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檢察官的演說

　　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開始公訴人演說的時候，渾身神經質地顫抖起來，額頭和兩鬢間冒出病態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熱。這一點他自己以後也對人說過。他自認為這篇演說是他的chef d’ oeuvre?，一生的chef d’o-euvre，是他的天鵝之歌。在九個月以後，他真的得了急性肺癆病死了，因此，假如他當時真的預感到自己末日將臨的話，他倒的確有資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後的歌來的天鵝相比。他在這篇演詞中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盡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們這位可憐的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的頭腦所能容納的限度內，在他的心底裏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對那些人類“永恆”問題的思考的。他的話主要是以誠懇取勝。他誠懇地相信被告有罪，對後者提出公訴並不僅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職務。他主張“報復”的時候，的確是滿懷著“挽救社會”的願望。甚至那些歸根結底對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是抱著敵視心理的女聽眾們，也承認他的話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他開始說話時聲音斷續嘶啞。但以後他的聲音很快就堅定起來，響徹了整個大廳，而且一直維持到結束。可是剛一說完，就差一點要昏暈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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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法語：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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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陪審員，”公訴人開始說，“本案已經轟動全俄。但看來似乎有什麼可驚異的，有什麼特別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對我們來說，對我們來說！我們都是對這一切已經見慣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於這種陰森森的案件對我們來說幾乎已經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這個，正是我們這種見慣不怪，而不是這個人或那個人個別的惡行。我們這種漠不關心的原因在哪里？我們對於這類案件，對於這類向我們預示著不值得欣羡的未來的時代特徵，為什麼沒有多大熱情？這原因是不是在於我們的犬儒主義，在於這個未老先衰的社會裏智慧和想像力的過早的衰頹？是不是在於我們的道德原則已連根動搖？或者也許根本就沒有？我不能解答這些問題，但是它們是極痛苦的，每個公民不但應該，而且必須為它們感到痛苦。但是我們剛剛初創的，還有些膽怯的報紙已經對於社會有所貢獻，因為要不是它們，我們就決不可能較完全地知道關於任性胡行和道德敗壞的種種恐怖情形，這些情形報紙正不斷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對大眾進行報導，使不僅是常到目前當局所頒行的新式公開法庭來旁聽的人才能知道。那麼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讀到些什麼呢？唉，我們經常讀到甚至會使現在這個案件都為之減色的東西，而且它們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但最主要的是許多俄國的，我們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標誌著某種普遍的東西，某種普遍的災難，它已經在我們身上生了根，而且就象一種無所不在的惡勢力那樣，已經很難加以克服。比如說，有一個上流社會出身的年輕有為的軍官，剛踏上生活和事業的前程，就卑鄙地，毫無任何良心責備地悄悄謀殺了一個某種程度上還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員，以及這個官員的女僕，以便偷走自己所寫的借據，順便也竊取了官員的銀錢，‘作為我在上等社會上享樂和將來進行鑽營的費用’。他殺死了兩個人，臨走還在兩個死屍的頭底下墊上了枕頭。還有一個青年英雄，由於勇敢領過十字勳章，卻象強盜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親殘殺了，在勸同伴一起下手的時候竟說：‘她愛他如親生的兒子，所以會聽從他的一切勸告，不作任何戒備的。’他固然是惡徒，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敢說他只是個別的惡徒了。別的人即使不殺人，但是思想感情卻正和他一樣，心術卑鄙也和他一樣。他在暗地裏和自己的良心獨處的時候，說不定還會問自己：‘名譽算什麼？流血豈不是小事？’ 有人也許會叫起來反對我，說我是病態的、神經質的人，在那裏駭人聽聞地惡意造謠，滿口胡說，任意誇大。隨他們說去吧！隨他們說去吧！天呀，其實我是首先第一個但願如此！哎，你們可以不相信我，把我當作病人，但是儘管這樣仍舊請你們記住我的話：如果在我這番話裏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實，也就夠可怕的了！你們瞧，諸位，你們瞧，我們的青年人是怎樣輕易自殺，而毫無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到了那裏是怎樣的？’連這類問題的影子也沒有，好象關於我們的精神和死後的一切在他們心目中早就被一筆抹去，安葬入土。你們再瞧一瞧我們的荒淫無恥，瞧瞧那些色鬼們。本案中不幸的犧牲者費多爾·巴夫洛維奇，比其他們中的某些人來幾乎還可以算作是天真無邪的赤子。而他怎麼樣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們中間’。……是的，我們的和歐洲的第一流思想家將來也許會研究俄國人犯罪的心理，因為這題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這種研究要到以後從容一點的時候才會進行，那時候離我們這時代的悲劇性的混亂狀態已經較遠，一定可以研究得比象我這樣的人更加聰明而且公正無私一些。現在呢，我們不是震駭，就是假裝震駭，一方面自己卻在看熱鬧，就象一般愛好強烈而又稀奇的刺激的人們那樣，因為這些刺激可以撩動一下我們厚顏無恥、閒暇懶散的心情，要不然就象小孩一樣，用手驅趕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頭藏在枕頭底下，但隨後卻立刻就在遊戲作樂之中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但總有一天我們也該開始清醒而深思熟慮地生活了，我們也應該用看待社會的眼光來看待我們自己，我們也應該對我們的社會境況有所瞭解，或者開始有所瞭解。前一個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在他畢生傑作的結尾中，把全俄羅斯比作一輛向著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馳的俄羅斯三套馬車，他讚歎道：‘嘿，三套馬車呀，象鳥兒似的三套馬車呀，是誰把你想出來的！’隨後帶著自豪的喜悅心情補充說，全民族都對低頭猛馳的三套馬車恭敬地讓路。諸位，這隨他們去吧，隨他們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讓路，但是據我的罪孽眼光看來，這位天才的藝術家所以這樣結束他的全書，不是出於孩子般天真的樂觀，就是幹跪只為了害怕當時的圖書審查制度。因為如果他的三套馬車上只套著他那些英雄，如梭巴開維支，羅士特來夫和乞乞科夫之流?，那麼無論讓誰去充當馬車夫，這樣的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地方去的！而這還是以前的馬，比現在的還差得遠，我們現在的更簡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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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這裏所指的作家是果戈裏，三個人名全是他的名著《死魂靈》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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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講到這裏，被掌聲所打斷了。這種對俄羅斯三套馬車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歡迎。固然，掌聲只有兩三下，所以連首席法官都認為用不著對觀眾作“離開法庭”的威嚇，只是嚴厲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對他鼓過掌！一個多少年來誰也不愛聽的人，現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側耳傾聽的機會！

　　“其實，”他接著說，“這卡拉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麼回事，居然會值得突然間這樣悲慘地名聞全國？也許我太誇大，但是我以為在這個家庭的畫面裏似乎現出了我們現代知識社會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並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極小的一點實例，象‘一滴水中見太陽’似的，但總是反映出了一點什麼，顯露出了一點什麼。你們看這個不幸的，放浪淫蕩的老人，這個‘一家之主’，那樣悲慘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一個世襲的貴族，以窮食客起家，偶然通過意料不及的婚姻關係，抓到了一筆不大的嫁資。他本是一個小騙子，會拍馬的丑角，有著從娘胎裏帶來的，並不見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還是一個放高利貸的人。隨著歲月的逝去，隨著資本的增加，膽子也越大了。低聲下氣和逢迎拍馬的性格不見了，留下來的只有好嘲笑的、惡毒的犬儒主義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經消磨殆盡，但是對於生活享受的渴望卻十分強烈。結果是除了情欲的享樂以外，他看不見其他生活的目的，並且也這樣教導他的兒子們。他沒有一點做父親應有的道義責任。他笑他們，從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後院裏教養，高興有人帶走他們。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則就是apres moi le deluge?，這和公民責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會脫離甚至仇視社會：‘哪怕全世界著了火，只要我一個人好就行。’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這樣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騙親生的兒子，始終扣住兒子的錢，兒子的母親的遺產，就用這錢奪他的兒子的情婦。不，我不願把替被告辯護的責任讓給那位從彼得堡來的多才多藝的律師。我自己也要說出實話，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兒子的心裏釀成的一團怒火。但是夠了，關於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說得夠了，他已經得到了懲罰。但是我們要記住，他是父親，現代的父親之中的一個。我說他是許多現代的父親中的一個，會不會使社會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現代的父親中許多人只是不象這個人那樣公開說出一些無恥的話，因為他們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比較文明，而其實他們的哲學幾乎是和他一樣的。就算我是悲觀主義者，就算是這樣吧。我們已經預先說好，你們會原諒我的。我們預先約好：你們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說我的話，你們不必相信。但是你們一定要讓我說出我的話來，無論如何其中的某些話你們是不會忘記的。現在你們看這個老人，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們：其中有一個正在被告席上面對著你們，關於他，要說的話還在後面。至於別的孩子，我只是順便說兩句。另兩個孩子，年長的是那些現代青年中的一個，受過極好的教育，有著極聰明的頭腦，但卻對一切都沒有信仰，否定和抹殺世間許許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親一樣。我們大家都聽過他的言論，他在我們的社會裏受到友好的接待。他並不隱瞞自己的意見，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為這樣，才使我此刻有勇氣多少坦率地談一談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為個人，而只是把他當作卡拉馬佐夫家庭中的一員來看。昨天有一個和本案極有關係的人，一個有病的白癡，在城郊自殺身死。他是費多爾· 巴夫洛維奇的僕人，也許還是私生子。他姓斯麥爾佳科夫。他在預審的時候神經質地流著眼淚對我說，這個年輕的卡拉馬佐夫，伊凡·費多羅維奇，那種精神上的放蕩不羈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據他看來，世上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將來什麼都不應加以禁止，——他盡教我這一套。’這白癡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種學說的薰染，以致完全發了瘋，儘管不用說，他的羊癲瘋和家裏爆發的可怕的災難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這個白癡曾說過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話，這樣的話本該出於比他更聰明些的觀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這裏提起它來。他對我說：‘如果兒子中間有誰性格上最象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話，那就是伊凡·費多羅維奇！’ 我對他的性格分析，就說到這裏為止，再說下去就太不客氣了。哎，我並不想再下進一步的結論，象烏鴉似的對一個年輕人的命運咶咶地一味預報不祥。我們今天在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還活在他的年輕的心裏，家庭間的親人手足之情還沒有被他的無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義所淹沒，——那些東西多半是遺傳而來的，不見得是真正的思想鬥爭的結果。現在還有一個兒子，他還年輕，地虔信上帝，性格溫順，和他的哥哥的陰沈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觀相反。他在尋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謂‘人民的理想’，換言之也就是我們那些有思想的知識階層的理論界人士用這個聰明的名詞所稱呼的一切。你們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幾乎當了修士。我覺得，他的心裏似乎是無意識地，而且那樣早期地表現出一種膽怯的絕望。我們可憐的社會裏現在有許多人因為怕犬儒主義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惡都錯誤地歸咎于歐洲文明，於是就抱著這樣的絕望心情，投到所謂‘家鄉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謂家鄉土地的慈母懷抱中去，象受了幻影驚嚇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親的乾癟的胸前安安靜靜地睡一覺，甚至睡一輩子，只要能看不見那些嚇唬他們的可怕的東西就好。就我來說，我希望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無限，希望他的年輕人的樂觀和對於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後不要在精神上變為蒙昧的神秘主義，在政治上變為頑固的沙文主義，象事實上時常發生的那樣。神秘主義和沙文主義這兩種東西對於民族的流毒，也許比盲目抄襲和歪曲誤解歐洲文明而迅速產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厲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這種腐化的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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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我死後，隨它陸沉也罷。”法王路易十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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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沙文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時候，又傳出了兩三下掌聲。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顯然也說得忘了情，說的話幾乎都與本案無關，而且還說得十分不著邊際，但是這個癆病型的、憤激的人太想發表意見了，哪怕一生只有一次發表的機會也好。以後有人說，他這樣分析伊凡·費多羅維奇的性格，甚至是出於一種不體面的動機，因為伊凡曾有一兩次在辯論的時候當眾給過他難堪，伊波利特·基裏浴維奇記住了這個仇，現在想乘機報復，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這樣的結論。總而言之，這一切還只是一個引子，以後才較直接地接觸到案子的本身。

　　“但現在還是來講這個現代家庭的家長的另一個兒子吧，”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繼續說，“他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們的面前。他的成就，他的一生和他的事業，也都擺在我們的面前，時間一到，一切就都抖落出來，都暴露無遺了。他和他兩個兄弟的‘歐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著地道的俄羅斯，——噢，不是全部的俄羅斯，假使是全部的，那才糟糕哩！但是現在擺在面前的就是我們親愛的俄羅斯——我們的母親，完全是她的聲音，她的氣息。哎，我們是毫不做假的，我們是善與惡的奇妙的交織體。我們愛啟蒙和席勒，同時也在酒店裏酗酒，揪斷我們醉鬼酒友的鬍鬚。哎，我們有時也性情優良，行為正直，但是只在別人也對我們性情優良行為正直的時候。我們的胸膛裏甚至還洶湧著——正是洶湧著——高尚的理想，但是以這些理想自行從天而降為條件，主要的是必須不付代價，唾手而得。我們最不愛付出代價，卻極愛取得，而且在每件事情上都是這樣。哦，只要把各式各樣的人生幸福都給我們（一定要各式各樣的，打點折扣都不行），特別是一點也不要違拗我們的脾氣，那我們也可以顯示出，我們是能夠性情優良行為端正的。我們並不貪婪，決不，只要你們給我們錢，多多地給，越多越好，你們就會看到我們是多麼豪爽大方，對於儻來之物怎樣毫不在乎，一夜之間就能在狂飲無度中把它揮霍殆盡。但如果不給我們，我們就會顯示出，在我們十分需要錢的時候是如何善於弄到它。不過這一層以後再說，我們要按部就班地來講。最初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不幸的、被遺棄的男孩，‘被扔在後院，沒有鞋穿，’ 我們的尊貴而受敬重的同胞——可惜是外國出生的——剛才這樣形容過！我還要重複一遍，我是不肯把為被告辯護的事讓給任何人的！我是公訴人，我也是辯護人。是的，我們也是人；我們也能估量童年時代和家庭間的最初印象會對性格發生怎樣的影響。但以後這個男孩已一步步成為少年，成為青年，成為軍官，由於他的狂暴的舉動，和跟人家決鬥，被流放到我們美好的俄羅斯的某一個邊遠的小城。他在那裏服役，他在那裏酗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錢，首先是金錢，於是他同他父親在經過了長期的爭論以後，決定最後拿六千盧布清賬。這款子當時寄給他了。請你們注意，他立了一張字據。他寫過一封信，其中實際上聲明他不再要求其他款項，就以這六千盧布徹底了結他和父親間關於遺產的爭端。當時他和那位性格高尚，才智超群的年輕小姐相遇。哦，我不想再冒昧詳細復述，你們剛才已經聽到了。這裏有榮譽，這裏有自我犧牲，我沒有話可說。一個輕浮荒唐，但在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之前低首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我們的面前一時顯得是非凡地可愛可敬。但是忽然在這以後，就在這個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又突然來了個大翻個。我還是不敢冒昧地隨意亂加猜度，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其中總是有原因的。就是這位小姐，臉上流著久久隱藏心中的憤恨的眼淚，對我們宣佈，是他，正是他首先因為她做出了那次也許流於輕率急躁，但總不失為高尚慷慨的衝動行為而看不起她。但是正是他，正是這位小姐的未婚夫，首先現出嘲諷的冷笑，這冷笑偏偏從他的臉上發出來，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經變心，——他一面變心，一面還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為，甚至包括他的變心不可，她知道這個，卻故意給他三千盧布，並且明顯地，十分明顯地對他暗示，她給他這錢恰恰是供他作變心之用的。‘看你會不會收下來！看你是不是那樣無賴！’她用裁判官似的、試探的眼神默默地對他說。他看著她，完全瞭解她的意思（他剛在大家面前承認過他是完全瞭解的），但他卻毫不遊移地揣起這三千盧布，兩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寵一塊兒把它揮霍光了！究竟應該相信什麼？是相信最初的傳說，相信把最後的活命之資拿出來，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種高尚正直的激情舉動？還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樣令人厭惡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總是在兩種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間尋找中庸，在這件事情上這樣卻不見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實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實不欺地無恥卑鄙。為什麼？正就是因為我們具有那種寬闊的、卡拉馬佐夫式的性格，——我說話的本意就在這裏，——能夠相容並蓄各式各樣的矛盾，同時體味兩個深淵，一個在我們頭頂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淵，一個在我們腳底下，是極為卑鄙醜惡的墮落的深淵。你們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觀察者，對卡拉馬佐夫一家曾作過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剛談過的一個極精彩的思想：‘對這類放蕩不羈的天性來說，墮落受辱的感覺和高尚正直的感覺一樣，都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是實在話：他們正是時常而且不斷地需要這種不自然的混合。兩個深淵，諸位，同時體味兩個深淵，——沒有這個，我們是不幸的，也是不滿足的，我們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們的天性寬大，和我們的母親俄羅斯一樣，無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諸位陪審員，我要順便說一句：我們剛剛提到了那三千盧布，讓我稍為提前一點來說說吧。你們想一想，他，這位人物，在剛剛收下了這筆錢，而且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下收下來的，受到那樣的羞辱，在最嚴重的屈辱下收了下來，——可是你們想一想，據說他居然能在當天分出一半來，縫在護身香囊裏，而且有決心把它掛在脖子上整月不動，不顧一切的誘惑和極度的急需！並且不管是在酒店裏酗酒的時候，還是在他不得不趕出城去，向不知什麼人設法張羅他極需要的錢，以便把他的情人帶走，脫離他的情敵和父親的誘惑的時候，他都沒有勇氣去動一動這個護身香囊。即使單只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誘惑，他也應該拆開護身香囊，留在家裏，寸步不離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說：‘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遠走高飛，離開現在這個不幸的環境。但是不，他並沒碰他的聖物，他的理由是什麼呢？我們說過，首先第一個理由就是在人家對他說：‘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帶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可以有現錢把她帶走。但是根據被告自己的說法，這第一個理由顯然遠遠不如第二個理由。據他說：在我身上懷著這筆錢的時候，‘我是卑鄙的人，卻不是賊’，因為我永遠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從她那裏起來的那筆款子的一半交給她，永遠可以對她說：‘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項的半數，因此證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講道德的人，如果你願意這樣說，還是一個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說的話），但是雖然我是卑鄙的人，卻並不是賊，因為假使我是賊，就決不會把留下來的一半錢交還給你，一定會和前一半一樣，把它吞沒花光’。這真是對事實的一種奇怪的解釋！這個瘋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絕在如此恥辱的情況下收下三千盧布的誘惑，竟忽然會在自己身上出現這樣堅決的自製，脖子上掛著幾千盧布，卻不敢動它一動！這和我們所分析的性格有一點符合的地方麼！不，所以我要大膽對你們講講真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假如真的曾經決定把錢縫在護身香囊裏的話，他在這種情況下將會作出怎樣的行動。在他已經把這筆錢的半數同他的情人兩人花光了以後，只要一遇到誘惑，哪怕就是為了博他的新寵的歡心，他也一定會解開他的護身香囊，從裏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只分出一百盧布好了，因為何必一定要交還半數 ——一千五百盧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夠了；因為事情仍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是卑鄙的人，卻不是賊，因為到底把一千四百盧布交了回來，賊是要全部拿走，不會交還的。’然後過一些時候，他又會解開護身香囊，又會拿出第二個一百盧布，以後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數第二個一百，他會說，即使只交還一百，事情也還是一樣，我到底‘只是一個卑鄙的人，而不是賊。花去了兩千九百，到底交還了一百，賊是連這也不會還的。’最後，在花掉了倒數第二個一百盧布以後，看了看最後的一百，會對自己說：‘乾脆連這一百也不必還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們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裏·卡拉馬佐夫是會這樣做的！至於關於護身香囊的說法，那簡直再沒有更比它和現實相矛盾的了。其他一切都可以設想，卻沒法設想這樣的事情。但這我們留到以後再說吧。”

　　在依次闡明法庭偵訊所調查到的關於父子間財產爭執和家庭關係的一切詳情，一再作出推論說，根據已知的事實，在遺產分配問題上絲毫無法判定誰欺騙了誰、誰欠了誰之後，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在談到象強迫觀念似的牢據在米卡的腦子裏的那三千盧布時，又講起了醫生的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