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

　　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撫的職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員，鳴炮恭送之下，啟程入閩督師。

　　在此以前，援閩之師分三路出發。西路以幫辦福建軍務浙江按察使劉典所部新軍八千人為主力；會同記名按察使王德榜的兩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記名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燈兩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經福建浦城、建寧入延平；東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連陞會同候補知府魏光邴，領兵四千五百人，過錢塘江由寧波乘輪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陸。

　　這三路軍隊的目標都是閩南──李世賢踞廈門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則在閩南的東西之間流竄。左宗棠的打算是，決不能讓他們出海；由北、西、東三面收緊，壓迫敵人南竄。

　　福建之南就是廣東。兩廣總督毛鴻賓與廣東巡撫郭嵩燾，見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驅賊入粵，則援閩之師，隨賊而至，會形成長毛與「友軍」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著急。

　　可是由兩員副將方耀、卓興所率領的粵軍，不過八千之眾；福建延建邵道康國器，雖是廣東人，新統一軍，亦多粵籍，卻不能算粵軍，因為是左宗棠的部下，並不聽命於廣東大吏。毛鴻賓與郭嵩燾迫不得已，一面派方耀、卓興入閩會剿，明阻長毛，暗擋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請起用守鎮江的名將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自求振作。

　　當援閩之師未到以前，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已與李世賢接過仗。林文察是臺灣彰化人，咸豐八年以助餉剿淡水的土匪，授職游擊，做了武官；他所統率的臺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戰，助林文察當到總兵，獲得「巴圖魯」的名號。王有齡被困杭州時，曾奉命援浙，而阻於衢州；以後歸左宗棠節制，很立了些戰功，補實為福建福寧鎮總兵，不久擢升為福建陸路提督，隨即提兵回臺，在他家鄉平亂。

　　亂黨的首領，是原籍漳州龍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國歷史上陰魂不散的老牌亂黨白蓮教的餘孽。在彰化名義上辦團練，實際上與長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淪陷，在福建的官軍，多調閩北浙南；戴潮春認為是起事的好機會，三月間由其黨羽林戇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後，佔領彰化，臺灣兵備道孔昭慈被殺。戴潮春自稱「東王」；「南王」是林戇晟；此外還有「西王」與「北王」。下面的官職有「大國師」、「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等。

　　這個略仿太平天國建制，沐猴而冠，彷彿戲臺出將入相的場面，由於東南戰局正在緊要關頭，朝廷只應糧道丁日健的力請，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維持一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復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臺，號召舊部；福建巡撫徐宗幹，亦派久官臺灣的丁日健領兵赴援，並授為臺灣兵備道，督辦全臺軍務。

　　於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復，繼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於張厝莊、林戇晟敗死於四塊厝，局面可以算是穩定下來了。

　　不過肅清殘餘亂黨，亦很費力；尤其是當李世賢佔據漳州以後，戴潮春的餘黨準備接應會合，圖謀再舉。左宗棠深恐李世賢、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為此。

　　林文察見此光景，深感為難，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復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陸路提督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對於收復漳州、汀州等地，責無旁貸。仔細考慮下來，還是應該回福建；因為能夠消滅李世賢，彰化的亂黨便失去憑藉與指望，不戰而自潰。

　　打定主意，倉卒內渡，同船隻帶了兩百親兵。他與李世賢交過手不止一次，不敢輕敵；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後出擊，那知李世賢早有準備，在萬松關設下埋伏，專等他入網。

　　而林文察則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自感兵力孤單，一路收容了許多散兵游勇，雜湊成軍；如果糧餉充裕，時間從容，而又有得力的幫手，當然可以將此輩漸漸練成勁旅，否則就只有利用他們急於追求出路，或者懷仇報仇的心理，淬礪士氣，作背城借一之計。林文察老於兵事，默察情勢，認為不得不速戰速決；拖下去徒耗糧餉，且難部勒，將不戰自潰。

　　本來左宗棠的檄令，是責成他「力保泉廈」，這是很難的任務，因為漳州以東，直到廈門、泉州，地勢平衍，易攻難守，而況彼此兵力眾寡懸殊。就方略講，應該以攻為守；就利害關係來看，以少攻多，雖然吃力，但與其守而敗，不如攻而敗。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廈而進，在萬松關上紮營。

　　萬松關又名萬松嶺，在漳州以東二十五里的鳳凰山上，為由泉廈渡江入漳的孔道。紮營剛定，李世賢派一隊人馬來攻，用意在試探虛實；哪知副將惠壽不中用，竟讓長毛踩了營盤。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駐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兩天出隊攻擊，小勝而回。

　　就在這時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溝高壘，勿浪戰求勝；俟浙軍到後，協力規復漳州。」林文察這時不能不聽命，駐營在萬松嶺上，靜候援軍；另由水師總兵曾玉明，在九龍江近海澄縣地方的海口鎮，結紮水營，以為犄角之勢。

　　這樣守到十月底，左宗棠還未進入福建境內，而先行出發的浙軍，三路合圍之勢，將次形成。李世賢原來是在萬松關以西設下埋伏，專候林文察入網；見他按兵不動，而浙軍又已入閩，不能不急著打開一條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發動突襲。

　　突襲是分水陸兩路進行。襲擊水營的長毛，皆以煙煤擦臉，有意扮成猙獰可怖的鬼相；同時亦用作為「自己人」的識別。曾玉明的水師，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轟擊以外，其餘各營，都垮了下來。

　　在西面萬松關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壞的散兵游勇；聽說後路被襲，未戰先亂。副將惠壽，游擊許忠標，壓不住陣，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不肯逃，結果中槍陣亡。潰散下來的亂兵，勉強集結在九龍江東岸，算是保障泉州門戶。

　　三月以後，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進入福建境界；預定就以此為行轅。行轅所收到的第一件戰報，便是林文察兵敗殉職。

　　這不是馬到成功的徵兆，左宗棠大為不悅。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軍的銳氣，也傷了他的威名；雖非死有餘辜，卻是決不可原諒的。因而出奏時，便不肯專敘此事，只用一個「督師行抵浦城，現籌剿辦情形」的案由，在摺子中斥責林文察不聽調度，致有此失；幸虧高連陞一軍已由福州趕到閩南，泉廈可保無虞。至於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請；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會優厚。

　　不過局勢很快地穩住了。左宗棠最擔心的，就是李世賢向東南橫竄入海，所以只要高連陞一軍，能自福州南下，及時攔堵，先擋得一陣；等蘇軍郭松林、楊鼎勳領兵航海而來，肅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為此，左宗棠定下東守北攻西壓的策略，最先收復閩南偏北的龍巖；接著會同粵軍方耀所部，收復閩粵交界的永定。

　　這兩場勝仗打下來，士氣大振，指揮更加靈活；左宗棠開始「驅賊入粵」，首先是由毗連江西的汀洲、連城一帶、將汪海洋部下的長毛，往南攆向與廣東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帶。其時援閩蘇軍已陸續到達，與浙軍高連陞、黃少春所部，劃分防區，而以進取漳州為目標，蘇軍守漳州之南浙軍守漳州之北。這一來，李世賢出海之路是徹底被遮斷了。

　　到了四月中旬，浙蘇各軍由南北同時出擊，會攻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復，可是李世賢卻開西門而走，與汪海洋會合在一起，成為「困獸」了。

　　當時的形勢是東南方面泉、廈、漳沿海一帶，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餘人防守；東北的漏洞，亦已及時防補，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幾乎毫無佈置。

　　西面就是廣東的大埔、饒平一帶，雖有粵軍方耀防守，可是決非李世賢、汪海洋的對手，是誰都看得出來的。然則，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

　　這個明眼人是遠在京城裏的軍機章京領班許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發下來的一個奏摺，大為詫異；這個奏摺是李鴻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閩蘇軍，會合浙軍分路進逼，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漳州府城」；奏報進攻情形中，有一句話說：「侍逆李世賢潛開西門而遁。」這與同時收到的左宗棠的戰報，情況不符。

　　左宗棠的奏摺，案由是「進逼漳西大捷，現籌辦理情形」。並未提到漳州克復，更未提到李世賢由漳州西門而遁；只說「李逆世賢經官軍疊次擊敗，勢日窮蹙；圖由漳北小路繞犯安溪，以抄官軍後路。其計未成，又圖勾結同安土匪，內訌滋事；經郭松林抽帶所部兩營馳赴同安，會同道員曾憲德將西塘、上宅、滸井各鄉匪巢洗蕩。」

　　再看拜摺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摺的地點是福建省城。福州離漳州不過兩三日路程；廿一克復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應該到廿五還不知道。如果已經知道，廿六拜摺何以不報捷？

　　這是莫大的一個疑竇，但稍作參詳，不難明白，左宗棠只為李世賢「漏網」，不肯報捷；先說他想「繞犯安溪」，又想「勾結同安土匪」，最後說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將李世賢「漏網」的責任，輕輕推到郭松林頭上。

　　至於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緣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來從林文察陣亡以後，福建陸路提督一缺便補了福山鎮總兵的郭松林，雖為署任，總是陞官；而如沒有左宗棠的奏請蘇軍援閩，這個武將中最高職銜的提督，未見得輪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陞官，既由援閩而來；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則不論感恩圖報，還是循名責實，都該照建制歸隸他的部下。無如郭松林雖經福建巡撫徐宗幹一再催促，始終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卻自居於客將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頗難容忍的；只是當郭楊兩軍航海南來之前，李鴻章特為聲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勸駕」。左宗棠曾經同意，此時不便出爾反爾！但又有所憾於郭松林，因而此時先作一個伏筆，一方面隱約其詞地表示，追擊李世賢是郭松林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將來的情況，果真同安土匪一時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請將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經地義，名正言順，朝廷不能不准，李鴻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瞭然於左宗棠暗中的勾心鬥角，再來看李鴻章的「援閩獲勝，會克漳州府」一摺，才會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賞以外，還有預先為蘇軍留下卸責餘地的作用。因為摺中舖敘戰況，對於郭楊兩軍的防區及部署，說得特別詳細，一則謂：「東山在漳州城南十里，係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營扼之；又十里為鎮門，係東山、海澄、石碼適中之地，楊鼎勳以五營扼之。海澄縣為兩軍後路，有山徑可通漳浦，復派三營分佈縣城內外，防賊抄襲。」

　　再則謂：「總兵劉連捷、臬司王開榜在西北；提督高連陞、黃少春等軍在東路。自蘇軍扼紮東山，南路已斷。」

　　三則謂：「敗逆向南靖一路紛逃，各營追剿數里，當會同高、黃等軍，折回東南，將東關外放子橋、東嶽廟及附近南門新橋各賊壘一律蕩平。」處處可以看出，郭楊兩軍無論防守還是攻剿，都以擔當漳州南面為主，東面其次；然則李世賢開西門而遁，責任誰屬？不問可知。

　　這樣反覆研判下來，許庚身認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權術。從軍興以來，各省帶兵大員，以驅賊出境為慣技；而左宗棠則似乎有意以鄰為壑，包藏著甚麼禍心。此非早作糾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與文祥等人，指陳利害，奏明兩宮太后，擬發「廷寄」，首先指出李鴻章已有奏報，漳州克復，「侍逆潛開西門而遁」；接下來便說，「漳州別經克復，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將與汪逆合謀，計圖復逞。現在東南兩路局勢既尚穩固；東北一路亦有劉明燈等聯絡扼守，而西面之漳浦、雲霄、詔安、平和等城，均為賊踞，該逆必思由此路竄走，已無疑義。粵省饒平、大埔一帶，雖有方耀等軍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佈，左宗棠等仍當分撥勁旅，繞赴西路，會同粵軍，迎頭攔截，杜其竄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攆走郭嵩燾的時機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為蔣益澧下過一次伏筆；並用李鴻章作為陪襯，來提高蔣益澧的地位。這一伏筆，下在九月初，瑞麟與郭嵩燾交惡之時，而於「懇請收回節制三省各軍成命」的奏摺中，附帶一提：「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將李鴻章調為粵督，而以蔣益澧升任粵撫；這是隱約其詞的試探，朝廷即令沒有明確的反應，但蔣益澧可當方面之任的印象，卻已在西宮太后與軍機大臣的腦中留下了。

　　此時當然還不能明保蔣益澧升調廣東；是用夾片的方式，在「陳明廣東兵事餉事」中，攻郭保蔣。首先就說：「廣東一省兵事實足觀，而餉事亦不可問。軍興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轉強，粵則昔悍而今駑矣！各省餉事或由匱而漸裕，粵則昔饒而今竭矣！」光是這兩句話，便將近兩年的督撫一起攻擊在內；當然，郭嵩燾的責任應更重於瑞麟，因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著便專責餉事，而此正是巡撫的職責；其中並無一語提及郭嵩燾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擊卻集中在郭嵩燾身上，特別提到廣東富饒之區的潮州釐稅。

　　左宗棠是這樣指責：「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紳士民，詢及潮郡釐稅，合計雜貨之釐、洋藥之釐、汕頭行釐、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萬餘兩，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餉也。潮州為粵東腴郡，而釐稅之少如此，外此已可類推。」

　　這是有意歪曲事實。從錢江創設就貨徵稅的釐金以來，最難辦的就是廣東；當郭嵩燾蒞任之初，就曾會同總督毛鴻賓奏明。廣東辦釐的情形，有異於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牽掣。廣東的形勢，「澳門據其西，香港繞其東，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屬之洋人，而香港尤為行戶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設香港，以圖倚附夷人，便其私計，一切勸捐抽釐，從不敢一過問。其有意規避捐輸者，亦多寄頓香港，希圖倖免。統計出入各貨，凡大宗經紀，皆由香港轉輸。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粵東兼有逋逃之藪。」

　　其次是廣東的風氣與他省不同。廣東的士紳，往往包攬稅捐；釐金開辦之初，亦由劣紳承包，任令侵漁中飽。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後收為官辦，則原來包釐的劣紳，因為失去特權，心有不甘，從中煽動搗亂，聚眾搗毀釐局之事，不足為奇；官府膽怯怕事，不敢懲辦禍首，反而撤去委員，或調動府縣地方官，以求妥協。而結果是越遷就，越棘手。

　　從郭嵩燾到任後，講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頓釐捐，頗有成效，從未設局的瓊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開辦。至於潮州，就廣東而言，偏處東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廣東邊境時，方由潮嘉惠道張銑，設法開辦；數目雖少，但總是一個開端。潮州的民風，因勢利導，好話說在前面，無事不可商量；強制硬壓，則偏不服從。張銑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認釐捐，以後可以陸續增加；而況賊勢方急，官府與紳民之間，為此先起爭執，是件極危險的事。這個看法，郭嵩燾深以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實，只強調每年只收得三萬銀子，卻不說這三萬銀子來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萬，以後三十萬亦有希望。

　　最惡毒的是，左宗棠又誇大廣東海關的收入：「聞海關各口所收，每歲不下二百萬兩，其解京之數，無從稽考。此項若能由督撫設法籌辦，於正供固期無誤；而於該省籌餉大局，實裨益非淺。特此為二百年舊制，非外臣所敢輕議。」

　　接下來便是保蔣益澧了。他說：「臣率客軍入粵，偶有聞見，自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兵餉兼籌，任大責重，非明幹開濟之才，不能勝任。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若蒙天恩，調令赴粵督辦軍務，兼籌軍餉，於粵東目前時局，必有所濟。」

　　這就是所謂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話上：「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以節制三省軍務的總督，如此推崇，份量實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這樣降心推崇，也實在不類他的為人。因此有人傳了來一個內幕，說是閩浙總督衙門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蔣益澧一萬銀子的紅包，力主加這「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十個字；如果流言屬實，算起來是一字千金。

　　不過，行賄之說，雖不可知；而就事論事，卻非有此十字不可。蔣益澧的才具如何，軍機大臣大都瞭解；無不以為他難當方面之任。是故雖經左宗棠在奏摺中暗示，他可代郭而為粵撫，並利用李鴻章作陪襯，來抬高他的身價；而朝廷始終裝聾作啞。現在左宗棠的這十個字，份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裝不得聾，作不得啞了。

　　不過，裝聾不許，卻可裝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請，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著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馳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糧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