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貿易，雙方便是聯結在一起的合作關系，既然是合作，雙方的影響自然便不可能只是單方面的。塞外三城在對塞外騎馬民族的經濟產生深刻影響的同時，騎馬民族對於塞外三城乃至中原地區的經濟，何嘗不會產生反向製約的作用呢？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鄰居很窮，心中忐忑不安的應該是我們還是我們的鄰居呢？在郭斌原來歷史時空的明朝前期，東北方有一個民族被稱作女真人，這就是滿洲的前身。這個時候的女真人生產極為落後，也基本談不上什麽成型的社會組織，他們的生活既有漁獵，也有放牧，還有農耕。然而，這種生產生活的複雜性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麽好事，這表明他們無法依靠單一的生產方式養活自己。而究其原因，便因為東北地區是苦寒之地，既是苦寒之地，動植物生長周期就長，無論是種植農作物還是打獵，其收成便都是極有限的。

  因為有這麽一個窮鄰居，時時刻刻有被搶劫的擔憂，因此明朝政府自也是急在心上啊。在向女真人推廣農業技術失敗後，明成祖朱棣便最終想了一個辦法，那便是開設榷場，雙方進行貿易。於是就在遼寧撫順一帶開設了“開原馬市”，用中原的糧米鹽醬等生活必需品與女真人交換如人參、木耳、獸皮等各種土特產。

  就這樣，一個雙方獲益的貿易模式最終形成了。從此以後，女真人便不再從事農耕，而是專注於捕獵和采集。在他們看來，與其累死累活地種那點兒沒有保障的莊稼，還不如采點兒松茸，搞點兒貂皮去跟明朝人交易來得劃算。於是，女真人的生活穩定下來之後，明朝東北邊疆的安全問題也隨之得到了解決。

  然而，隨著雙方貿易的加深，女真人經濟對於明朝的依賴性日益加深，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原本分散居住在中國東北三省甚至更北地區的女真人，紛紛放棄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產方式，漸漸集中居住到了馬市貿易路線的周圍，開始了逐利而居的生活。

  聚族而居，各種矛盾與摩擦便不可避免，為了維持關外的穩定，明朝政府便采取了一種在當時看來最省力也最節約成本的做法，那便是扶持代理人。朝廷賦予忠順的部落酋長一定權力，責令他們維持關外的秩序。

  這種方式在當時的狀況下，按說也是妥當的。古代的中國政府，並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要摟在懷裡的，在不同的地區采取不同的政治手段是高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的技能。像東北塞外苦寒之地，當時的中原老百姓有幾個願意去的？因此依靠類似於藩屬國的政治手段，用很小的代價便可以間接地將化外之地掌控在手中。藩屬國制度是中國古人一項極聰明的外交創新，具體如何聰明，此處便略過不言了。

  然而，明朝末年小冰期的來臨，導致氣候異常與旱災爆發，中原各地糧食歉收，李自成的老家陝西，在1622年到1629年，八年大旱，沒有下過一場雨，整個延安府甚至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中原都沒有糧食，開原馬市交換糧食的貿易活動自然也進行不下去了，再加上塞外本便是苦寒之所，人參、松茸又不能填飽肚子，集中在開原馬市這一小片區域中的女真人依靠捕獵與采集，生活自然便難以為繼，失去了自給自足能力的女真人便在一位雄才大略的酋長的帶領下踏上了南下之路。這是公元1608年，女真人的首領叫做努爾哈赤，他拿著賣不出去的人參，帶著五千人馬來撫順武裝要錢。不給錢就要打仗，這也是女真和明朝武裝對峙的開始，他們做的事情，在歷史上被稱為“挾參索值”。

  可見，貿易不僅能帶來和平，也能帶來戰爭。

  然而，郭斌在塞外三城貿易一事上卻一直極為謹慎，他小心翼翼地控制著雙方貿易的貨物組成。鮮卑部落所出賣的，是羊毛製成的毛氈，是多余的牛、羊、馬匹，是奶製品，這些物品還是依托鮮卑人原來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的；中原王朝所出賣的，是絲綢、絹帛、美酒、香皂、新型的建築、新的服飾，卻沒有像糧食這樣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可以看出來，雙方的貿易雖然存在互補關系，卻絕沒有到相互依存的程度，沒有了中原的絲綢、絹帛、美酒等物，草原人還是可以依靠遊牧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其所要提供的奶製品、羊毛製品、牲畜等物，正是遊牧生活中所產出的。

  因此，塞外三城作為連通中原與塞外商路的樞紐，其所交易的貨物只是各自生產生活中的剩余產品，即便有朝一日這條貿易路線斷了，些許影響雖不可避免，他們各自卻也能夠養活自己，而斷不至於因此引發大規模的戰爭。這是郭斌在如今的地位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手段了，因為即便是他也無法完全確定中原大地上即將到來的暴風雨會攜帶著怎樣狂暴的力量，他也無法預測幾年之後中原的戰亂會不會造成商路的斷絕。

  為了不在中原地區如此錯綜複雜的環境下，再將北方的騎馬民族引進來，造成更大的混亂，郭斌只能小心翼翼地、極有限地發展雙邊貿易，為潁川郡在中原大亂中更好地佔據優勢地位盡最大的努力。因為在中原大亂之中，塞外草原上的戰馬永遠都是昂貴而作用巨大的戰略物資。

  因此，可以說連通塞外三城與京師洛陽的道路，堪稱塞外三城貿易市場的生命線，這條路安全與否直接關系到郭斌積蓄力量的進度，因此郭斌對於這條路上鏢局的這一布局的重視程度方如此之高。

  按照他原來的打算，潁川郡本是要組建自己的騎兵部隊，用於保證商路安全的。然而，組建騎兵部隊非但極為扎眼，容易引起天子與當朝諸公的誤會，所耗更是巨大。況且，各家商隊在這條路上來來往往，各自出發的時間不同，商隊的規模也自不同，若想要保證這條商隊上的每個商隊的安全，便需給每一支商隊配備相當數量的騎兵，如此一來所需要的騎兵部隊的規模那可大了去了，非得達到上萬騎的規模，方能對這條商路基本形成有效的控制力。

  因此，組建騎兵部隊的動議尚未提出，便胎死腹中。直到在南下的路上遇到了劉辟，郭斌方靈機一動，想到了鏢局這個法子。

  首先，乾鏢局是一項買賣，它在歷史上所以能夠出現並生存下來，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必然有自己的一套生態系統的。鏢局在押鏢之前自然要收取鏢銀，因此是一個自負盈虧的民間商業組織，通過在江湖上“有頭有臉”的劉辟與商路上大大小小的山寨建立聯系，形成互相依存的貿易關系後，鏢局便可以只靠著一支鏢旗走遍商路，較之組建騎兵部隊所省下的成本可海了去了。

  其次，鏢局的建立雖然獲得了郭斌的支持，甚至是他親自提出的動議並親自設計了這麽個組織出來，有很深的官方背景，可它畢竟是個民間組織，在許多事情上行事會更加方便一點兒。否則，若是郭斌親自派人去商路上的各個山寨談生意，還不得搞得滿城風雨？到時候，不定誰就會給他頭上扣一個溝通黃巾賊的罪名，這在如今的情勢下固然不值一哂，可若是在對景的時候被人拿出來，說不定就是個大事件。

  而若是依靠鏢局行事，即便大家心裡都清楚這是背後郭斌的首尾，卻拿不到台面上說事兒，即便是到時候被人拿出來，一句不知情便可搪塞得過去。而如今以鏢局的名義與這些山寨建立聯系，若是想要將他們招安了，也有個合適的人出面，這在關鍵時刻卻是有可能派上大用場的。

  後來，郭斌越琢磨越覺得此事可行，便直接決定讓劉辟帶著手下北上陽翟，自己再聯絡了戲志才，通過書信交代清楚了鏢局的運行方式。就這樣，鏢局早在郭斌從交州北上抵達陽翟之前便已經開始運作了，身為鏢局總鏢頭的劉辟，也早已帶著幾個心腹手下北上探路去了。

  鏢局的名號是郭斌取的，充分尊重了他作為一個重生者的惡趣味，叫做“福威鏢局”。因此，後來每當他看到鏢局的頭號扛把子劉辟的時候，總是有意無意地想起金大俠小說中的林遠圖，也會不自覺促狹地瞧向劉辟的下三路，常常搞得劉辟遍體生寒，差點兒以為這位有龍陽之好。

  玩笑歸玩笑，誰都無法否認如此局面下鏢局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現使得混亂而無序的商路變得有序而安全，既為天下各處的豪門大戶節省了護衛商路的龐大花銷，又為綏靖地方發揮了巨大作用。

  無可否認的是，便是再罪大惡極之人，心中都是向善的，沒有人天生便想著做個壞人，商路沿途山寨中的好漢、綠林自然也不例外。許多老百姓所以被裹挾進入黃巾軍，或者進入山寨之中，不是真的因為他們好逸惡勞，整日裡想著不勞而獲，要通過劫道獲得生活來源，只是他們在家中生活不下去罷了。

  黃巾之亂的另一個危害，就是將許多原本尚可勉強維持的家庭搞成了赤貧，卻又沒有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而地方官府的不作為，或者說軍頭功臣充當地方行政主官的錯誤決定，使得地方政府無力有效解決赤貧百姓的吃飯生活問題，因此老百姓們一經撩 撥便進了山寨。

  郭斌與山寨合作的方式，為他們提供了生產生活的最低保障，使得他們可以在山寨附近結廬種田，從此穩定下來。那麽郭斌這樣的安排，使得鏢局拿著各地豪門大戶商隊的錢穩定商路，同時又可順道解決山寨的經濟問題，待山寨發展成可以獨立運行的小鎮子後，將他們轉化為編戶齊民便不再是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