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私學遍布中原各地，尤其以潁川最盛。如今最為顯赫有名的，就有穎陰荀氏、長社鍾氏、許昌陳氏三家。

  這三大家族世代以詩書傳家，三大家族中的俊傑：鍾皓、荀淑、陳寔，與韓韶一起，以清高有德行聞名於世，被稱為潁川四長，是東漢一朝同郡的鼎鼎人物。其中許縣陳氏的陳寔，與子陳紀、陳諶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更是黨錮之禍初起時的黨人領袖之一，另外穎陰荀氏，也有荀儉、荀緄、荀靖、荀燾、荀汪、荀爽、荀肅、荀旉，被稱為荀氏八龍。

  在潁川的三大家族之中，穎陰荀氏與劉陶是同鄉，因為當初黃巾之亂時荀彧帶著一部分族人來到陽翟縣，受到了郭斌的庇護，因此沒有受到黃巾軍的過分騷擾，起碼人與細軟財物是保住了。長社鍾氏則因為長社是南路官軍對抗黃巾賊寇的中心，幾萬官軍都被困在城中，反而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相比起來，許昌陳氏受到的影響卻頗大，所幸長社之戰後官軍士氣如虹，陳氏指揮家丁守衛莊園，倒也堅持了下來。

  待到黃巾之亂基本平定後，潁川郡中人口數量雖有減少，但土地還在，豪門大族們自然也依靠著累年的積蓄和在地方上崇高的聲望，重新過上了原來的生活。這個時候，地方豪門大族對地方重建與維持穩定的重要作用又顯現出來了。

  潁川郡中這麽多詩書傳家的豪門大族，其門中子弟多入仕為官，其中門生故舊遍布天下，若是能將其力量整合起來，則其強大程度是可以想見的。以郭斌行事的作風，擺了這麽大的陣仗雖是為了進行潁川郡的“精神文明建設”，可若隻單單有這麽一個好處，那可就太“浪費”了。

  因此，郭斌想要借著劉陶的事情為契機，逐漸將潁川的政治力量整合起來。潁川郡中荀氏自不用說了，有了荀彧在此，那自然是跑不了的；長社鍾氏，郭斌卻早已與他們有了極為親密的合作，長社城外的碼頭與莊園的建設，若是沒有鍾氏的支持，想要建起來自然要多費一番力氣。況且，郭斌將長社作為連通陽翟縣的衛星城，使其成為連接徐州、揚州、京師、陽翟的交通樞紐，也成為遍布倉庫的商貿中心城，鍾氏也是大大地嘗到了甜頭的。因此在潁川郡中，除了穎陰荀氏，鍾氏與伏龍山莊的合作最為密切，其獲利也是極豐。如今的鍾氏，雖經過了黃巾軍的破壞，其發展卻更加迅速，其實力較之黃巾之亂前甚至更有增長。

  而相比起來，許縣陳氏與郭斌的交往自然便不是那麽密切了。想要將潁川郡真正地掌握在手中，郭斌非得將三大豪族盡數折服方可，否則便是一句空話，而在三大豪族之中實力居於首位的許縣陳氏，目前看來自然是重中之重。

  陳寔的官位雖不甚高，可其在士林之中名望極高，德行高致，又會做人，被稱為“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算得是士林之中泰山北鬥一般的人物。也就是說，這個陳寔一旦遇到好事，便將功勞推給別人，一旦做錯了事情，便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這樣的好人，誰不喜歡呢？而具體到潁川郡中，爭取陳氏一族的支持，便顯得愈發重要了。如今郭斌擺明車馬地抬高劉陶的聲望，與宦官過不去，向當年第一次黨錮之禍中的黨人領袖，年已八十二歲高齡的陳寔示好，自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只見郭斌說完那番話以後，便親自上前抬起盛放著劉陶衣冠的棺槨，與趙雲、戲志才、荀彧、徐庶、關羽、張飛、黃忠、陳到幾人一同將其葬入祠堂後的墓穴之中。待新建的墓穴填上土，郭斌便親手奉著劉陶的靈位進入祠堂之中，將其端端正正地擺放在主祭位上。

  待郭斌懷著沉痛的心情將其擺放好後，主持儀式的荀彧大聲道：“黃巾之亂及塞外之戰中，英勇就義之英靈入祠！”

  這時，便見幾十個人各自捧著靈位依照順序進入祠堂，待將木製的靈位擺放在配享的位置後，方依次走出祠堂。郭斌在中原剿滅黃巾的幾次大戰中，手下傷亡雖極少，在這冷兵器作戰的戰場上，卻也極難做到零傷亡，這些捧著牌位進入祠堂的，都是隨著郭斌南征北戰犧牲之人的家人。

  隨後，戲志才命人將早已寫好的牌匾掛在了祠堂正門，便是端莊中正的“英烈祠”三個字，祠堂正門兩側也掛了一副楹聯，便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句林則徐的詩放在後世來，可能已經被說爛了，可讓如今的人看了，卻是振聾發聵。這些，自然又都是出自郭斌的手筆了。

  西方民族國家的出現，是一個團體，一個地區，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產生的結果。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多元化，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則必然會引起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利益的衝突。因為各個階層都無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也都無法獨佔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無法否定他人的利益。為了不同歸於盡，他們便隻好采取妥協、協商的辦法，隻好求助於一個相對超然而又強大的公共權力。

  而這些在15世紀—17世紀間成型的西歐民族國家，一經建立便面對著無休止的外部威脅和衝突，便處於不斷的戰爭之中。因為那時候正是大航海時代 開啟，歐洲各國忙著探索大海，忙著尋找新的陸地，忙著佔領殖 民 地，忙著爭奪海上霸權的緊要時刻。為了應付戰爭，它們需要增加稅收並將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統的官僚體系，以治理內政、動員兵力，需要在民眾中喚起愛國主義情緒，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常備軍。

  然而，中國則頗不相同。

  說到底，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因為整個社會的共同需求，這個社會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對危機，共同進行大規模的公共設施建設。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地形複雜，地勢西高東低，長江大河自西向東匯入大海。而受這種大的地理形勢的影響所形成的農耕經濟，使得中國人民對於長江大河極為依賴，同時也極為頭痛，所謂痛並快樂著。

  水從來都是生命的源泉，也從來都是人類選擇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無論是遊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還是中原農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產和生活都離不開水源。對於遊牧民族來說，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這水源既可以生產野草，也可以飲馬飲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對農耕民族來說，在河邊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獲得澆種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區，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設在江河附近的，因為江河可以為人口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夠的水源。

  夏朝都城陽翟，緊鄰潁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則臨近黃河；西周國都鎬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長安區西北，緊鄰黃河支流渭水；東周國都洛邑，亦即如今的東都洛陽，則是處於黃河南岸。便是東周時期列國的都城，也大多分布在河水邊上。

  齊國臨淄，緊鄰淄水；楚國的幾個國都，大多在長江沿岸；燕國都城薊城，有潮白河、拒馬河、永定河等流過，當年太子丹送別荊軻的“易水”，源出易縣境，入南拒馬河，“荊軻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餞別於此。”

  韓國初都陽翟，後來遷居新鄭，新鄭也是在黃河南岸；趙國都城邯鄲，緊鄰滏陽河；魏國都城大梁則緊鄰黃河，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賁攻魏，曾決黃河及大溝水灌大梁，城毀魏降；而秦國的都城鹹陽，則是緊鄰黃河支流渭水。

  之後的前漢國都長安、後漢國都洛陽、隋都大興城（即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唐都長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臨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後來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後來共和國的北京，都在河邊。豐沛的水資源既可以供應越來越龐大的城市，供給越來越多人口的飲用，又能夠加強都城的物流速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運的便利性便是當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也是為了增強南北之間的聯系。

  因此，水資源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國以農耕為主的社會中，絕對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源之一，也是形成人口聚居地的重要條件之一。然而，中國境內大江大河貫穿的地形使得水利設施的建設尤其重要，著名的“三過家門而不入”，說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正是這種在深層次的經濟原因，使得中國早早地便形成了國家的概念，因為只有統一的國家才有能力形成強而有力的公共權力，只有強有力的公共權力，才能保證諸如治理黃河、興修水利這樣龐大的工程得以順利實施。再加上北方遍布著野蠻而凶狠的遊牧民族，時時要南下中原搶掠一番，因此，中原大地上早在兩千多年前便形成了強而有力的統一國家。

  而歐洲則因為降水豐沛，自然環境較之中原地區要好得多，境內又沒有如黃河一般需要經常治理的地上河，因此他們在根子上便沒有形成統一國家的動因。而直到新航路開辟後，歐洲各國需要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需要爭奪利益，各國方真正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單從這個方面來說，正是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得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比歐洲提前了一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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