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歷史學家都會承認，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技術大爆發都與戰爭有關，特別是在工業時代，戰爭是技術進步的第一動力。

  雖然冷戰不是戰爭，但是冷戰對推動技術進步的貢獻不亞於任何一場戰爭。

  說白了，冷戰是中國與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綜合國力的全面較量，是一種通過非直接戰爭方式進行的全面國家對抗，而科技實力是國家綜合實力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在工業時代，科技實力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工業生產效率，然後與人口、資源等因素共同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工業實力，而工業實力正是工業時代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頭號指標。

  如果說工業是基礎，那麽科技就是工業的基礎。

  對此，任何一名政治家都有著極為清楚的認識。

  說白了，在人口總量有限、也就是勞動力有限，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提高工業總產量的唯一辦法就是提高工業生產效率，而要提高工業生產效率就得提高科技水平，因此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科技都極為重要。

  對中國來說，也不例外。

  雖然在人口規模、資源總量上，中國遠遠超過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在一九七零年，中國的人口總量超過五億，而德意志第二帝國僅有一億，中國的國土面積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十倍，本土的石油、煤炭、鐵礦石等等資源更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數十倍，如果算上海外資源的話，差距就更加明顯了。但是這些優勢並不足以讓中國穩操勝券，因為龐大的人口規模也意味著巨大的社會消耗。更重要的是，這僅僅是中國更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對比，如果以集團做對比的話，優勢就沒有這麽明顯了。

  中國的核心集團為東亞與東南亞，包括朝鮮半島、日本、琉球王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所有國家，而中國自身在核心集團中佔的比重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間。比如，中國的人口數量佔比為百分之六十八，國土面積佔比為百分之七十四，重要戰略資源佔比在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之間。

  相比之下，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其核心集團中佔的比重就低得多了。

  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核心集團為歐洲大陸，包括北歐的挪威、東歐的俄國、南歐的希臘與巴爾乾半島地區、西歐從荷蘭到西班牙、以及中歐的波蘭等國，而德意志第二帝國自身在核心集團中佔的比重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之間，比如其經濟總量，僅佔核心集團的百分之三十七。

  以集團對抗的話，中國的優勢還不到一倍。

  顯然，這個優勢並不足以讓中國高枕無憂。

  別忘了，中國是世界頭號強國，勢力范圍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擁有上千處軍事基地與數十個盟國、以及友好國家。德意志第二帝國只是地區性大國，其主要勢力范圍就在歐洲大陸附近。

  這就意味著，為了維持霸權，中國的消耗量比德意志第二低估高得多。

  冷戰爆發後，就有學者提出，中國要想維持霸主地位，綜合國力必須超過德意志第二帝國兩倍。

  也就是說，只要低於這個限度，那麽中國的霸權地位就會受到挑戰。

  當然，這個論斷並不完全準確。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保住霸權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也印證了一句老話，即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

  戰後，中國面對的，正是“守江山”的問題。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的霸權地位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國，也不得不承認，只有中國具備全球影響力。

  維持這個地位，意味著中國需要擁有巨大的優勢。

  能夠給中國帶來這個優勢的，也就只有科學技術了。

  正是如此，中國的歷屆政府都極為重視科學技術，甚至專門成立了科技部。此外，中國民間也極為重視科學技術，除了企業重視科研投資之外，一些有識之士也在積極鼓勵科技發展。

  比如，在大戰期間依靠生產特種刀具發家的江名海在一九五四年去世的時候，沒有把萬貫家產留給他的子女，而是把名下所有產業交給了一家信托基金，創建了“江氏科學技術發展與進步獎”，用每年的收益來獎勵在物理、化學、醫學、生物工程、數學、社會科學與經濟學領域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並且為這些領域的重大科研項目提供資金援助，其科研成果為全民共享。

  雖然已經有了諾貝爾獎，但是“江名海獎”的意義更加重大。

  這就是，“江名海獎”不但用來獎勵已經取得成果的科學家，還用來支持那些需要資金的科研項目。

  到二十世紀末，“江氏基金”的總值已經超過一千億華元。這筆信托基金，每年都有數十億華元的盈利，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概百分之一用來獎勵科學家，其余的則全部用於資助重大科研項目。

  更重要的是，“江氏基金”擁有所資助科研項目的知識產權，而且中國企業幾乎可以無償獲得這些知識產權的使用權。

  到二十世紀末，總共有五百多家科研機構、三千多個科研項目獲得了“江氏基金”的資助，有數萬名科研工作者參與這些科研項目。

  顯然，“江氏基金”為中國的科技進步做出了極為顯著的貢獻。

  只是，跟國家力量相比，民間力量就算不上什麽了。

  與民間力量相比，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即重點扶持那些不會產生經濟效益、或者是在短期內不會有收獲的基礎科研項目，而這些科研項目也正是私營企業最不願意進入的領域。

  說白了，企業都是以盈利為目的，沒有哪家企業願意做虧本買賣。

  問題是，幾乎所有基礎科研項目都不可能帶來經濟效益，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可觀的經濟效益。

  只是，絕不能因此而否認基礎科學的重要性。

  沒有基礎科學，也就絕對沒有應用科學。

  這就好比沒有理論物理上的巨大突破，沒有發現放射性原素，沒有提出狹義相對論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核武器、核電站一樣。基礎科學必須走在應用科學的前面，才能帶動科學技術進步。

  也正式如此，中國政府才會重點扶持基礎科研項目。

  有趣的是，冷戰期間的很多基礎科研項目，實際上都是由軍方資助的，即從軍費中撥款來搞基礎科研。

  前面提到的電子光學成相技術，就是典型案例。

  這個科研項目，從一開始就由軍方主導，而且一直由軍方出資。直到規模生產效應出現之後，軍方才減少投資。

  更有趣的是，軍方資助基礎科研的動機，並不是推動國家的科技進步。

  說白了，軍方也有功利性，而且國防預算的審批非常嚴格，每一分錢都要花到最有用的地方。

  如此一來，軍方資助的科研項目，實際上都與軍事應用有關。

  也就是說，在冷戰期間誕生的，並且對生活生產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新技術，在最初都只打算用在軍事上，沒有人考慮今後能夠用在其他領域，而技術進步本身，使其具備了在民用領域應用的廣泛前景。

  事實也反覆的證明，科學技術在民用領域的前景更加光明。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電子計算機了。

  當然，嚴格說來，電子計算機並不是軍方推動產生的新技術，而是與載人登月工程存在密切關系。

  原因很簡單，把電子計算機推向實用化的，正是載人登月工程。

  可以說，後來出現的各種電子計算機，其前身都是中國航空航天部在載人登月工程上投資開發的那幾塊用來控制月球飛船的微芯片，而在做這項投資的時候，恐怕連顧祝同都沒有想到，他砸到微芯片上的幾千萬華元會在十多年後改變整個世界，並且在二十一世紀初把人類帶入信息化時代。

  顯然，生活在信息時代的人，都得感謝顧祝同。

  事實上，如果當時顧祝同稍微猶豫一下，恐怕信息時代就將離人類遠去，至少會推遲數十年才能到來。

  這就是，在技術評審中，微芯片技術遭到了技術專家的否決。

  原因是，按照載人登月工程的進度安排，具備實用價值的微芯片不可能開發成功，因此不應該在該項目上投資。

  只是，顧祝同改變了一切。

  這就是，他沒有采納技術專家給出的評審建議，而是決定在微芯片領域投資，啟動微芯片的研製工程。

  關鍵就是，微芯片不但可以用在載人登月工程上，也可以用到其他軍事項目上。

  顯然，顧祝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這種新興技術，能夠在其他軍事項目上發揮作用，為提高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做出貢獻。

  當然，幾千萬的投資也不算太多，剛好在顧祝同的接受范圍之內。

  如果當時啟動項目的資金再多一點，比如超過了一億華元，恐怕顧祝同就會采納技術專家的建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