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看眾人，徐平沉聲道：“說到底，兵製不得不改，最少也要征募結合，有進有出！”

  只要有對外用兵的雄心，實際上誰都知道要改兵製，但怎麽改，卻是個大問題。說起宋朝就要講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歷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詬病的，是在他當政的時候所有問題都露出了苗頭，他卻沒有痛下決心去改，最終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麽容易改的？以歷史上來說，讓大宋弊病積重難返的正是對元昊之戰，一是花費了巨大的代價，最終財政無法支撐，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再一個，便是西北開戰大規模增兵，禁軍員額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只能進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軍平均年齡二十多歲來算，則對國家財政的影響有三四十年。實際上禁軍的員額一增，後續就很難減下來，這種影響時間還要長得多，一直沿續到神宗時期。

  王安石變法關於軍事方面的內容，後世講的最多的是將兵法，解決“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問題。實際上歷史上的那次變法，在軍事方面，將兵法只是枝節，並不是真正的核心。重點講將兵法，是為了跟對宋朝對外戰事分析不力的結論，即兵將不相知是戰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為了湊這個結論，故意略過了其他一系列重要舉措。

  最少在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宋朝君臣顯然不認為兵將不相知是最大的問題，而軍製才是最大的問題。歷史上王安石對未來軍製的設計，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為將來的征兵製做準備的。他和宋神宗認識到，這個年代政權統治的極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製下的大規模戰爭。要對外開戰，募兵製就不能堅持，不然不等勝利自己就先垮了。

  從邏輯上講，熙寧變法在軍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從禁軍封樁闕額開始的。封樁闕額是裁減禁軍的一種比較柔和的方式，即禁軍因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現了闕額，不再增補，用自然減員的方法把禁軍的員額降下來。每出現這樣的一個缺額，樞密院便就把名額封存，稱為封樁。封樁了多少員額，按照每名禁軍的花費，把這筆錢扣下來，用到保甲製的推行上去。禁軍減少了的軍隊，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來填充。隨著時間的推移，禁軍越來越少，征兵越來越多，最終實現征兵對募兵的替代。將兵製，就是與這種征兵製相適應的，把組織與指揮體系固定下來，而實現兵員的流動。

  很顯然，在這種征兵代替募兵的過程之中，禁軍的戰鬥力會迅速地減弱。因為缺額封樁，禁軍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後面越是如此。當然歷史的現實是這個進程被打斷了，由於黨爭，舊黨當政之後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讓保甲向征兵軍隊轉變。這就是宋朝人經常說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當政，甚至把缺額封樁的錢用來享受和擺排場，而不再用於保甲的組織和訓練。靖康之變，金軍兵臨城下，京城禁軍實際人數只剩三四萬人，而且全為老弱。這種情形本來就是闕額封樁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歷史，不得不感歎人類總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舊黨爭，每一黨上台的時候都說要革除前弊，實際的情況是弊端沒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來。不如此做，怎麽能讓人知道對立黨派的不足呢？想做真正對國家有用的事，偏偏沒有那個本事，那只能擺出壞處來，讓圍觀的人知道下台的為什麽是壞人。

  徐平的歷史知識一般，而且他學的課本上，也並沒有詳細講解王安石變法針對軍製改革的內容。僅僅講一個將兵法，在他現在看來，連治標不治本都算不上。但徐平卻清楚地知道，現在的軍製之下，是打不了大仗的。防守都嫌吃力，想打出去是想也不要想。

  一句兵製不得不改，一句征募結合，讓殿裡突然平靜了下來。

  這不是徐平第一次提現在兵製存在的問題了，而且每提一次，就更加尖銳，說到的問題和措施也更加具體。然而天下和平已經數十年了，改兵製，誰有那個勇氣？

  沉默許久，趙禎才道：“兵製關系到國家之本，急切間哪裡容得隨便去改？而且，征募結合，則現在的近百萬禁軍和廂軍，就必然要退掉許多人。這些退掉的人，如何保證他們的衣食？他們一生在軍中，別無長技，沒了衣食——”

  說到這裡，趙禎看了看殿中的眾位大臣，無奈地搖頭苦笑：“這不是驅兵為匪嗎？”

  徐平上前，捧笏高聲道：“陛下，臣現在提出此事，正是想到了這些人的去路！如果不是有退路給從軍裡裁汰下來的人，臣如何敢提此事？”

  李迪沉聲道：“哪裡去？徐平，現在說的可不是三五百人，也不是三五千人！一旦禁軍和廂軍要改成征募兩用，則不裁汰三十五萬人是不行的。三五十萬兵員，再加上他的妻兒老小，就有百萬之眾啊！百萬之眾，大宋雖然大，也經不起這樣折騰啊！”

  徐平道：“相公，若是前幾年，確實是無處安排這些人。但現在，卻是不一樣了。下官當年在邕州，興辦蔗糖務，數年時間，前前後後從福建路招募了二三十萬人。現在三司之下有蔗糖務，還有營田務，還有各種各樣的公司。下官算過，這些新建的衙門每年要招募的人，一年少則數萬，多則二三十萬。現在正是它們大發展，廣招人的時候。如果錯過了這幾年，員額都滿了，就白白浪費了這個機會。一個蘿卜一個坑，到那個時候再想填人進去，就要先把地裡的蘿卜拔起來，一樣有人沒了飯碗，就麻煩了。”

  陳堯佐道：“此事說起來是容易，但人在一個地方過得習慣了，誰會想換到另一個地方去？把兵員裁汰下來，讓他們到三司下面討飯吃，只怕人心不穩，先激起兵變！”

  徐平道：“正是此次修《會計錄》，才讓我發現，原來現在三司下的各公司，裡面雇的人過得與禁軍不相上下。若是那幾個特別賺錢的，還比禁軍裡要好一點。所以要讓士卒樂意從軍裡退下，也並不是不可能。下官以為當從下面三點做起。第一，禁軍嚴加訓練，不可再像以前那樣隨意，軍中辛苦才是應該的。第二是讓要軍中的人知道，還有許多地方比在軍中要好，更加適合他們。第三，便是三司屬下的很多公司，不能再像以前一樣按照舊的場務習慣去管。而是要參照軍中的制度，在公司裡，是專門乾活不是兵的軍隊。”

  前兩項實際上容易，工人的待遇向普通的兵員看齊沒有什麽，實際上本該就如此。軍中訓練辛苦更是應該的，懶懶散散哪裡還需要專門養軍，打仗隨便征幾個人就好了。關鍵的在第三點，如此做，才能把人控制起來，不要從軍中一出來，就聚到民間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