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收獲的季節,但對冬麥來說,這也是播種的季節。納質院裡忙忙碌碌,一邊收著地裡的各種豆類,一邊忙著耕地種麥。麥是主糧,首先要保證的,到了播種的時候,不管地裡的豆有沒有完全成熟,都要割回來,最少也可以作為優質飼料喂馬。
徐平站在納質院裡的院子裡,看著地上攤開正在曬的大豆,問身邊的張載:“今年忙了一季,收成如何?這豆是開春種下,看起來收成不錯。”
張載道:“依現在來看,收的菽豆不少。不過吃的米麥,還是要勞州裡發給。”
“慢慢來嗎,只要事情做起來,總會越來越好的。”徐平轉過身,“把納質院搬到這裡來,一是在城中佔著偌大的房屋,多有不便,再一個就是讓這些質子有些事做,劃出地來讓他們自耕自食。你在這裡管著他們耕種,推行井田,效果如何?”
“好,非常好!”說起井田,張載便有些興奮。“我前些日子也讀了節帥編的《富國安民策》,裡面講起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天人合一。此話甚有道理,家富則國安,國安則天下太平。人之欲,首要足食,故一家之政始於烹飪,一國之政在於足食。有道是家不富,則志不寧,何謂家富?衣食無憂也。衣食來自於哪裡?俱是從田土之中來。故孟子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要想天下大治,其余都是苟且小術,惟有平均田地,劃分井田,才是長治久安之法。假使耕者有其田,則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畝無不稼,民力盡矣,地力盡矣,何愁民不富足,民富何愁國用不足!”
後面的這幾句話,是李覯的理論,指出井田製不但是讓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還讓天下無曠土,兩者都做到,則國富民安。張載的井田製思想是自李覯傳承而來,不過李覯重在以志逆意,似托聖人之言闡述自己的理論,而張載則更加注重把這思想納入到理論體系之中。李覯是反孟子的,張載則是尊孟的,有這種分別非常正常。
徐平沒有接張載的話,問他:“秀才,你在納質院大半年,帶著這些質子種了一季的糧食,現在前季已收,下季在種。我且問你,要想產出糧食來,有哪些不可缺少?”
張載愣了一下,顯然以前沒有精細地考慮過這個問題,在心裡盤算了一下,道:“產糧自然不可少了田地,這是根本。除了地,自然還要有人耕稼。地力、人力,缺一不可!”
徐平不動聲色,問道:“除了地和人,還有哪些呢?”
張載掰著指頭慢慢算著道:“還要有牛,沒有牛,全靠人力,耕不了多少田地。除了牛之外,犁、耙、耬,也都不可缺少。還有——”
徐平笑著擺了擺手:“且住,看來這一年,你還沒有想明白這個問題。秀才,要想五谷豐登,民富國強,單單講田地是不夠的。沒有人稼穡,地裡長出來的只能是雜草。但是到了現在,只是有人也還是不夠的。還要有牛來耕來種,還要有水渠水車提水灌溉,還要有鋤頭來去地裡的雜草,還要有車來把收割的莊稼運到家裡來,還要有碾子把谷變作米。凡此種種,都是種地不可或缺的東西。你隻講平均田地,那這些怎麽辦?牛要怎麽養?其他犁、耙、耬之類要怎麽辦?水渠怎麽開?澆地用水怎麽分?想過沒有?”
“學生倒也想過。以井田平均田土,讓耕者有其田是一,還要寓軍令於內政,設田官來管理井田。士不必別選,皆此土之民也,遇有戰事不需別置將,皆此土之吏也。人言井田之製之難行也,必曰天下之田非無主之物,若要收田地入縣官,則多有田地之家難免心懷不滿。學生不這樣認為,只要使田地多的人家,井田之製也讓其富貴如初,他們又怎麽心中不滿呢?便如古之封建,廣有田地的人家,可以讓他們做田官,別選公田給他,此田收的稅賦便作他們的俸祿,以代替原有的地租。則不費國家的一錢一米,天下之土皆有民耕種,天下之民皆有田官去管。候一二十年,則地價已由公田之稅充抵,田官再擇賢而任即可。如此一來,井田之行天下得利,人人歡悅。”
徐平搖了搖頭,笑著沒有說話。
不管是李覯,還是張載,提倡井田製平均田地實際是其次,核心還是在那個寓軍令於內政上。在徐平行新政之前,國用缺乏困在養兵上,而耗盡國力養兵數十萬,卻徒耗糧食對外不能戰,這是大宋從上到下的一塊心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埋首編兵書的有,如張載這樣從故紙堆中找解決辦法,複古改用征兵製甚至兵民合一的也有。
頭痛非要去醫腳,牙痛非要把腿鋸了,看起來有些荒唐,實際上卻是無奈之舉。大宋是脫胎於五代軍閥政權,在軍製和國事上天然有殘缺,皇帝對皇位穩固的心理依賴在軍隊上面。廢掉了藩鎮割據算是去了皇帝的一塊心病,但要把軍事交到政治的下面,讓政事堂同時抓起政治和軍事,他們又不願意。因為這樣一來,宰相的權力太大,皇權受擠壓。
以文製武也罷,文人掌兵也罷,其實都是從軍事與政治相分離帶來的。文人掌兵並不直接管理軍隊,而是通過武將來管理的,而武將帶兵與政治是完全分割的。你就是殺一千個一百個武將,也改變不了軍隊的根本制度,這還是一支跟政治分離的軍閥部隊。
如果說作用,那就是成功離間了武將跟文官。一打了敗仗,文官說武將沒用,武將說文官瞎指揮,總之就是自己沒責任。從武將不許乾政起,大宋的武將就對文官充滿了不信任,不管是不是自己錯了,只要有處罰就是文官打壓武將。
軍隊打了敗仗,誰的責任?當然首先是軍隊的責任,如果連這一點都否認,那就是胡鬧了。但在徐平前世,也不知道從哪裡傳起來的,軍隊不能打不怪武將,是因為朝廷裡文官當政,只要讓武將當政,軍閥當家,自然就能打了。實際上歷史的事實是,軍閥統治別說是建立盛世,就連統一國家也沒有做到過。軍政一體的秦國,也一樣是文官當政。
文官當政,武將管軍,是正常的國家制度,軍隊不能打的原因不在這裡,還是應該從軍隊本身去找原因。募兵製本身沒有問題,軍隊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是正常的發展規律。但事情最怕走極端,從募兵製走向雇傭軍製,讓軍隊徹底跟政治隔離開來,就有問題了。
大宋的皇位心理依賴在軍隊,就越來越走向雇傭軍製,病態地強調對皇帝的忠誠,國家責任反而變得無關緊要了。軍製有不足,根子還是在國家本來的軍閥製的母體上。
這個年代的人,從多個方面發現了這個矛盾,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來解決。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只能從既往的經驗中來找辦法,複古的征兵製、井田製便就被提出來。不管怎麽說,在實行這些制度時,中原王朝對周邊一直是保持著碾壓態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