頭、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條條沒有靠背的長板凳，擠得密密的。觀眾差不多全是男人，許多打著赤膊，汗嘰嘰的露著上體。大多數的人都趿著木屐，坐下來後，便將木屐踢掉，一隻光腳板蜷到凳子上。裏面的空氣混濁，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腳臭。我跟弟娃擠到院臺左側最邊頭的一張凳子上坐了下來。戲臺上挂著一張破舊的茶紅幔子，臺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燈，把戲臺照得通亮。戲臺右邊坐著歌舞團的樂隊，有五個人，都穿著他們那絳紅色銅扣金邊的制服，在那裏大吹大打，好像萬華市場大拍賣時洋鼓洋號那股喧囂，那樣熱鬧。我發覺帶著母親私奔的那個小喇叭手，就坐在樂隊前排，第二個座位上。他揚著頭，鼓著腮幫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閃閃。他沒有戴帽子，梳了一個十分標勁的飛機頭，烏光水滑的。臺上的司儀擎著麥克風出來報了幕，講了幾句瘋話，台下掀起一陣口哨飛採。突然間，六個舞女便從幕後跑了出來。她們都穿著短短的粉紅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個人的頭上箍著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鎖片子，兩隻手腕上也戴滿了閃爍的手釧子。她們出來後，肩靠肩站成一排，等樂隊換了一支曲子，她們倏地都甩出一隻手來，往台下一指，一齊尖聲唱了起來：

　　寶島姑娘真美麗——

　　台下的觀眾更加興奮起來，大聲叫道：跳！跳！跳！樂隊敲打得愈來愈急切，於是臺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開，開始飛踢大腿，跳起舞來。她們一邊踢，一邊唱，手釧子錚錚鐺鐺。台下的男人們，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儀手執著麥克風，也在大聲喊：嗨！嗨！嗨！好像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來，張了半天，赫然發覺，原來臺上左邊第一個舞女，就是母親。她們六個人，都搽得一臉大團大團紅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畫得又是藍又是紫，臉譜勾得一模一樣，不容易分別。母親已經三十出頭了，可是她身材嬌小，又那樣打扮著，看起來，竟像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來，總比她們遲緩一些。她一徑咧著涂得紅紅的嘴巴，露著一口白牙，做出一副笑容來。可是她那雙大眼睛卻一直急切的眨巴著，好像十分倉皇吃力的模樣。我告訴弟娃，母親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趕忙爬到凳子上去，尋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聲：

　　“阿母——”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