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禎也覺得氣氛有些不對，站起身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夜色，緩緩地道：“先帝迎天書，東封西祀，鋪張有些過了。天聖十年，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積弊已深，現在是不改不行了。如今朝廷年年虧空，上上下下又粉飾太平，這樣下去，如何是個了局？自我親政以來，屢次三番下詔廣開言路，無論士人布衣，只要所言有利於時政者，都不吝惜賞賜。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數人，忠心王事，上了改革時政的奏章。唉——”

  徐平站在身後，也不知道該怎麽接口。這個年代說改革，實在是要去過刀山火海，徐平還真沒那個決心踏進去，就連能夠全身而退都一點把握都沒有。

  其實不管什麽時候，大的政策改動都是驚天動地，要冒無數風險。

  因為這杆旗一旦立起來，就只能進不能退，退了就無葬身之地。改革與反改革的，鬥得你死我活，就是因為牽扯太多。

  趙禎自登基以來，太后垂簾聽政十年，雖然不表露出來，實際上憋了一肚子怨氣。這也是為什麽一親政就把宰執全部換掉，一定要廢掉皇后，就是要把這股氣發泄出來。

  出了氣之後就是朝政，太后的政策要廢掉，立起自己的權威。從去年開始，幾次三番下詔要臣民上治世良方，一次比一次懇切。

  可下詔有什麽用？真以為高人在民間哪！系統性的改革必須君臣一心，有莫大的勇氣才能推行下去。現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來的官僚系統，怎麽能夠有實際性的效果呢。

  實事求是地講，呂夷簡並不反對改革，他一向並不跟皇上唱反調。可現在朝政局面就是他當政多年出來的結果，他哪裡知道該怎麽改？能改的早就改了。

  呂夷簡不在乎政策，他在乎的是實權，只要不動到他的實權，怎麽改都行。

  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怎麽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不動呂夷簡的實權，哪裡去找人幫自己做事。這是個死結，不鬥個你死我活解不開的。

  徐平舉目四望，上沒有宰相支持自己，下沒有自己的根基團隊，拿什麽鬥呂夷簡？他還沒天真到以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皇權沒那麽強大不說，這位皇帝也沒那麽堅強的意志，遇到了困難，不定什麽時候就會打退堂鼓。

  范仲淹敢跟呂夷簡死磕，那是有王曾的支持，有一大幫中下層官員擁戴，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個邊遠州軍去了，哪裡還容得他在京城發聲。

  徐平相信范仲淹一眾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有王曾支持的。王曾不是呂夷簡，他不會私植黨羽，更不會搞小幫派的串連。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會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張的人，雖然私下裡他可能跟這些人話都沒有說過。

  王曾之後，范仲淹以下，再也沒有人有如此的能力，如此的胸襟，如此的擔當。徐平的歷史再不好，也知道慶歷新政，知道君子黨與小人黨，知道范仲淹和呂夷簡鬥爭得你死活。更知道此後的王安石變法，新黨和舊黨的鬥爭甚至賭上了天下的命運。

  如此風起雲湧的社會變革大潮，一浪一浪洶湧不滅，絕不是因為一個人的意志，更不是一群人的異想天開，而是歷史的必然。

  往深了說，從太宗時代統一全國，又經歷對契丹和交趾以及後來的對黨項的幾次戰敗，整個國家就進了休養生息的狀態。說是儒家獨尊，實際上是用的黃老之術，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靜無為，與民休息。

  前朝宰相呂端的那句“利不百，不變法”，正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到了真宗後期，這種政策傾向越來越無法維持，劉太后垂簾聽政的時期，不過是強行給這種政策續命罷了。

  到了現在的皇上親政，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不變不行了。就連被認為變革最大阻力的呂夷簡，實際上也不反對變革。

  這是歷史的大勢，沒有人可以阻擋。

  現在惟一的問題，是沒有足夠份量的人領導變革，也沒有人知道該怎麽變革。

  政治思想不是憑空出現的，必然是有學術思想做基礎。這個時候，這個學術思想顯然還沒有出現，無法指導政治實踐，所有的人都處於茫然中。徐平也無法憑空造出來，他前世學到的那些要跟這個時代相結合，還有一段路要走。

  世界上沒有古今通用永遠正確的絕對真理，任何理論都必須與實際相結合，這種結合越緊密，就越能指導國家與社會走向正確的方向。反之，脫離了社會實際，一切都將成為空談，誇誇其談談的理論只會禍國殃民，甚至走向敗亡。

  每當清靜無為的政策進行不下去的時候，儒家便就成為備選。西漢的時候如此，這個年代也是如此。范仲淹這些人正是以儒學複興為號召，從學術上入手，行社會變革之實。

  這個時候，正是新複興的儒家向實際執行的黃老思想衝擊的時候。表現出來，便是范仲淹與一群儒家新興士人跟呂夷簡為首的舊官僚的鬥爭。

  徐平不是儒學大家，但在官場浸淫這麽多年，讀了這麽多書，又有前世記憶，如果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

  但徐平還是不敢冒然加入戰團，因為新興的儒家的還沒有上位，內鬥已經開始。范仲淹能夠超脫於這內鬥之外，成為各方共主，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夠如此幸運。

  新儒家的內鬥，其實還是沒有超出先秦的格局。主流是韓愈尊孟一派，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悄然興起的還有自成一家的新學派。

  孟子講性本善，一切由此而起，落到政治上就是寬政愛民，其他都是補充。

  荀子講性本惡，向服務帝王的方向一變就是法家，向講究禮製的儒家方向一變就是三綱五常。因為人性本惡，必須要有強勢的規條來約束，這是根本。

  小眾的是所謂性樸論，即人生來本是無善惡的，一切在於後天教導。這便要求廣興學校，教民向善，刑罰寬嚴適當。

  而在這些觀點之外，又因為孟子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提倡“以意逆志”，讓後人可以在經傳上別開生路，甚至“六經注我”，一些本與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孟子升格運動。而根本上，卻是為了變革做學術理論準備。

  徐平最少知道，在他前世的那個時候談起儒家，最後實際上是披了孟子的皮，行了荀子的實。這兩派誰勝誰負？有前世的歷史記憶徐平都不敢貿然下結論。

  實際上這個時代最講究三綱五常的司馬光，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他視為死敵的王安石，思想上卻是尊孟子的，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當政的時候地位急速上升。但歷史就是這麽滑稽，到了最後視王安石為仇寇的文人，卻是尊孟子，又講究三綱五常。

  哪怕就是到了後世，初期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也是人生來是自私的，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切的政治經濟模型都圍繞此展開。選舉政治的本質是統治階級的共和，而不是廣泛的政治權力，搞錯了這一點的都會撞得頭破血流。

  而另一面，則是“六億神州盡舜堯”，堅信人民是偉大的無私的。

  最終的發展，兩方衝突碰撞，最後發現沒有哪方是對的，甚至把這最基礎的理論根本換一下也心安理得。最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又知道哪個是對哪個是錯？

  現在正是爭論那個最基礎問題的時候，一個數千年都沒有解決的根本問題，徐平又怎麽會貿然加入進去？他現在需要的是不下水，就在岸邊靜靜看著。

  沒有理論支持的改革，最終會成為一場鬧劇，徒惹人笑。而要想形成能夠支撐改革的理論，又哪裡是那麽容易的？怎麽可能三言兩語講清楚？

  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在實踐中慢慢摸索，摸索出理論來。但徐平的所謂摸索，偏偏就與呂夷簡的維持現狀走到了一起去，政策方向上無法擺脫開來。

  人家都是以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一旦執政，就天下太平，怎麽能夠容下徐平這樣慢慢來？現在火力沒到自己身上，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春天夜裡的風還是有些涼，趙禎站在窗口，迎著吹進來的風，眉頭不展。

  過了好久，才沉聲問道：“你從天聖五年出仕，在地方任職六年，政績多有，難道對當前的朝政就沒有看法？沒有覺得有必要改弦更張？”

  徐平道：“天下都知道要改，微臣也知道要改，只是不知道如何改。”

  趙禎搖頭：“朝政萬千，總有不合時宜的地方，為何不見你提出要改什麽？”

  徐平有些無奈：“自微臣入京城任職，三司施政無一刻不在改。從改革茶法，到改革錢法，到改革吏治，這些都已經與先前不同了。陛下所說的微臣沒提出改什麽，不過是因為微臣沒有彈劾過大臣，沒有歷數過前任的過失，沒有奪人耳目。但這些有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