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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從山上老人家火速趕回島津警局，也已過中午。不過，勇作已事先打過電話，說他好像感冒了，今天早上要去看病。

　他毫不內疚地打這通電話，也是因為最近的調查停滯不前。逮捕弘昌已經過了四天，卻還不能確定他的口供是真是假。

　許多刑警的不滿都明顯地寫在臉上。他們認為，既然逮捕了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為什麼不能進行徹底的審訊，逼他招供?也就是要逼弘昌自己招了。實際上，警方遇到這種局面時，還是經常使用這種手段。

　然而，警方這次不能那麼做。畢竟，對方是瓜生家的後人。警方擔心萬一事實真如弘昌的口供一般，將無法收場。因為UR電產在當地具有莫大的影響力。因此，專案組最近一直籠罩著一股低氣壓。

　然而，今天卻不同。

　勇作從警局的玄關進門走上樓梯時，感覺局內的氣氛和平常迥異。雖然耳邊喧囂依舊，卻能從中察覺到一種緊張感，沉寂的空氣彷彿突然動了起來。

　勇作一走到會議室前，忽然從中衝出兩名刑警，其中一人撞上了他的肩。那人匆匆說聲「抱歉」，疾步而去。

　刑警們照舊聚集在會議桌旁。西方一看到勇作，馬上問：「感冒嚴重嗎?」

　勇作歉然道：「還好。不好意思，讓您擔心了。」

　這時織田走了過來，挖苦地說：「大人物來上班啦?」他伸臂穿上西裝。「我們要到真仙寺調查線索。如果你不舒服，不去也沒關係。」

　「真仙寺?發現什麼了?」

　「今天一大早，局裡收到了一封密函。」

　「密函?怎樣的密函?」

　「如果你要一起來，倒可以邊走邊告訴你。」

　「我當然去。」

　勇作和織田並肩走出會議室。

　織田說，密函是以限時專遞的方式指名由島津警局局長親啟。市售的牛皮信封裡裝著白色信紙，上頭是黑色鋼筆寫的字跡。織田手上有一份副本，字跡相當端正。

　「工整也是理所當然。仔細調查後發現，那些字有用尺書寫的痕跡——隱藏筆跡的標準手法。」等前往真仙寺的公交車時，織田說。

　密函的內容如下：

　每天馬不停蹄地調查，你們辛苦了。關於UR電產社長遇害一事，我有事情非告訴你們不可，所以提筆寫下了這封信。

　那天(命案發生當天)中午，十二點半左右，我去了真仙寺的墓園。

　我在那裡看見了一幕奇怪的景象。當我走到墓園的圍牆外時，看見一棵杉樹後放著一個黑色塑料袋。我記得那是一棵樹幹很粗、枝幹在及腰處一分為二的杉樹。一開始還以為是誰丟棄的垃圾，但看起來不像，往袋內一瞧才發現裝了一把像是弓的東西，大小約五十厘米，像西洋繪本中獵人使用的弓。

　我心裡嘀咕著：這是什麼?誰把這種東西放在這裡?但還是將塑料袋放回原處，離開了。

　當天晚上看了電視，我才知道發生了那起命案。聽到受害者是被人用弓箭殺害，我害怕得膝蓋發顫。原來，我當時看到的那把弓就是凶器。

　我想，是不是該盡早告訴警方自己看到的事呢?那說不定有助於調查的進展。可是，我卻有不能那麼做的苦衷。我那天到那個地方是有原因的，而且非保密不可。不過，這並非意味著我與此案有關。說得更清楚一點，我不想讓丈夫知道我那天的行蹤。因為從前一晚到當天早上，我和別的男人在一起，當時正要回家。

　正因如此，我才會沉默至今。再說，我想我的證言應該也幫不上什麼忙。

　聽到瓜生弘昌先生被逮捕之後，我再次猶豫要不要說出這件事。警方似乎認為犯人並沒有使用弓犯案。我想，如果沒有說出真相，將有無辜的人因此受苦。

　反覆思量後，我想到了這個方法。請務必相信我說的話。另外，請不要找我。千萬拜託。

　這封信的起承轉合很嚴謹。一遍讀下來，令人覺得出自有點年紀的女性之手，但又不能完全相信這種第一印象。

　「寄件人想必沒有署名?」勇作將紙翻過來問。

　「信上寫的是山田花子，肯定是假名，地址也是胡謅的。」

　織田正說著，公交車來了。兩人上了車，並肩坐在最後一排。

　「按照信中的說法，寄件人應該是個女人。」

　「而且是個搞外遇的女人，自稱去會情人，早上回家的路上經過真仙寺。就創作而言，的確是可圈可點。但這不禁令人懷疑，為什麼要使用密函這種手法?」

　「創作?」

　「我是那麼認為。如果真是那種女人，應該會隱瞞這件事，而且我認為她會模仿男人的口氣寫信。」

　勇作有同感。他總覺得從這封看似出自女性手筆的信中，能看見男人的詭計。

　「不過，」織田說，「內容應該不全是假的。」

　「咦?」勇作看著織田的臉。

　織田乾咳一聲，然後說：「總之，上頭命令我們先到真仙寺附近適合男女幽會的賓館或酒店調查。如果寄信人所言屬實，她很可能是那種地方的客人。」

　然而，他們的行動沒有得到期待的收穫。雖然的確有幾家那類賓館，但一般而言，住宿者名單根本不足以採信。兩人見了店裡的員工，也沒有打聽到有用的線索。兩人四處奔走，到傍晚才回島津警局。

　「我們大體記下了去賓館的客人的名字和住址，但我認為那些大概都是假名。」

　西方聽著織田的報告，一臉不出所料的表情。「沒有看到山田花子這個假名?」

　「很遺憾，沒有。」

　「哦。不過就算真如信中說的那樣，她大概也會盡力掩人耳目。」西方又補上一句，「你們辛苦了。」

　其他刑警也回來了。他們好像去了出租車公司調查。寄信人當天早上不見得是走路去真仙寺的，可能從哪裡搭車而去。然而，他們似乎也沒什麼收穫。

　「假如這個密告者不是信上所寫的那種女人，又會是誰呢?與命案有關的人?」渡邊警部補徵求西方的意見。

　「當然也應該考慮這種可能性——對方是為了救瓜生弘昌，才使出這種手段。因為只要在作案前將十字弓藏好，就能製造出弘昌的不在場證明。」

　「瓜生家的人?」

　「不止，只要是和瓜生家有深厚交情的人，都可能想救弘昌。」

　「如果，」織田插嘴說，「這封密函出自關係人之手，只是單純想救弘昌，那麼信上寫的不就全是捏造的嗎?連在現場看到十字弓的證言也是假的。」

　「問題就在這裡。」西方像要強調這封密函的重要性般，靠向椅背重新坐好，「現階段我們無從斷定這人究竟是誰。不過，這封密函當中，有某些部分確實提到了真相，即關於十字弓藏匿情形的敘述。首先是樹木，信中極為詳細地說明，那是一棵樹幹很粗、枝幹在及腰處一分為二的杉樹。由於弘昌以嫌疑人的身份浮出水面，因而這點不太受重視，但現場附近發現了腳印。其次是十字弓裝在黑色塑料袋裡這一點。案發次日發現十字弓時，的確是裝在那種袋子裡。可是，報紙等新聞媒體並沒有公佈此事。」

　眾人沉默了很久。密告者寫得如此詳細，肯定曾親眼目睹了十字弓。

　「如果真的目擊到現場有十字弓，寄信人就應該是和命案無關的人。」渡邊說，「命案關係人不太可能碰巧在現場。」

　勇作也認為這個意見合情合理。

　西方說：「警部補說得沒錯，命案關係人的確不太可能碰巧在現場。所以寄信人不只是一個想救弘昌的人，還以某種形式涉案或知道真相。」

　此言一出，四周頓時一陣騷動，甚至有人條件反射般從椅子上起身。

　「你是說，有人明知真兇是誰，卻故意隱瞞?」渡邊的臉上露出激動的神色。

　「用不著那麼驚訝吧。」西方的神情和屬下的正好相反，他沉穩地說，「這起命案其實發生在很小的人際圈子中。嫌疑人都是被害者的親戚或身邊的人，就算有人知道真相也不足為奇。我反倒認為，有人蓄意包庇兇手，所以這個案子才會如此棘手。」

　幾個刑警聞言歎息，他們肯定是從西方的話中隱隱察覺到了什麼。

　渡邊說：「不管寄信的是個怎樣的人，說的內容倒是真的?」

　「可能性很大。」

　警部這麼一說，四周又響起出於另一種原因的歎息。原本好不容易看見了終點，此刻卻又回到了原點。

　「假如這封密函的內容是真的，」織田站起身來，拿起放在會議桌正中央的密函複印件，「兇手為何要那麼做?」

　「我覺得這不難理解。兇手從瓜生家拿走十字弓後，離下手還有一段時間，在此期間，若被人看到自己手邊的十字弓就糟了。再說，兇手也不可能為了殺人拿著那麼大的東西四處走動。所以我認為，事先將十字弓藏在命案現場才是正確答案。」

　沒人提出反對意見。

　「對了，能不能從這封密函的內容推算出兇手拿走十字弓的時間?」

　「根據園子的口供，」渡邊說，「她從學校早退後偷偷溜進了書房，那時大概是十一點半。她說，當時十字弓就不見了。」

　「嗯……但未必這時就已經被帶出瓜生家。」

　「沒錯。密函上說是在十二點半發現十字弓，假設移動十字弓需要十五到二十分鐘，那麼兇手是在十二點多離開瓜生家的。」

　「十二點多！」西方誇張地露出一臉不耐，「幾乎所有訪客都符合這個條件。」

　「不，這說不定就是寄信人的目的——要我們釋放弘昌，而不是抓住兇手。所以或許寄信人發現十字弓確為事實，但發現的時間尚待求證。」勇作道。

　「正是。」西方大聲贊同，「寄信人可能是為了不讓我們鎖定嫌疑人，才將時間寫成十二點半。可能是更早發現的。」

　「我們要設法弄清正確的時間。」渡邊也說。

　「試著找找那天到過真仙寺和墓地的人，說不定有人見過那個黑色的塑料袋。」目前弘昌犯案的可能性降低，或許是覺得破案的線索太少，西方的聲音中帶著一股悲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