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發展東北地區的重工業，馮承乾提出，應該由政府進行全面規劃，並且以時間年限為標準。

  由此，中國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底，出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

  從時間上看，中國的五年計劃在布爾什維克俄國之前。因為到一九二四年，布爾什維克政權才基本上鏟除了國內殘余的白俄勢力，要到一九二七年，布爾什維克政權才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可以說，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與工業發展才算走上正軌。

  更重要的是，利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基礎建設項目，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需求較為穩定的國內市場。由此產生的直接利益就是，眾多民族企業不再需要盯著海外市場、以及來自政府與軍隊的訂單，依靠基礎建設所產生的龐大內需，就能穩步發展，甚至能夠獲得比出口更大的好處。

  間接好處就是，中國市場變得更有吸引力。

  別的不說，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僅東北地區就要修建總長度為二千四百公裡的兩條鐵路乾線，而這兩條鐵路線的總投資超過三百億華元，能夠產生數十億華元的利潤，帶動上百萬個就業崗位。

  第一個五年規劃出台之後，馮承乾把注意力轉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

  一九二三年初，在馮承乾的推動下，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有限制的全民選舉，並且按照臨時憲法規定，在此基礎上產生國民議會。在國民議會成立之後，將進行第一次具有法律意義的大選。

  在政治體制上，馮承乾選擇了美國模式，而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模式。

  事實上，德意志第二帝國到一九二三年的時候，都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議會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機構，由德皇任命的首相僅僅向德皇負責，而普魯士政府主宰著德意志聯邦，而在德意志聯邦名下的議會，連監督機構都算不上，最多只能出台與提交一些毫無意義的法案。

  說白了，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德皇依然是至高無上的權威。

  雖然在大戰結束之後，德皇也開始進行改革，但是受到來自帝國內部的阻力，特別是把持著帝國經濟命脈的容克集團的反對，政治改革進行得並不順利，連支持政治改革的貝特曼都在一九二零年被迫辭職。

  至於英國模式，根本沒就沒有學的價值。

  原因很簡單，英國不管是在人口數量上、還是在國土面積上，最多隻算得上是一個中等程度的國家，根本無法與中美相比。

  從實際國情出發，能學的也就只能美國模式了。

  正是如此，臨時憲法明確規定，國民議會實行上下兩院製。上議院由各個省級行政區各選舉產生兩名議員，每界任期四年，每兩年進行一次選舉，更換半數議員。下議院由各個省的人口數量決定，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次調整各省的議員數量，每界任期兩年，每兩年進行一次選舉。在權力分配上，下議員略高於上議院，即下議院與上議院都有權否決對方通過的法案，但是只有下議院有權力啟動彈劾總統的程序，並且得在三分之二的議員投讚成票之後，才能彈劾總統。除此之外，下議員推選出來的議長，為國家第三號領導人，地位僅此於總統與副總統。

  從根本上講，國會為立法機構。

  在行政機構上，總統自然為首。

  最初的時候，馮承乾沒有打算仿照美國，即通過直選的方式產生總統，而是打算采取英國模式，由國會推舉產生總統。馮承乾這麽想的原因很簡單，即中國還沒有進行全民直選的文化與思想基礎，百分之九十九的國民甚至不知道選票是什麽東西，也就不可能知道選舉權的重要性。

  只是，在與參與臨時憲法制定工作的民間代表商討之後，馮承乾認識到，他之前的觀點太膚淺了。

  不可否認，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確實不具備直選的基礎。

  問題是，誰能否認，在幾十年之後，也不具備直選的基礎？

  更何況，美國的政治體制形成的時候，照樣有很多國民不知道選舉為何物，甚至有很多美國人根本就不參與選舉。可是僅僅幾十年之後，絕大部分美國人就認識到，選舉權是公民手裡最重要的權利。

  任何一套制度，在建立初期，肯定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

  關鍵就是，制度本身有沒有自我完善的機制，會不會在發展之中，不斷的修補自身存在的漏洞。

  顯然，直選比間接選舉有更強的生命力。

  說得簡單一些，直選就是把權力交給所有人，而間接選舉，將不可避免的讓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最終，馮承乾決定采用直選。

  只是，第一次全民大選沒有定在一九二三年，而是定在一九二八年。

  原因很簡單，一九二三年底，國民議會成立之後，百分之百的議員表示擁戴吳鐵生與馮承乾組建中央政府，並且推舉吳鐵生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總統，甚至還有多數議員提出應該由馮承乾擔任總統。

  當然，馮承乾沒有跟吳鐵生爭總統的位置，甚至沒有成為副總統。

  只是，在國民議會議員的全力支持下，立即進行全民大選就變得沒有意義了。也正是如此，才由吳鐵生繼續擔任中華民主共和國總統，任期為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吳鐵生的任期屆滿之前，再進行全民選舉。

  隨後，在正式出台的憲法中，對全民選舉做了明確規定。

  說得簡單一些，在總統選舉中，參選人必須獲得總選票的半數以上、以及在半數以上的省份中獲得多數選票，才能當選。只要其中任何一個條件沒有達成，選舉就將作廢，並且再次進行大選。

  有選舉，也就有政黨。

  一九二四年，“中國民主團結複興黨”宣告成立。

  雖然馮承乾不想拋頭露面，認為理應由吳鐵生擔任黨魁，但是吳鐵生堅決不乾，而且明確提出，既然是效仿美國的政治模式，而在美國，總統並不是黨魁，因此不能由他來擔任黨魁。

  最終，馮承乾成為了“中國民主團結複興黨”的首任黨魁。

  到此，構成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的三大要素中，已有兩個成立並且完善。

  剩下的，就是司法權了。

  在這方面，馮承乾也是向美國學習，即成立最高法院與最高檢察院。

  按照臨時憲法、以及後來出台的正式憲法規定，最高法院由七名**官組成，其中一名**官為最高法官，在處理司法問題上擁有三張決定票，而另外六名**官都只有一張決定票。七名法官的產生方法，主要由國民議會提名與推舉產生，只有最高法官需要獲得總統的直接任命。

  這樣設置，實際上是在國民議會與總統之間實現司法權的平衡。

  當然，七名**官都是終生製，在獲得最任命之後，不向任何人負責，有七名**官組成的最高法官團，具有對除憲法之外所有法律法規條款的司法解釋權，即**官團做出的司法解釋就是最終解釋。

  與最高法院對應的，則是最高檢察院。

  在司法權力框架中，最高檢察院是提起公訴的最高司法機構，而且只有最高檢察院有權對包括總統在內的中央官員、以及國民議會上議院議員提起公訴，而最高檢查長則由下議院推舉產生。

  司法制度方面，馮承乾堅定不二的選擇了案例法，即歐美法系。

  當時，參與立憲的很多人都認為，最好采用條文法，即大陸法系，因為在他們看來，條文法在具體實施中具有操作便利性。只是，馮承乾並不這麽認為，雖然案例法在初期肯定存在很多漏洞，還會加重法院的工作負擔，但是案例法具有自我完善功能，而條文法卻是死板硬套，在操作上有很大的靈活性。要知道，在司法體系中，法律就是標尺，如果標尺都是可變的，又如何保證法律的權威呢？

  當然，馮承乾也提到，早在明朝，中國就實施的是案例法，而不是條文法。

  從長遠來看，案例法還能減輕司法體系的負擔。原因很簡單，每一個單獨案例在經最高法院判決之後，其判決方式就將固定下來，成為今後類似案例的判決標準，從而讓法官在判決的時候有參照對象。

  更重要的是，案例法更能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說得簡單一些，不管什麽人，如果犯了相同的罪，判決都是一樣的，而條文法卻會因為對司法理解的不同，導致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也就使法律喪失了公平性，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一套嚴明的法律，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說白了，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法律，就是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不會受地位、財富與名聲等因素影響。

  隨著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在一九二四年逐步完善，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確定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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