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開春，馮承乾就收到了一條天大的好消息。

  勘探隊經過數個月努力，在天津附近發現了一座儲量驚人的油田，初步探測結果估計該油田的儲量在五千萬噸以上。當然，馮承乾知道，這就是大港油田，是中國渤海灣附近最大的油田。

  這個發現，馬上就讓中國甩掉了“貧油國”的帽子。

  只是，新的問題出來了。

  開發油田需要巨額投資，而中國政府沒有這麽多資金，中國的民族企業也沒有強大到可以單獨開發一座五千噸儲量的油田。

  顯然，引資成為必然選擇。

  三月初，宋靖國開始於幾家德意志第二帝國的企業進行接觸，商討共同開發天津油田的可能性。

  所幸的是，這幾家德國企業也對這座油田很有興趣。

  要知道，德意志第二帝國才是真正的貧油國。一直以來，帝國企業都在海外尋找可以開采的油田。大戰結束後，德意志第二帝國企業進入中東，只是中東油田大部分控制在英國企業手中，可供德國企業發展的空間並不大。至於其他幾個產油區，比如當時已經在印度尼西亞探明的油田掌握在荷蘭企業手裡，而德國與荷蘭的關系還算不錯，因此德國企業很難進入東南亞。又比如，俄國已經在裡海北岸發現了幾座大油田，但是布爾什維克政府采取了排他政策，並且以之前沒有約定開采裡海油田為由，拒絕德國企業參與開采工作。至於美國在墨西哥灣地區發現的油田，更與德國企業無關。

  可以說，除了羅馬尼亞，德國在境外根本就沒有控制多少油田。

  在宋靖國發出信號之後，德國企業立即來了興趣，當月就有四家德國企業的老總來到北京，與中國政府進行協商。

  談判到當年四月底結束，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參與油田開發的四家德國企業將共同出資購買開采設備、建設通往港口的輸油管道等，中國中央政府將負責在天津港修建一座專門供油輪停靠的碼頭、以及征收開采與石油加工等企業用地，參與合作的三家中國民營企業則負責招募工人等。在開采所得方面，四家德國企業將在支付基本的資源開采稅之後，獲得百分之四十的份額，中國中央政府獲得百分之三十的份額，三家中國民營企業則獲得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份額。

  因為是公司化經營，所以中央政府隨後組建了“中國石油開采與開發公司”。

  這是中國的第一家國營企業。

  只是在當時，這家企業並不屬於中央政府，而是屬於中國海軍，其主要職責也是為中國海軍提供艦船用油。

  別忘了，德意志第二帝國送給中國的戰艦，全都采用了燃油鍋爐。

  俗話說，喜事逢雙。

  五月，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雲南地方政府正式宣布擁護中央政府，並且解除了地方武裝，政府官員也由中央任命。二是中央軍挺進大西北，攻佔了蘭州，控制了通往青海與新疆的要道。

  在統一大業上，剩下就的是四個邊疆地區了，即西藏、新疆、蒙古與東北。

  顯然，南征大業的進展速度比馮承乾與吳鐵生預料的都要快，僅用了一年多，中央軍就佔領了長江以南的所有地區，還控制了甘肅。也正是如此，六月份的時候，吳鐵生正式提出北伐。

  馮承乾沒有反對，只是希望吳鐵生把北伐時間推遲到一九二零年。

  原因很簡單，國內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花精力去處理，而且中央軍剛剛結束南征，緊接著北伐，對士氣也有不利影響。

  事實上，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仍然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吳鐵生堅持中央集權，即地方政府官員由中央任命，並且直接向中央負責，地方軍隊也必須由中央改組。馮承乾並不反對中央集權，但是認為應該給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權，比如在經濟層面上，就應該讓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權，以便根據自身情況，決定如何發展，而不是由中央統一指揮。

  在吳鐵生提出北伐後，馮承乾提出了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即中國應該施行什麽樣的政治制度，有沒有必要在完成統一之後進行全民大選，以及有沒有把必要把選舉制度確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當然，這也引出了很多問題，比如什麽樣的人才具有選舉權。

  馮承乾想搞民主，可是他非常清楚，別說現在，即便再過一百年，只要中國民眾的基本價值觀、思想意識等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也就是沒有認識到民主的重要性，沒有把前清留下的奴性抹去，那麽任何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在中國生根發芽，因此在國家還不夠穩定的情況下搞大選，不可能有任何好的結果。

  事實上，這就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不可否認，在推翻清朝的革命中、以及在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浪潮中，湧現出了一大批有志之士，而且這些人都知道民主的重要性，更加清楚中國必須向西方國家學習，才能擺脫積貧積弱的帽子。

  問題是，這些人有多少？

  即便把在校學生算上，願意搞民主、而且表現積極的中國人，所佔比例也不會超過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

  這就意味著，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也許壓根就不知道“民主”是個什麽東西。

  顯然，僅僅是教育，根本無法改變這個現實。

  推廣民主觀念，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時間，二是經濟。

  事實上，西方施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也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拿英國來說，在工業化時代之前，依然是王國，國王就是法律、國王就是一切。大革命之後，斯圖亞特王朝在英國複辟，也正是因為不具備實施民主政治的基礎。即便到大戰結束之後，在英國擁有選舉權的公民也僅佔總人口的一成左右。按照英國的法律，只有資產達到一定程度的成年男性公民，才擁有選舉資格。也就是說，英國推行的民主政治，實際上並非完全的民主政治，而是有產者的民主政治。這種顯現，不但在英國有，在法國、意大利、德意志第二帝國，乃至以民主國家誕生的美國也同樣存在。比如，在美國就只有白人成年男性擁有選舉權，有色人種根本沒有參與選舉的資格。

  更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伴隨著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而逐漸確立下來的。原因很簡單，在工業化的進程中，分散在農村的勞動力被吸引到城市，由自主的農民轉化為工人，並且由此接受教育、接受新的思想觀念，也更加便於國家進行更有效的管理。

  也就是說，只有當城市人口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才有可能推行民主政治。

  顯然，中國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

  要知道，中國的城市人口還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

  問題是，如果不定下民主政治基調，那麽中國今後不是走向獨裁，就是走向帝製，最終將再次引發動亂。

  正是如此，一九一九年底，馮承乾正式提出，應該盡快把民主體制確定下來。

  對此，吳鐵生沒有表示反對，只是認為中國應該向德意志第二帝國學習，即確立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

  當然，不一定是帝王。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馮承乾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覺得應該學習的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國，而是太平洋對岸的美國。

  馮承乾在說服吳鐵生的時候，隻提到了一個重點，即中國的國情與美國較為相似。

  最相似的，就是中國與美國的國土面積都非常大，而且人口比美國多得多，中央政府不可能照顧到方方面面，需要加強地方政府的功能。如此一來，就得在政治體制上學習美國的集權與分權體系。

  當然，前提條件是，中央政府必須在軍事、外交等領域掌握絕對權威。

  說得簡單一些，地方政府擁有的，僅僅是處理內部事務、比如經濟發展的權力，而且必須剝奪地方政府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

  事實上，吳鐵生反對加強地方政府，就是擔心地方政府的權力過大，威脅到中央政府。

  在馮承乾提出，軍隊必須由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只能組建治安部隊、也就是警察部隊之後，吳鐵生才做出讓步。

  兩人達成一致後，政治體制的問題也就確定了下來。

  只是，馮承乾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搞選舉，也不是籌建國民議會，而是著手製訂中國的第一部憲法。

  準確的說，是第一部臨時憲法。

  按照馮承乾的想法，這部由統治集團製訂的憲法，只有臨時效力，在國民議會成立之後還將製訂正式憲法。

  嚴格說來，憲法的誕生，才意味著一個國家的誕生。

  在法律意義上，憲法是一個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不管是執政者、還是國民，都得遵守憲法。

  立憲、或者說製訂臨時憲法，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在一九二零年的重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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