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迪和趙禎面面相覷，都沒有想到這次徐平這麽執著。按照以前的性格，徐平很少堅定地反對別人，總是會想種種辦法把人說服了再做。印象中例外的一次，還是河南府手裡天量的飛票無法兌付，徐平無論如何不同意呂夷簡用政治手段解決。近兩年過去，回過頭來看徐平的堅持是正確的，銀行的設立讓很多人明白了那樣做的意義。

  這一次又是這樣的固執，不管是誰有反對意見，徐平就是認準了黨項會反，認準了西北的戰事要打起來。不管別人說什麽，徐平就是要用三司的力量，為他認為會發生的戰事認真地做著準備。到了今天這一步，那就是彎弓搭弦，只等著一聲令下箭射出去了。

  戰事真地會起來嗎？趙禎和李迪的心裡也開始嘀咕。他們本來是讚同朝中絕大部分大臣的意見，認為黨項元昊只是會鬧一些小別扭，反是斷然不敢反的。但看徐平的態度，再想一想徐平以前做的事情，真不敢再那樣篤定了。

  本來徐平自作主張做了這麽多事，雖然是在三司的權責范圍之內，但不跟中書和皇帝預先請示，就生米煮成了熟飯，趙禎和李迪是可以責備徐平的。可李迪不想這樣做，要是幾個月後黨項突然反了，他還怎麽在宰相的位子上坐下去？

  呂夷簡罷相，盡管是因為王曾用了兌子的辦法，但他離去的時候還信心滿滿，認定過不了多久朝廷必須讓他回來，事實卻是現在離著宰相的位子越來越遠。無他，當時跟他意見相左的徐平這段時間在三司做得太出色了，愈發突顯出他當時的錯誤。

  這教訓李迪可是記在心裡呢，怎麽會重複呂夷簡的錯誤，李迪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好衝動的李迪了。乾興年間丁謂當政，用小花招差點逼得他自殺，聽人勸忍了下來，結果前幾個月丁謂死在光州，他李迪卻在朝裡好好地做著宰相呢？

  世間事誰說得清？自己看不明白的，謹慎一點總是沒有錯的。

  趙禎的心裡還是向著徐平，見再沒有人提反對意見，對徐平道：“既是如此，三司之下便再設一個郵寄司。你列出規例，所需官吏員數，報到中書，別選官員去做。”

  徐平捧笏領旨，事情便就定了下來。至於這個郵寄司的級別，主官的任職資格，那不是急切間能夠定下來的，後面再慢慢跟幾個衙門慢慢掰扯就是。

  現在三司所管的事務繁多，屬下的衙門數量也不少，特別是像營田務、蔗糖務和銀行等等幾個經濟實體，體量已經太過龐大。現在徐平是三司使的第一任，又正在銳意進行改革，還沒有人用這件事情針對他。等到改革進程緩和下來，或者徐平離任換人，必定會有人提出拆分三司。三司再不拆，三司使就要壓到幾位參知政事之上了。

  錢糧為綱這句話不是說說的，一旦在施政中貫徹下去，總攬天下錢糧的三司地位必然上升。三司使有單獨奏事的機會，宰相還能壓製，參政可是沒有辦法。

  眾人商量了一會徐平所提議設立的郵寄衙門，最後確定名稱為郵寄司，直隸三司使之下。至於衙門到底怎麽運作，等到徐平報上來之後再做定奪。

  說了半天，徐平覺得口乾舌燥，站得時間太長腿都有點酸了。趁著這個機會，回到位子上坐下喝了一口茶，慢慢緩過勁來。

  等到靜下來，徐平才又起身上前捧笏奏事：“陛下，年底《會計錄》完成，如果朝廷覺得無甚大錯，臣請付有司頒印，分發待製以上侍從大臣參閱。還需藏於崇文院，讓館閣官員隨時取了閱覽。因為此次《會計錄》，不僅僅是詳記了天下戶口賦稅，還記了這兩年的新政，比如公司，比如銀行，到底是怎麽運作的。官員看過之後，對新政當認識得更清楚。”

  見趙禎看自己，李迪道：“中書以為此事可行，現在有活字來印，所費並不多，而且方便快捷。最近新政確實不少，一般官員身份所限，難免有管中窺豹之感。如果能詳讀這一次的《會計錄》，可解心中疑惑，對新政認識得更加清楚一些。”

  《會計錄》的好處就在這裡，是對整個國家經濟的一次總結，不但包括了一段時間的經濟數據，而且描繪出了整個經濟運行的輪廓。大部分的官員實際上見識還是被自己的身份限制住，對全局性的問題沒有認識，利用這個機會，正好補上不足。

  事情定下，徐平又道：“常言道無規矩不成方圓，天下錢糧事務，當然也要守規矩。這一兩年來，關於三司事務的詔敕極多，在其他衙門的官員眼裡，難免顯得凌亂，想要了解也無從下手。臣請來年編關於三司錢糧事務的詔敕，以讓天下錢糧事有章可循。”

  趙禎沉吟：“編敕是朝廷大事，《天聖令》印頒天下未過十年，來年編敕是不是太過密集了些？會不會讓官民無所適從？再過兩三年，律令當重新看詳，你們三司可不可以等到那個時候，跟其他衙門一起來編？諸事合在一起，總是簡便些。”

  宋朝並沒有成文法典，用的是《唐律》，修改用詔、敕、令、例等等方式。所以官員在處理政務的時候，成例特別重要。宋承唐製，這樣做勉強還可以，現在徐平對經濟進行了極大的變革，《唐律》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現實了。重修法典是極大的政治動作，而且代表了朝廷的政治態度，徐平現在的地位是不可能做到的。折衷的辦法，還是用編敕的形式來確立新法。至於徹底建立新的法律體系，只能一步一步慢慢來。

  宋朝初年並沒有專門的編敕機構，最早都是由大理寺負責，後來往往臨時差官。到了天聖七年，才開始設“詳定編敕所”，命宰相呂夷簡和樞密副使夏竦提舉管勾。那之後，編敕所便就成了專門整理敕令的機構，相當於大宋的立法機關。至於各個衙門和地方州縣編敕，除特殊情況都是由本衙門的官員進行，朝廷再專門差官看詳刪定。

  三司的詔敕，自然是由徐平帶本衙門的官員整理，不過他這次特意提出來，顯然是超出了平常編敕的范圍。簡單地說，新的各種經濟措施需要用成文法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不再滿足於一詔一敕的解釋，而是要形成系統的法令。這樣做，就超出了三司的職權，所以徐平才會專門上奏，最好是有如同編敕所一樣的專門立法衙門進行。

  趙禎自然是知道徐平的意思，也認同有必要這樣做。不過自天聖七年頒行天下《天聖令》，到現在剛好九年，稍微嫌早了一些。編敕有期，一般十年，太密了容易讓官民產生混亂。趙禎的意思是，如果不是那麽急切，三司可以再等上一兩年，跟全國性的編敕合並到一起。那時有提舉官，有刪定官，有看詳官，做起來方便而且從容。

  徐平卻知道等不得了，變法變法，法不變還怎麽改革？本來正常的程序，是應該先變法令，再推行改革措施，王安石變法的製置三司條例司便就是如此。徐平因為所進行的改革措施基本與原先的法令沒有大的衝突，是用一事一令的方式推行下去，正經說起來算是偷跑。到了現在，隨著改革的深入，很多弊端開始顯現出來，這樣下去不行了。比如上次的從京師銀行騙貸事件，如果沒有後來的各種違法事件，單單騙貸很難處罰，便就是法律已經不能跟現實相適就了。至於公司之間的各種經濟矛盾，更加讓現有的法律體系捉襟見肘。很多經濟矛盾，地方官都不知道該依據什麽法條判案。

  這種現實大家也都看在眼裡，徐平提了出來，不由議論紛紛。

  針對經濟事務進行編敕是勢在必行，不過法令改到什麽程度，要遵循什麽原則，很難形成一致意見。除三司之外的官員，多是傾向於對法令不要大動，特別是《天聖令》編成不易，已經頒行天下，最好是能納入到那裡面去。而三司官員受徐平影響，也更多地接觸具體錢糧事務，知道原有的法律框架很難適應，多傾向於拋棄原有體系。把原先所有關於經濟的法條單獨摘出來，重新編修刪並，形成一部專門的經濟法規。這樣做，就對原有的法律體系形成了衝擊，經濟法規獨立，那其他的法規要不要獨立？《唐律》還要不要用？

  一時爭執不下，最後趙禎道：“此事非小，急切間難下決斷，當從長計議。”

  李迪道：“陛下所言即是。依臣之見，不如仿天聖年間舊例，設詳定三司敕令所，差宰執大臣管勾提舉，先提出建議。到底該如何定奪，候詳定所上章之後再論。”

  趙禎點頭同意：“便如此，先設詳定三司敕令所，可由陳執中和韓億提舉，三司徐平以下官員看詳，共同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