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現在有些人，都想著洋人反正來中國做生意了，他們自己懂這些玩意就行了，咱們只要有錢就行，****上國的人，若是操持這些工匠之事，未免太丟分，可若是一輩子問洋人買，洋人們肯賣自然是好事兒，可若是萬一起了衝突，洋人不肯賣了，那豈不是抓瞎？”慈禧太后說道，“這些機器鋼鐵，若是自己能造，豈不是更好？到時候又便宜又好才是好呢。”

  “是，奴才奏請交通部開辦鐵路學堂，專門延請洋人教習鐵路火車之事，並實地查看鐵路修建的事情，若是留學歸來熟稔鐵路工程的學子，優先簡拔。”

  “極好，”慈禧太后大喜，看來這個穆揚阿是一心想要政績了，這樣的人能用，不由得開口嘉許，“你能有這樣的想法，禮部尚書也是做得！先買後學再自己造，這就是最好的方式。”

  。。。

  穆揚阿經過幾次談判，終於確定了英法兩國共同修建鐵路的事宜，示范鐵路由歐洲本土運出鐵軌火車，之後兩國將鋼鐵廠和火車製造廠搬至中國境內，英國人原本擇址香港，穆揚阿以“十年內火車以北方為主”的理由讓英國人放棄了這個主意，最後協議約定將鋼鐵廠設在“鐵礦出產且交通便利之處”，火車製造廠設在天津和上海兩地，分由兩國修建，用穆揚阿的話說，“中國這麽大，我怕貴國等的工廠日夜製造都不夠鋪的鐵軌，何須單獨議定一國廠家呢。”為了穆揚阿這句話，西班牙和美國的商人也在通商口岸辦了不少鋼鐵鍛造廠，準備承接鐵路修建的事宜，英法兩國因為鋼鐵產量過多乃至滯銷，約定兩國在五年內都不能在中國本地修建煉鋼廠，奈何此舉經不住其他國家商人的起哄，沒過了第二年，美國商人安德伍德就在馬鞍山修建了一個煉鋼廠，接收到的輪船、武器、設備、鐵軌的訂單接到手軟，英法兩國連忙急哄哄得上馬鐵廠，這協議自然也就自然而然失去效力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鐵路、官道事情議定，穆揚阿得意洋洋得上折子，說明了這次借貸修建鐵路的始末，並無不驕傲得說道，“不靡費錢糧一分，就能鋪就鐵路，促商貿往來，天津大沽口瞬間可至，又極利於國防，”並指出自己的計劃，“預備設立鐵路學堂，專養熟稔鐵路之人，並委以重任，”“設立鋼鐵廠，以全國內之需。”

  別的部猶可，恭親王也不過是冷眼旁觀，敷衍而已，倒是工部尚書的曹毓瑛跳了出來，這交通部還要怎麽樣？準備把工部都兼了去？之前交通部設置的時候，曹毓瑛就有些擔心，畢竟這交通部是和工部職能重疊，都是管著建設的事兒，如今這鐵路官道拿去都罷了，畢竟這鐵路是新鮮事務，不清楚未來如何，官道從來都是花錢，沒有賺錢的理，交通部拿去，自己還巴不得，可如今這鐵廠的事兒，交通部還準備插手，自己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於是上折子彈劾穆揚阿，“不識大體，非交通部之事，越俎代庖，干涉工部職司。國朝修建事宜，均由工部處置，交通部新設，轄官道鐵路之事，未曾聞有其他之事，今有鐵廠之事，本應工部處置，”指出穆揚阿，“攬事媚上，攜洋人以自重！”

  曹毓瑛素來為慈禧太后器重，如今又是正經的軍機大臣，他的意思被太后聽進去了，太后一聽，果然有理，於是將鋼鐵廠並接下來的火藥廠、火槍廠等事宜一概交給工部，並要求工部在五年之內建成鋼鐵廠並出產，火藥廠火槍廠要趕上洋人的標準，並將建成京師講武堂的事宜叫兵部監督，工部營造。

  如此甚好，過了幾個月，英國人的洋灰廠在保定成立，內務府出面籌集了宗室們的銀子，和一個落魄的英國商人共同建了一個洋灰廠，就在楊柳青，沒幾個月，市面上的洋灰就大行其道，除了修建官道之外，又可以修建房屋整修城牆，甚至還可以修建河堤，一時間洋灰大行其道，工匠們也及時改進了工藝，使之更適合洋灰的實用。

  到了十月，圓明園到京師的官道全部用洋灰修建完畢，官道平整如鏡，且十分的結實耐用，一時間京師內人人轟動，無人不走出城門親自圍觀，接下來，讓曹毓瑛覺得有些鬱悶甚至想吐血的事情發生了，穆揚阿在各交通要道設了關卡，官道上行駛馬車需要支付使用費，按照交通部的講法是“過路費”，費用雖然不多，扣掉各部公務馬車，可畢竟這****人來人往，這費用積少成多，實在是嚇人，交通部從戶部那裡拿了錢來修官道，如今倒是靠著官道賺了錢，這圓明園到京師不過是小小一段，可曹毓瑛想到了天下那麽多官道，這慢慢得收起來……任憑那個經商的都知道花錢買個快，自己白白把這個聚寶盆給爽快得丟了出去，不由得心裡鬱悶，整夜睡不著覺，嘴角都起了好大幾個泡。

  各地風聞而折子一齊到來，要求各地也要一概修建，穆揚阿出了修建官道的標準，並用旨意明發天下，一時間別說是安德海的內務府水泥廠供不應求，就連洋人們的廠也來不及生產，只能是招工生產，再招工，再生產。各地的士紳們也都聞到了腥味，一時間各地水泥廠遍地開花，大有人人談論洋灰之聲勢。

  同治六年，是轟轟烈烈開始大建設的年份，這一年開始，接著平息新建叛亂的由頭，從京師出發，到蘭州的洋灰官道陸陸續續在四年之內修建而成，電報線也隨即鋪到西安，雖然還未到新疆，可已經是大大縮短了時間；六年年底，天津大沽口鐵路修成，人山人海，人人皆以上車遊覽為榮，隨即上海吳淞口到城隍廟鐵路修成，杭州也有一道鐵路修成，各地的官道遍地開花，誰都瞧見了能賺錢的門路，窮瘋了的各地衙門迫不及待得開始了大興土木，時任英國駐中國大使館參讚，十年後成為英國大使，在中國威風赫赫十數年，之後在1890年左右黯然返國的亨利在其私人日記裡面這樣寫到——這本書成為後世研究中英關系並側面觀察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歷史資料，起碼在這個時候，亨利的評論還是相當客觀公正的：“在這個年裡面，整個中國似乎都陷入了一陣西方科技的狂熱愛好風潮，這個風潮是前所未有的，因為這時候，西方（包括英國）幾乎所有的技術、機器蜂擁到了中國，雖然很多官員對這些東西不感冒，並一貫保持著鄙視的態度，但是絲毫不能影響中國當權者的決心……整個朝廷似乎就顯示出一種良性的競爭，不斷得引進、學習、模仿和改造西方的科技，並借此來向最高統治者大清朝的皇太后來邀功證明自己的政績，在沒有三個月的時間裡，鐵路的第一個鉚釘就已經釘下，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如果在英國，起碼上下議院要為此扯皮一兩年，到了中國這裡，半年的時候，天津的小規模鐵路就已經鋪成通車了，之後交通部特意讓進京述職的地方官員順路到天津去看看這條鐵路，來看過的人都不約而同得要求在自己的轄地裡面開始建設鐵路，沒有錢的話，出免費的勞動力也可以，一個在九江當知縣的縣令這麽和我說道。要知道，鐵路的建設和收費都是歸交通部的，地方政府在這裡面，沒有利潤可言，還要負責提供免費的土地，怎麽算起來都是不劃算。”（慈禧：呵呵，你要是算的懂這筆帳，你可以成為英國首相了……）

  “……至於官道，我更是無法想象了， 居然會演變成這樣的光景，在這一年裡，中國政府的財政還是很拮據的，西北的叛亂牽扯了他們太多的財力，所以在我看來，官道是無法大規模建設的，但是由於中國之前良好的公路設施，幾百年一直修整下來的道路只需要稍微打造就可以變成水泥鋪就的高級公路，只要這樣，就能收錢，地方官員十分樂意出現這樣的局面，但是問題來了，政府沒錢，怎麽辦？”

  “……中國人的富庶難以想象，除了沿海等地的官道由外國的銀行機構進行貸款之外，中國民間的投資者找到了一個賺錢的方法，只要把錢借給官府，幾年之後就能源源不斷在官道這裡收錢，而且穩賺不賠。以上海為例，就出現了專門和政府做官道修建生意的商行和票號，政府有了錢，然後水泥廠 又是遍地開花，因為叛亂、拮據停滯多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終於井噴了起來，以天津到北京的官道為例，已經全部鋪設了水泥路面，以至於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在縣內的路面也鋪上了水泥進行收費，後來，交通部不得不出台規劃方案，對官道有一個明確的部署，並且明確除了官道之外別的路段不許收費，這樣才勉勉強強解決了這個問題。我不得不說，有關公路收費的問題雖然一定程度給中國這個國內的商品交流產生了困擾，但是政府的收入大增，雖然剛開始幾年，政府沒有收到錢，因為都被銀行和借貸收走了，可沒過幾年，中國政府就賺到錢了。相應的，中國平時不乾活的人也變少了，因為找到工作的機會實在太多了，中國人將每個地方的年輕人組織起來，定期訓練，選出身體素質好的，讓他們參與地方治安的管理，力氣大的可以去修公路，有技術的可以做精巧的手工活，婦人們進入外國人或者中國人的手工工廠做工，在我看來，無所事事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觀察了基礎設施為什麽會這樣蓬勃發展，除了政府支持，和我們國家的先進技術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有著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亨利繼續寫著，窗外大街上馬車在平整的水泥路上川流不息，“中國人有句古話，叫做統治者有喜歡的，下面的人一定會做到，這句話很有道理，皇帝很支持水泥廠的建設，聽小道消息說，內務府的水泥廠每個月的利潤都讓皇帝很高興，他還特別要兵部和工部（中國的兩個在內閣下面的部門）修建的工事必須要從內務府購買水泥，更別說天津的鐵路修好之後皇帝還親自去坐過。皇帝從天津回來之後就很興奮，要求盡快從天津要把鐵路修到北京來，最好修到他那個舉世罕見的園林門口，他那些迂腐、固執的老師們強烈反對，都不能阻止這件事的發生，皇帝告訴交通部的大臣 ，要求在一年之內看到這條鐵路修建完畢，交通部大臣於是停下了別的鐵路修建，將他管轄下的鐵路學院的那些初級工們，還有大英帝國優秀的工程師召集在一起全力建設這條鐵路，正是由於統治者的決心和愛好，這才使得鐵路蓬勃發展，雖然還是半年的時候，但是準備、建設、規劃的鐵路道路公裡數就已經要超過了英國本土的所有鐵路軌道數量，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冒險，在我看來，但是我國那些商人們完全不在乎，他們已經高興地發了瘋，雖然這些年對於中國的出口一直在增長，但是鴉片紡織品的進口都一直在萎縮，出現了水泥、鋼鐵之後，又有一個大的蛋糕等著他們，誰都會發瘋的。”

  “還有太后，”談到這個中國最高統治者，亨利稍微有些慎重，“我相信，沒有太后的點頭，誰都不敢這麽做，而且做的這麽多。這個懂英語知道英國很多事情眼界開闊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存在是不是對大英帝國有利，但是，現在在商人們的影響下，倫敦對她的觀感十分的好，已經好到忘記了我們和中國人在西北、西南的爭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