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零回 商稅
謂重病需用猛藥,但也要講究循序漸進,李彥在砍掉分太監、宮女以及內監的作坊以后,也是給天下的宗室做出一個范本,那就是皇帝已經如此,你們更應該效仿。
縮減宗室的支出,毫無問將惹來一片反對之聲,包括朱由校本人,這位非常看重感情的皇帝,顯然也不會同意這么做。
李彥并不打算立即動手,總之內庫現在掌握在他手上,對于宗室的一些撥款,能拖則拖,能減則減。
李彥倡導法治,不過在當前的條件下,為了讓一些事情順利實施,他又不得不有一些例外,手握內庫即是如此,戶部尚書李起元、分管戶部的內閣大學士趙彥,都曾提出內庫的歸屬,認為既然不設內庫,那就應該將內庫歸入戶部的國庫。
李彥知道在新政這條道路上,他在很多時候都是一個獨行者,所以能攬的權力,也要盡量攬在手上,對于趙彥、李起元要將內庫并入戶部的要求,予以拒絕。
李彥也有自己理由,內庫的收入主要就是鹽稅,而鹽也屬于手工業,歸口工部管理,工部本來就收征收商稅、貨物稅以及諸如竹木抽分、漁稅之類的職權,并且工部也有自己的銀庫,那就是工部節慎庫。
節慎庫本來就是儲存這款,以及工程款料,李彥的做法就是將節慎庫和內庫合并,成為新的節慎庫,并且提拔夏熙為節慎庫從九品的大使,替自己掌握節慎庫的銀子。
如此一來,戶的收入主要是田賦,而節慎庫則掌握了鹽稅種工商稅,關卡稅,以及海關稅,基本上形成“平分天下”的局面。
而在李彥看來,節慎庫在的收入主要還是鹽稅,結構并不合理但是未來的增長潛力,肯定要過田賦。
“工商是必需要征收的必需要找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遼東模式在內地怕是還無法實施,”李彥在遼南曾經設立海關,從遼南中轉的海貿商品中征收關稅,這些關稅成為遼南展和復遼軍不斷壯大的源泉。遼南海關是由海商們推舉關長照李彥給出的規則組建,如今遼南的政務院已經實現民選在大明內地顯然是不可能的。
夏熙為豪商之一。如今幫著李彥管錢。自然知道在什么立場就如何考慮問題:“遼南地模式雖然不能照搬。但是在天津、登州組建海關。應該是沒有問題地。包括南方地海州、松江、以及、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地市舶司組以后。即可像遼南那樣征收關稅。”
李彥點了點頭:“你來起草規則后找些海商商量商量。我地想法是得揮海商地積極性。并且要鼓勵海外貿易是有一條。逃漏稅需要管。進出口貿易地品種也要納入管理。這些你都要考慮到。”
“當然。最基本地兩條還是如何收稅、將稅收好;以及對海關官員地監督。防止貪腐。以及官商勾結!”
從廣東到京城。遠隔萬里。在這個交通和通訊手段都很落后地時代。想要通過中央集權。管理到各個地方。顯然并不合適。
所謂天高皇帝遠。大明地鈔關制度、市舶司制度。效果都不是很好。萬歷時期曾經派出中官。也就是太監充任各地地稅監、礦監。但是從歷年地財政收入來看。并沒有得到多少增加。阻力、能力以及貪腐都使得本來有可能起到作用地政策。變成擾民。抗議聲四起。
在李彥看來。遼南模式其實是一種比較好地解決方案。但是內地地情況與遼南也有所不同。遼南地模式說白了。就是遼南衙署和海商協會對海關進行管理和監督。因為遼南事實上是自治地狀況。所以對海商地約束力比較大。
而在內地,一省布政司的權力有限,很可能出現海商協會和地方官署勾結的情況,李彥現在站在朝廷的立場,當然希望避免這樣的事情。
事實上,沒有絕對完美、不存在漏洞的制度,何況制度本身好不好,也要看執行的效果,就李彥來看,其實大明的很多制度都已經相當完備,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卻形同虛設。
李彥將原先曾在遼南海關擔任關長的孫延榮抽調回京,讓他和夏熙一同籌建天津海關,此外還要厘清全國工商稅的征收辦法。
如果說皇家博覽會讓天下的商人都很振奮,那么籌建海關和征收工商稅的消息,就讓大家感到十分惶恐,其一是作為商人,當然不希望自身的利益受損
也是擔心重演萬歷年間,権稅太監胡作非為的故事。
李彥本來就想同商人一起,弄出一個合適的辦法,這個消息并沒有遮著掩著,仍然是用筆名在報紙上刊了几篇文章,闡述納稅的權利和義務。指出商人依法納稅,國家才有能力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譬如組建強大的軍隊,不讓外敵入侵,使他們的生命財產得到保障;也只有商人依法納稅,國家才能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修繕道路、運河等等,使得他們經商的活動能夠順利展開。
商人納稅,可以享受這些好處,反過來說,朝廷收稅,就有義務做好這些事情。
李彥的這几篇文章,引起的反響甚至要比籌建海關、征收工商稅等來得更加猛烈,因為繳稅本來就是慣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天下都是皇帝的,納稅屬于綱常倫理,從來沒有人因為要收稅,而跟他們講這些道理;他們也從來沒有聽說過,納稅還有這些好處。
然而不得不說,這些觀點說得確實在理,就好比海上貿易,特別是在北方,有了大洋艦隊以后,海貿比之從前變得更加安全方便。再好比北方的建奴,要是讓那些野蠻人沖過來,肯定沒法做生意。
當然,并不是每人對此都有體會,但是對很多人來說,都覺得朝廷表現出來的這個姿態,大不尋常,用有些人的話來說,就是“循循善誘”。
而且官方還在報紙上征意見,稅率如何,如何征收,如何監管等等,洋洋灑灑十几條,還讓他們提意見,有什么看法都可以通過各地的官衙,驛站,以及華夏社進行反應。
多數人對此示接受,而且是心甘情愿的那種。畢竟,稅率不少太高的話,這樣的姿態讓大家都能接受。
當然,道理是這么說,但要讓一些習慣于免稅和逃稅的人來說,未必就能心甘情愿,總會有人覺得有些事情就應該是朝廷做的,不該讓他們付錢,此外還有很多質到時候會亂收稅之類的聲音,但是在朝廷積極的姿態,以及務實的舉動之下,支持者還是主流,各種各樣的意見也提出不少。
朝中文武大臣對于設立海關大致也持支持的態度,明朝的海禁,事實上早就已經開海,市舶司也一直都在運轉,包括各地的鈔關。
對于彥整理工商稅,內閣自然不會反對,但也提出一些要求,譬如說不要擾民,不能與民爭利。
就明朝商稅的實踐來說,為不像田賦那么容易確定具體的數目,所以多是采用定額的方式,譬如說臨清鈔關,一年要收六萬兩稅銀,大致都是如此。
李彥翻了翻夏熙等人整理出來的稅目,事實上很多稅目也都存在,不過朝廷這邊卻很難從中獲得財政收入,而在地方上,從事工商者可能也并不少交稅,這就是執行不力,或者說很難執行。
來自蘇松會館、海商協會等在京的一些商人,憑籍在遼南時的良好關系,被夏熙邀請參加一次“茶話會”,也就是一邊品茶,一邊討論事情。
夏熙現在的品級不高,過去又是相熟的同行,大家說起話來也比較隨便:“朝廷要繳納的稅收,咱們榮昌號從來沒有缺過,但是有些話在這里還是要說給夏掌——夏大人,我們希望的,就是能夠像遼南那樣,先是稅目明白,該交多少稅,大家心里都有個明白賬,不能亂收;其次就是一稅制,不能重復的收,譬如俺們的貨物從南邊運過來,運河之上就是十几道稅卡,本來的稅率并不高,十几道卡收下來,那就不是小數字。”
這位跟夏熙比較熟,也一直都做遼南那邊的生意,習慣了直白地表達自己的意思。
大家的反應也都差不多,稅可以交,但是稅率要合理,還有就是上面這兩個問題,稅率要明白,不能重復收稅。
“茶話會”開到最后,李彥突然出現給大家表態:合理稅率、收稅透明化,并實現一稅制,這將是工商稅包括海關征稅的基本原則。
“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有力的支持,我們來一起創造一個最好的貿易環境……”
如果說遼南時的李彥只是權力大一點的地方官,如今身為內閣次輔,其地位和影響力無遠往日,他的表態,立刻得到在場的商人集體鼓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