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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文在書寫上，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但是在閱讀時為求語氣的順暢，和正確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轉合。讀書人便會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記號，這就是所謂的‘句讀’，如果不懂句讀，往往會造成誤讀，誤解作者原意。

  因此學生入蒙後，需要‘明句讀’，就是學習依靠文章的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但是學會了句讀，依然經常會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話，主客兩人通過不同的句讀，表達出七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噴飯。但要換成在公文、在書籍中，這就不再是笑話，而是困擾和錯誤了。

  歷史上因為句讀不同導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圍繞著其句讀，千年來學者爭執不休。要是當時有標點，爭議自然也就不複存在了。

  上輩子習慣使然，陳恪無法忍受一篇文章從頭到尾都沒有標點，因此他讀過的每一本書，都親自標注過‘標點符號’。

  在這本《尚書偽經考》的前言中，陳恪說文章需要讀者自行句讀，不僅不便，還會曲解作者的意思，這是寫作者不負責任的表現，要麽就是故意不想把話說明白。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誤解，也為了便利讀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時，便提前加注了標點符號。

  傳統的句讀符號，包括句號和讀號，相當於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和逗號。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還有‘、’號。和‘（）’號。因此古代不是沒有標點符號，只是沒有人將其規范使用罷了。

  陳恪在書後做了個附錄，列出了十種常用的標點符號。並將其作用明確標注。

  他這樣做，絕不只是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並非推廣標點符號那麽簡單。他更深層的用意。體現在《大學》、《中庸》兩篇文章中……

  在陳恪原先那個年代，稍稍有點文化的人，便知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並稱儒家四書。這四本書構築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塑造了儒生們的jing神人格，其重要xing如何拔高都無所謂。

  然而在北宋這個時期，《大學》和《中庸》尚未du li成篇，只是《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文章的兩篇。對於為何要將其單獨拿出來，放在《尚書偽經考》之後。陳恪在前言中說道：

  自己考證尚書為偽經，絕非要破壞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會發現偽經。但發現偽經不是目的，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才是。

  那麽該如何弄清呢？去找《尚書》真經麽？

  找到《尚書》真經固然重要。可以讓我們知道，三代到底是什麽模樣。但對於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卻沒什麽用處。因為這是記載歷史的書，且是與先儒無關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