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日子裡，陸辭並未浮誇地終日以淚洗面，也不曾大肆操辦喪事，更未仗著自己身份廣發帖子，邀請友人或是當地官員前來。

他知曉娘親並未言明的心意，在購置一副雜木所製的棺木，再將父親那少得可憐的幾件遺物放入其中作為陪葬品，最後選了一處依山傍水，山靈水秀之地進行埋葬，便是如此了。

不管是民間好講究的紙質明器，還是請些僧侶或葬師做功德的迷信風氣，或是出殯時的吹拉彈唱、用樂‘娛屍’的做法，他皆是半點未沾。

唯一稱得上高調的做法，便是在選定埋葬娘親棺木的那片城郊之地後，他設法接觸了其所在的那處莊園的主人，將這莊園買了下來。

這莊園規模並不算大，原來的主人家早已遷去別處，隻留一些遠親在這暫住，替他打理之余，也一直在物色買家。

陸辭給的價錢合適，賣家也極爽快，在連夜趕回隨州簽了契書後，又去官府落了花押，一式三份，很是順暢。

唯有經手此事的那名小吏，盯著契書上的‘陸辭’花押，有那麽一陣的愣神。

他半驚半疑地抬起眼來，偷偷瞟了正與賣家閑聊、身著麻布喪衣、披散著右側長發的這年輕郎君那賞心悅目的側臉，心裡浮現出一個不可思議的猜測來。

……不可能吧。

他心不在焉地忙著手底的事，心思卻飄到了別處去。

……那位陸姓大員，分明是密州人啊，據說回京任職去了，怎麽可能來他們這隨州？

在一切塵埃落定後，陸辭才有閑暇，在這新購置的莊園裡處理一些在他眼裡，屬於較為‘次要’的事：先上書朝廷，請求服喪三年；再去信柳七，再次反覆叮囑，令他務必對還在秦州的狄青等人對此事隻字不提；接著對密州城中、對他予以極大關懷和幫助的鍾元表達謝意，將近來發生之事簡單告知；再象征性地告知了杭州的外祖一家……

作者有話要說：注釋：

1.關於客邸對路上病人的照看義務，之前應該列過，但親們可能忘了，就再列一次。

人在旅途，往往孤單無援。為保護旅客安全，宋政府出台了對邸店的管理條例。其中有一條讀來特別有溫情：“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報耆壯，喚就近醫人看理，限當日內具病狀申縣照會。如或耆壯於道路間抬舁病人於店中安泊，亦須如法照顧，不管失所，候較損日，同耆壯將領赴縣出頭，以憑支給錢物與店戶、醫人等。”意思是說，宋政府規定，旅店如發現住店的客人得病，不得借故趕他離店，而是要告訴當地“耆壯”（民間基層組織的首領），並就近請大夫給他看病，且在當日報告縣衙。如果當地人發現路有病人，抬至旅店，旅店也不得拒絕，還是按照程序請醫生、報告官府。等病人病情稍輕時，店家便可以同“耆壯”一同到縣衙結算，按照所花費的開支報銷醫藥費、飲食費等。

這一條例收錄在宋人李元弼的《作邑自箴》中。（《宋：現代的拂曉時辰》）

2.喪禮

宋時已講究薄葬。

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厚葬。“喪葬令”規定棺槨內不得安放金寶珠玉，不準用石板作為棺槨和建造墓室。對墓田的面積和墳的高度、石獸和明器的數量等，都一一依照官員的品級進行限制。一般士大夫也提倡薄葬，使薄葬成為風氣。仁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撰《治戒》篇授其子，提出他身後應三日斂，三月葬，不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做成，不要將金、銅雜物放在墓內；墓上植五棵柏樹，墳高三尺，不要用石翁仲和石獸。一些士大夫建墓，不用磚頭，隻用石灰和篩土夯實，避免將來被村民發掘而盜取磚頭出賣。

這裡插播一道盜墓的缺德鬼的事：宰相晏殊和張耆死後，都葬在許州陽翟（治今河南禹縣），相距數裡。有人先盜張耆墓，從中得到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而去。後來盜晏殊墓，所得僅木胎金裹帶一條和金數兩，明器都是陶製品，頗為失望，遂用刀斧劈碎遺骨。這件事使有些人以為張耆因“厚葬完軀”，而晏殊因“薄葬碎骨”，是“儉葬之害”。

3.紙錢

宋朝民間在喪葬和祭祀儀式上已普遍使用紙錢和紙製明器。北宋初，在福州的東嶽行宮，人們都用紙錢去祭神祈福。當時人描寫，紙錢數量之多好似“飛雪”，最後把紙錢焚燒掉。

4.關於土葬和火葬

土葬和火葬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葬法。從宋初開始，火葬逐漸流行。太祖建國伊始，曾下詔“禁民以火葬”，但收效不大。河東路百姓因為“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一般士大夫到外地做官，病死任上，子孫火焚其柩，收集骨殖帶回故裡安葬。朝廷規定軍人出戍，死後允許火葬，將骨灰運回。又規定郊壇三裡以外，“方得燒人”。二程認為國家對火葬實際上是“明立條貫，原不為禁”。所以，民間把火葬看成合乎禮法，“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火葬具有省地和省錢的優點，加上朝廷允許一般百姓這樣安葬，因此，到南渡後，更加盛行。

不過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並不接受火葬（只有少數士大夫讚同火葬）。一位宋代士大夫對火葬的習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播爇而捐棄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認為火葬是對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議，“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我對宋代政府與部分士大夫意欲禁止火葬的做法，並不支持，南宋時也有人反對火葬禁令，如寫《吹劍錄》的俞文豹便質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事實上，宋朝政府對火葬的禁令也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民間火葬之風，可謂屢禁不止。所以南宋初又有官員提出：“既葬理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並建議“除豪富氏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共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此建議得到宋高宗的批準。這是宋政府對火葬的讓步，允許一部分人選擇何種葬禮，聽其自便。

在土葬與火葬之爭的過程中，宋朝官員的另一種做法則表現得非常明智，又富有人道主義精神，那就是在官地中劃出一塊“義地”，建成公墓，收葬貧民；或者設立公益性火葬場，助貧家火化。讓貧無葬地之民得以葬親——不管是土葬，還是火葬。

值得一說的，還有宋政府在諸州縣推廣的公益性公墓——“漏澤園”。宋代漏澤園有一套顧全逝者尊嚴的制度：免費收葬貧窮無葬身之地的逝者和無主的遺骸；墳墓統一規格，約八尺見方，以兩塊大方磚銘刻逝者的姓名、籍貫、生辰、安葬日期，有親屬信息的，也刻於磚上，作為標記；沒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給予棺木收殮；貧困家庭若有親人去世，也可主動申請安葬於漏澤園，政府將安排一塊九尺見方的墓地——當然，不用收費；漏澤園還設有房屋，以便逝者的親屬來此祭祀。

宋政府又聘請有德僧人來主持、管理漏澤園，如南宋時，仁和、錢塘兩縣有“漏澤園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給賜紫衣、師號賞之”。僧人由政府支付薪水：每月五貫錢、一石米。每收葬滿二百人，可得到請賜紫衣、師號的獎勵。

那麽宋政府為漏澤園的福利事業投入了多少錢？宋真宗時，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費六百文錢，包括棺木的費用；宋神宗時，要兩千文；到南宋高宗時，大約是三千文。全國各地漏澤園的經費加起來，數目應該非常大。為了讓國民在離開人世之後，能夠獲得有尊嚴的安葬，宋政府願意從財政中掏出一大筆錢來，這，便是文明的一種表現。（《生活在宋朝》第四輯）

5.受佛道二門的迷信做法

喪葬儀禮還受到佛、道二教和民間其他迷信的很深影響。主要表現在七七日和百日、周年之說，擇日和擇地安葬，做道場等功德，穿孝服，居喪飲食等方面。佛教編造人間和陰間、天堂和地獄的故事，說人死後，每遇第七天，其魂必經一次陰司，受許多苦。由頭七、二七，一直到七七即過完最後一次陰司，稱“斷七”。然後有百日、三周年，都要經過一次陰司。百姓出於孝心和愛心，以及迷信無知，便在父母等亡故後，請僧徒做道場或水陸大會、打醮，寫經造像，修建塔廟，稱“做功德”。做完功德，又做羹飯，稱“七次羹飯”。據說，這樣便可彌補亡人的罪過，使之脫離地獄之苦，升入天堂，享受種種快樂；否則，永遠打入地獄，受盡銼燒舂磨的痛苦，不得超生。道教原來隻講清淨自然，沒有地獄天堂之說，但見佛教僧侶獲利，也加以仿效，編造了“送魂登天，代天肆赦，鼎釜油煎，謂之煉度；交梨火棗，用以為修”的說法，其中“可笑者甚多”[注釋]。於是民間遇到喪事，請僧侶和道士念經、設齋、打醮、做佛事等，便成為習慣，鮮以為怪。

百姓還相信陰陽先生或“葬師”的話，人死後，安葬既擇年月日時，又相信風水形勢，認為日後子孫是否富貴賢壽或貧賤愚夭，全部靠此。所以，世俗多將棺柩寄放僧寺，無人看守，往往因為年月不利，拖延幾十年不葬，甚至終身、數世不葬，不免被他人拋棄，或被盜賊所發，或遭水火漂焚。還有一些人家因為離卜葬的日期還遠，又不願出殯置之費，多停柩在家，以致將家中各種雜物放在棺上，就像使用幾案一樣。

6.喪樂

在喪葬過程中，民間已習慣“用樂”即聘請樂隊奏樂。初喪時，奏樂“娛屍”。出殯時，儀仗隊由“美少年、長指甲”的僧侶敲打著從少數民族傳來的花鈸、花鼓槌在前引導，與喪者家屬的號哭聲前後呼應。宋初，曾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在喪葬時用樂和僧徒儀仗前引，但收效甚微。南宋時，臨安府居民在修設道場時，普遍用“瑜伽法事”，整天敲擊鼓、鈸。同時，民間在居喪期間，照樣飲酒吃肉，還互相宴請，鮮以為怪。

7.喪服和披發

子孫的孝服，在五代劉嶽撰《書儀》時，規定五服（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以親疏為等差）都穿布衣，衣裳制度大略相同，這還接近“古禮”。到宋朝，由於“世俗多忌諱”，除非兒子為父母，媳婦為公婆，妻子為丈夫，小妻（妾）為丈夫，無人穿著麻布做的衣服。不然，喪家的尊長不同意，眾人也會譏誚。當時還習慣遇到至親喪事時，要披頭散發表示哀悼。按照“古禮”，應披散全部頭髮。宋太宗死後，真宗“散發號擗（分裂）”。“有司定散發之禮”，僅皇太后“全披發”即披散全部頭髮，皇帝和皇后、諸王、公主、縣主、諸王夫人、六宮內人皆“左被發”即披散左邊的頭髮。民間則習慣為父親隻披散左邊的頭髮，為母親披散右邊的頭髮，為公公披散後面左邊的頭髮，為婆婆披散後面右邊的頭髮。這比前代要複雜得多。

（以上都出自《兩宋文化史》第八章，宋朝的禮製和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