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燕云》 第二章 廟堂無策可平戎(五)
“唐康時自戎州來,曾詳細與在下分說益州局勢,益州一路,交鈔泛濫,物價暴漲,官府催科不休,官逼民反,盜賊蜂起。更可恨者,官吏互相包庇,欺上瞞下,使朝廷不能知西南之情實。西南之患,蠻夷實不足道,可懼者實是內患。將益州帶到如此局面,蜀中長吏,雖百死莫贖其罪。下官以為,朝廷當早下敕令,鎖拿益州轉運使方紫嚴、益州提刑使李魯仲、益州監察禦史王直卿入京,另委賢能替之。”章惇直視呂惠卿,言辭慷慨,咄咄咄逼人。
“章大人是說益州一路官員,上下勾結,欺瞞朝廷?”呂惠卿撇撇嘴,道:“這只是唐康時一面之辭。唐康時在戎州之時,便剛愎自用,與上司不合。焉知不是他因為自己得罪,為求脫罪,故意危言聳聽?”
“相公這是誅心之論吧?某正想問呂相公,唐康時究竟犯了何罪?”石越本來還想觀望一陣,但呂惠卿的矛頭指向唐康,他便再也不能安坐。
“子明奉敕編修律令,怎會不知?”呂惠卿倒並不想得罪石越,但章惇既然抬出唐康來,他也沒有退路了,這時針鋒相對,半步也不能輕易退讓。
石越見眾人都望著自己,他緩緩起身,凝視呂惠卿,亢聲說道:“以某之見,唐康無罪!”
“無罪?!”
石越一句話,頓時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許多人都不可思議地望著他。連呂惠卿都呆了一下,半晌,方哈哈笑道:“子明,你與康時雖有兄弟之情,但國法無親……”
“某敢問相公,唐康到底犯了哪一條律令?”石越毫不客氣地打斷呂惠卿。
“《建隆詳定刑統》,擅發興: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徙一年;百人徙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絞!”呂惠卿白著臉,與石越對視著,冷冰冰地回道,“唐康時與田烈武、李渾擅發禁兵千人以上,當處絞刑!雖其本意為國除奸,但國法無親,其罪如此。縱有恩敕,當自上出,豈得謂無罪?”
“大宋刑統,確有這麼一條。但是諸律令條文,是否皆有疏議?”石越淡淡反問道。
呂惠卿見他胸有成竹,心里暗暗犯嘀咕,他雖然博學,但畢竟是士大夫出身,宋朝之刑法便是多年的法官,也未必便能熟知所有條文疏議,他更是不用說。但是所有法律條文,必有相應的法律解釋與判例,這也是不可否認的。畢竟很多的案子,一旦有爭議,就必須根據法律解釋與判例來定罪。
“這是自然。”
“那麼敢問諸位大人,《唐律疏議》,是否可以為解釋之依據?”
這時廳中有部分的博學之士,心里已是恍然大悟。馮京便即捋須笑道:“宋承唐制,《建隆詳定刑統》,雖出于周,然其源便在《唐律疏議》,雖然不可事事皆依《唐律疏議》,還需以事論事;但《唐律疏議》,確可以做為解釋之依據則無疑。”
石越點點頭,環視眾人,高聲道:“《唐律疏議》卷第十六擅興,釋此條云:‘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疏議曰:其有寇賊卒來入境,欲有攻擊掩襲;及國內城鎮及屯聚兵馬之處,或反叛;或外賊自相翻動,內應國家。如此等事,急須兵者,‘得便調發’——謂得隨便,未言上待報即許調發。雖所在人兵不相管隸,急須兵處,雖比部官司亦得調發,掌兵軍司亦得隨便給與,各即言上。此所謂‘急須兵處,不容先言上者’。”
“又云: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所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疏議》曰:應機赴敵,急須兵馬,若不即調發及雖調發,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謂軍務警急,聽先調發給與。‘並即言上’,以其不即言上,亦准所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謂非兵寇,直是逃亡,或為盜賊,所在官府得權差人夫,足以追捕,不同擅發兵之例,故云‘不用此律’。”
說罷,石越望了一眼臉色變得極難看的呂惠卿,緩緩道:“渭南兵變,此乃緊急之事,急須用兵,唐康得便調發,可矣。雖龍衛軍與其不管隸,然急須兵處,亦得便宜行事,可矣。其調兵之先,已遣使急報有司,此有公文為證,亦不得謂未即言上。田烈武、李渾,若不即給予,聽便調發,朝廷當以擅發同罪,處以絞刑。其聽命赴難,正得其宜。據《疏議》,不用此律者,惟逃亡盜賊,官府權差人夫足以追捕。敢問相公,這渭南一萬叛卒,可以此例?”
“若是依此,則某以為,唐康時、田烈武、李渾,並無罪有功。”石越淡淡笑道:“唐康等人為國不暇謀身,又豈會故意危言聳聽以求脫罪?況其並不曾有罪,更無必要行此下策。”他說完,斜睨了呂惠卿一眼,抱抱拳,退回座中,好整以暇地喝了口茶。同樣的事情,若在幾年之前,石越只能束手無策。但這幾年整理宋朝法律,做個小小的律師,實已不在話下。
呂惠卿卻不禁暗暗叫苦,《唐律疏議》他是讀過的,但他畢竟不是大理寺的法官,刑部的郎中,倉促間怎麼便能說想來便想起來?何況這些法律著作、條文、成例,對于士大夫來說,本是弱項;否則那些小吏們如何能上下其手,欺上瞞下?但是《唐律疏議》對于宋人來說,偏偏又是一部極有說服力的法律著作。唐康、田烈武等人之事,本來便不能不得到人們的同情,他也早有心理准備,即便判決從嚴,皇帝也可能會特敕——更何況而今石越竟然找出依據來了!雖然在唐朝時沒犯法不代表在宋朝就不犯法,但是他已經可以想見,這件本來就會有爭議的事情,將出現更大的爭議。大宋朝廷,是非得給這“擅興律”做出司法解釋不可了。
但這司法解釋,卻已擺明了會對唐康有利。從石越引敘的疏議來看,他竟然是想連田烈武、李渾也一起保了!
“便算是他擅發禁兵之罪可議,但他擅殺叛卒數千,又當如何?”轉瞬之間,呂惠卿就決定轉移戰場。
“這數千叛卒依軍法當斬!敢問相公,主將捕得叛兵,不可以軍法從事麼?難道千里之外,還要請示樞府、衛寺而後殺?李渾既是軍法官,便當有便宜行事之權。大宋的軍法,處置違法之將士,是依階級定,非是以人數定。叛卒中階級最高者不過一副指揮使,無論唐康、田烈武、李渾,都有權處置。章大人做過衛尉寺,不知某所言當否?”石越心念一動,便已決心把章惇徹底拖下水來。
章惇沒料到石越這一手,饒是他再果決,也不由愣了一下。石越的話,的確是說不出什麼不是,依宋朝的軍法,區區一個副指揮使犯下這樣的大罪,休說唐康還是六品官,就算是李渾這個營一級的軍法官,也可以立斬以聞。對于軍法官而言,他們的處置權力,主要針對的對方的階級,而不是對方的人數。一個士兵犯軍法,他們有權處置;十個士兵犯軍法,他們同樣也有權處置……要說便宜行事殺了,似乎的確也挑不出什麼毛病來。雄軍二軍兵變叛亂,殺害長官,屠殺平民,可以說證據確鑿。依石越這麼一說,他的確是有權“便宜行事”的。但是,依常理而言,這其中卻透著不對勁,畢竟那是數千人的規模!以唐康與李渾的身份,怎麼可能隨便決定數千人的生死?若說他們沒有越權,怎麼說都透著別扭。
不過這個時候,章惇已經不可能站在“是非”一邊,而只能別無選擇的站在“利害”一邊。就算心里認為石越是在詭辯,他也必須聲援他。
“以軍法而言,確是如此。”
“況且,縱是有罪,亦不過貶官而已。唐康時又有何必要為脫小罪,而犯欺君之大罪?”石越計算著時機,一得章惇肯定的答複,便立即接口,將焦點引回來,絕不給眾人緩過氣的機會,他的這句話卻是極有道理的,就算把唐康、李渾之罪等同于殺降,前線將領殺降、甚至濫殺敵國的無辜百姓,雖然條文上罪責不輕,實際上卻從來沒有判過重罪的。
“下官敢以人頭擔保,唐康、田烈武輩皆是忠臣義士。其言可信。”事已至此,章惇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下重注,石越的立場已經說明,他順手便拋出殺手锏:“下官已經替唐康時將他有關西南之奏折遞入禁中。益州路此時到底是何種局面,下官以為,非要查清不可。益州腹地不穩,而欲使大將建功于外,豈非緣木求魚?況若果真川峽大亂,諸公誰能擔此罪責?”
“章大人所言甚是。”文彥博根本不給呂惠卿說話的機會,馬上接口道:“益州路局勢,朝廷定要了若指掌才行。方才李大人擔心叛夷與盜賊里應外合,想來李大人亦是知道益州盜賊猖獗?”
老謀深算的文彥博順腳便將皮球踢給了李憲,逼他表態。這顯然是天平上一顆份量其重的法碼。李憲不由暗暗叫苦。宋朝的宦官,地位與任何一個朝代都有所不同。若說他們沒軍權,他們的軍權甚至重于晚唐——宋朝的宦官常常為統軍大帥,節制方面;若說他們不能干政,可許多的宦官儼然便是行政官員,工程水利乃至地方行政司法,都有他們的身影;此外掌管帝國的府庫,采購各種物品,更是他們經常要做的事情,在熙甯以前,對于朝廷究竟有多少錢這種事情,也許宦官們知道得比三司使更清楚……但是,如此種種,卻絲毫不能代表宋朝的宦官有多高的地位。象李憲盡管常年統兵在外,稱得上一方諸侯,但如果皇帝要他死,遣一書生持一紙詔書,他就只能自盡。宋朝的制度,以及士大夫階層整體的強勢地位,已然決定了大宋的宦官們,也許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與機遇在這個體制之內取得讓許多士大夫都為之眼紅嫉妒的高位,並且對朝局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力。但是做為一個利益集團來說,與漢唐不同,宋朝是不存在一個叫“宦官”的利益集團的。僅僅對于單個的宦官來說,他們才是大宋官僚體系的一部分,享受種種特權與優待,同樣也要遭受種種的歧視與猜忌。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周旋于士大夫與皇帝之間。
李憲是個極聰明的人,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能有今日的地位,除了他的軍事才能之外,他懂得謹慎地避開朝廷的是非,只是單純地向皇帝效忠,亦是至關重要的原因。但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小心謹慎了一輩子,僅僅是一次回京敘職,便不由自主地卷入到了政治斗爭的漩渦中。他當然會將這次會議的內容詳詳細細地報告給皇帝以劃清界階——他心知肚明,這也是文彥博請他與會的原因——但此時,李憲只能暗暗後悔自己多嘴。文彥博平素方正自持,極少耍手段,有時候會讓人誤會他只是純粹的儒士。但這個時候,所有的人都已經開始用切膚之痛來體驗文彥博究竟是憑什麼做了三朝元老的!他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將朝中重臣一網打盡!這位碩果僅存的慶曆老臣,的確不是吃素的。
“太傅,下官從未去過益州。益州究竟局勢如何,下官亦不得而知。所謂‘盜賊’,不過是聽到一些流言罷了。”李憲沉吟了一會,方模棱兩可地說道。
“空穴來風,必有其因。李大人遠在涼州,竟也聽到這樣的流言。不論是真是假,朝廷都應當設法徹查才是。依某看來,若不問而定方、李、王諸輩之罪,似嫌草率了些;但若置之不理,直是吾輩無能。不若趁此機會,將益州四司調往他路,另委賢能。待新官上任,查明真相,果有欺君罔上,再治罪未遲。未知呂相公與諸位大人意下如何?”文彥博含笑望著呂惠卿,雖然實實在在是在逼呂惠卿表態,聽起來倒讓人以為他是在和氣地與呂惠卿商議。
呂惠卿“呃”了一聲,不假思索地回道:“臨陣換帥,乃兵家大忌。以某之意,益州若新委官吏,不熟民情,只怕壞事。不過……”說到此處,他微微沉吟了一下,眼睛瞄了一眼李憲。他自己也知道文彥博請李憲來的用意,其實又豈止是李憲,只怕這廳中有一大半的人回家後便會立即上表向皇帝稟報這里發生的一切。若是自己這麼一意阻撓,反倒顯得自己此地無銀,眼見這麼多重臣,要麼直接站在自己對立面,要麼持中觀望,等著看好戲,親附自己的幾個人卻沒有一個受邀出席。自己勢單力孤,文彥博已經把話說到這個地步,若依然半步不讓,形跡太露,他就真不知道將有多少彈劾自己的奏折在等著自己了。“不過,如唐康之語,李大人所聞流言,的確亦不可等閑視之。某以為可如此處置:西南局勢,的確需要選派良將為經略使統轄兵權,不妨便在這經略使外,另委一巡邊觀風使前往益州觀察軍民政務。太傅以為如何?”
呂惠卿這麼一表態,頗有點出乎眾人意料,文彥博一怔,立時便知應當見好就收,因問道:“那麼這經略使與巡邊觀風使,呂相心中可有合適人選?”
呂惠卿笑道:“經略使須是宿將,且要有破敵方略,方可以擔此重任。至于巡邊觀風使,不僅需通曉兵事吏治,還須熟悉益州情勢。這樣的人選,倉促決策,多有不妥。以某之見,還須請朝中大臣商議舉薦,由樞府薦經略使,都省薦觀風使,恭請皇上聖裁。”
文彥博眉頭微微一跳,旋即笑道:“樞府主武,都省主文,理應如此。”
“如此事不宜遲,太傅,今日便議到處罷。我等還須早點入宮覲見,向皇上稟報此事。”
文彥博微微額首,起身抱拳道:“如此,某便與呂相公一道進宮見駕,向皇上稟明今日所議之事。至于何時召見諸公廷議,皇上自當另有旨意。不過,還要勞駕回官署的諸公,請錯開分道而歸。”
“太傅,這又是為何?”王珪早就想起身離開這是非之所,此時聞言,不覺愕然問道。
文彥博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未及答話,呂惠卿已笑道:“禹玉兄,這里諸公的官署多在宣德門附近,叫官員百姓們見到,還以為這麼多兩府大臣一道進宮,這汴京可又要流言四起了。”
石越用眼角瞄了一眼滿面春風的呂惠卿,又看了看文彥博下首的司馬光。他早已留意到,今日甚少說話的司馬光,每次目光掃過呂惠卿時,嘴角都會不自覺流露出一絲譏笑,那種表情,象極了獵人看到獵物進入圈套還懵然不覺妄作聰明時的神態。呂惠卿以為他逃過了這一關,他固然讓步同意派人入蜀,卻又將巡邊觀風使的人事權劃到了尚書省,使樞密院與文彥博以後無法對此置喙——但石越卻有一種預感,文彥博與司馬光,必然還有他們厲害的後招。
不過……石越忽然微微一笑,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正主導大宋未來的西南政策的,也未必便會是文彥博與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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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沒有官署要回,為了節省開支,免除增設冗官之煩,他負責的“編修敕令所”,與宋朝曆代的類似機構,都有所不同。這實際上已經類似于一個官方性質的學術研究所,編修敕令所中,官、吏加起來不到十名,絕大部分都是白水潭學院與太學的師生,他們雖然為官府辦事,但是卻沒有官銜,只是單純的聘任關系。本來讓石越負責這麼一個冷衙門,其實不乏他的政敵們想借此用一些極繁瑣的工作把他困住的意思,而在皇帝看來,讓石越有點“事情”做,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也都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對于石越如何折騰他的“編修敕令所”,別人都不怎麼關心,至于他管轄的官員,更是越少越好。不過既在所有人意料當中,又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石越在編修敕令所,果然又有了新的創舉——經常有人將石越比做年輕時的文彥博,這兩個人無論是做大事做小事,總是能做出一點可以成為官方典范的事跡來——這位提舉編修敕令石越“不負眾望”,上任沒多久,就請旨設置了數十個級別不同的課題,分別委托太學以及各學院進行整理研究,甚至連遠在杭州的西湖學院都爭取到了一個有關市舶務法令的課題……而在汴京的編修敕令所,只需要為它的課題挑選合適的學院,審查參預課題研究的師生資格,與學院簽訂契約,不時派人監督檢查課題進展,根據各課題組的申請向各個衙門移送公牒索取相關的文件檔案……結果,這個曾經被人預期會非常繁忙的機構,竟然頗為悠閑,至少石越本人是非常的悠閑。相比之下,樞府、兵部、三衙等機構一起設置的負責編撰宋軍第一部正式的軍法典以及重新修訂各項軍事條例、操典的編修所,雖然上上下下有近百名文武官吏,但依然顯得忙碌不堪。而尤其是這個編修所是由樞密使文彥博掛名擔任提舉使的……兩相對比,尤顯刺眼。而從實際操作的效果來看,石越的方法也是相當有效的。如果讓官吏們來做這種事情,不僅耗時長,而且官吏們都認為這是冷衙門,極少有人能有積極性,往往導致錯誤百出。但各個學院卻不同,為了爭奪這些課題,他們搶破了腦袋,雖然有些小的課題石越只能象征性提供幾十貫甚至是十幾貫的經費,但大部分學院都恥于談錢,他們看重的也根本不是錢,而將這視為一種榮譽……實際上,在搶奪課題的過程中,只有西湖學院名目張膽地與石越討價還價過……
最算再反對石越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編修敕令所的確是大宋最精簡節省的機構。本來石越甚至連官署不打算要,准備在白水潭學院租幾間屋子便可以,但是不料卻因此被台諫彈劾,以為這樣“有失體統”,迫不得已,他才把官署設到了國子監附近。不過基本上,這個官署里面經常布滿了灰塵,石越常常隔上十天半月才會來一次,上司偷懶,下官們自然有樣學樣,有事沒事便往太學或白水潭學院跑,過份一點的甚至會跑到西京甚至大名府去——當然,他們是去“檢查督促各課題組的進展”,實際原因則是,大宋的確也頗有幾所財大氣粗的學院,但是,象西湖學院那種錙銖必較有辱斯文的學院,他們是絕對不會去的。也只有在石越發明軟筆的那一段短暫的時間里,這里的官員們才算是倒了點小黴。
不過,石越此時心情甚好,所以沒打算去編修敕令所打擾下屬們的睡眠,上了馬車後,石越吩咐了一聲:“回府。”便開始閉目養神。但他只閉得一會兒,便總覺得心里掛著一樁事情,心煩意躁,怎麼樣也靜不下心來。如此幾番,發現無論如何,那個幽靈一般的念頭總是揮之不去卻又捕捉不獲,他干脆睜開眼睛,苦苦思索自己究竟是發現了什麼。
馬車一路穿街過巷,因為石越極討厭那種官員出門清道的排場,所以也極少帶儀仗出門,他在陝西招募的親兵衛隊,在戰爭結束後,石越便利用自己的特權,將大部分跟隨自己的衛士安排到了西軍中。極少數隨他回京的親兵,也陸陸續續遣散,有的回了陝西,有的進入禁軍,有的則在官府當小吏。只是鑒于當年在陝西被行刺的經曆,加上他畢竟也是宋廷的二品貴臣,必要的儀仗與排場有時候必不可少,在潘照臨的堅持下,石越才最終留下了四個武藝出眾又極為忠心的親兵。所以在汴京,每逢石越出門,往往便是一駕馬車,四騎或五騎(加上侍劍)護衛相從而已。這樣的行頭,甚至還不如一個有錢的商人,在汴京的街頭實在太不出奇了。不過,這樣的作風,不擾民是不擾民了,但是行進速度卻會變得極慢,特別是從文彥博府到學士巷,要經過幾個鬧市區,路上人來人往,馬車的速度有時候還不如步行來得快。
如此隨著人流緩緩地穿行了大約二三十分鍾,冥思苦想的石越忽然一拍椅子,只覺靈光一閃,他終于想起他心里掛著是什麼事了——文彥博、司馬光心里肯定是有了巡邊觀風使的合適人選,才會這麼輕易與呂惠卿妥協的!呂惠卿以為他占據了任命益州巡邊觀風使的主動權,但是他萬萬料想不到,這個人選,文彥博與司馬光心里早就有數,這個人,至少是不會親附呂惠卿,而且一但推薦出來,能讓皇帝與滿朝的文武大臣都無話可說的人!所以,文彥博與司馬光實際上是隱操勝券!
石越仔細回想今日在文府的前後經過,腦海中一遍一遍地閃過文彥博與司馬光在不同時刻的細微表情變化,越想越肯定自己的推測。亦只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解釋這一切。
但是,這個人是誰呢?
瞬間,石越又怔住了。
文彥博、司馬光心目中的這個人究竟是誰?石越開始一次次過漏他認為可能被推薦的人選,又一個個地否決。有資格擔任觀風使的人很多,有能力勝負這個職務的人也不少,但是,在石越看來,似乎沒有一個人有必操勝券的把握。文彥博與司馬光固然能提出這些舊黨或者親附舊黨的人選,但呂惠卿手中同樣也有旗鼓相當的人選,在一個由呂惠卿擔任尚書左仆射的尚書省,這些人選並沒有優勢可言。
一時間,石越大惑不解。
他確信自己的判斷,但是如果不知道文彥博與司馬光究竟會推薦誰,他的判斷便算是正確的,也毫無意義。
對于石越來說,他最擅長的,便是料敵先機,事先盤算新黨與舊黨的打算,然後利用他們的矛盾推出自己的主張,從中牟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不過,隨著新黨與舊黨越來越遠離極端傾向而轉向溫和靠攏,他們便越來越會妥協;而所謂的“石黨”越來越壯大,石越的這種招數便越來越不靈便。畢竟,扮豬吃老虎的前提是你的實力不能引起別人的高度警覺。但另一方面來說,幾乎失去一切直接權力的石越,要發揮自己對朝局的影響,甚至一舉翻盤,又不能不利用這一招。
也許,遲早石越的勢力會真正成為大宋的第三種勢力,站在正面與新舊兩黨交鋒。但那個時刻,肯定不會是現在。
現在的石越,唯一可以發號施令的地方,叫“編修敕令所”。
但石越並不打算因此而放棄對朝局發揮他的影響。他蟄伏得夠久了,冬眠期已經過了。扳倒呂惠卿,帶領大宋走出益州的泥潭……這一次,石越並不准備當看客。他比任何人都強烈地意識到: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是他嘔心瀝血創造出來的。他絕不能容許任何人破壞他的成果。
然而,那個人究竟會是誰?
“停車!”石越忽然大叫一聲,馬車緩緩停了下來。“去大相國寺。”沉吟了一下,石越吩咐道。他知道,今天潘照臨肯定在那里和智緣大師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