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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貴》1442.第1441章 自己的路
  吳育把自己整理好的徐平先前奏對內容,拿給趙禎和徐平看。由於匆忙,他只是把徐平的話聯綴起來,稍加整理,沒時間過多潤色,是以帶有強烈的徐平風格。

  趙禎看罷,想了一下,突然大笑,對徐平道:“宰相一向待人謙和,凡與宰相引座交談之人,無不言宰相有君子氣度。然與宰相共事之人,則說言辭雖謙和,然於公事持之甚堅,共事者難。先前與宰相坐而論道,朕有此感,然並不難也。至著之文字,才知百官所言極是。對公事持之甚堅,宰相用心於事,勇於任事也。過之則為執,宰相謹記!”

  徐平捧笏躬道:“臣之過也。過不能自查,臣之失也。謝陛下提點。”

  這是徐平一直以來的毛病,與人相處和和氣氣,但一旦涉及到公事就過於強勢。對上對下都不明顯,而同僚就會覺得難以共事。君與相不是完全的上下級關系,是一種在上下級關系中的合作分工。徐平做宰相,趙禎也開始感覺到徐平的這個毛病。好在趙禎嚴於律己,做皇帝能夠深自克制,對徐平的強勢,感覺不深。等到把言論一形諸於文字,這種感覺就一下子強烈了。論治國之道和理國之術,徐平幾乎是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態度在說。

  漢太祖在秦末亂世,馬上取天下,當國之後求賢士大夫共治國家。到了宋朝,繼承了這個傳統,而且面臨內憂外患之時,鑒於前朝外戚、寺宦之禍,對士大夫愈加倚重。

  把士大夫視為一個階層是不對的,這既不是地主階級,也不是讀書人,雖然他們大多是出自於地主階級的讀書人。士大夫是求賢,而不是對官員的任能,兩者有根本區別。

  簡單地說,士大夫的第一要求是意識形態,即與政權的意識形態必須相符。在這個前提之下,才有依能力任官的問題。

  一國之中,甚至一家之中,極端的朋友夫妻之間,意識形態也可能不同,這是社會的多樣性,強求一致會導致反彈。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我只看對我好與壞,事情表現出什麽樣的意識形態無關緊要。還有視屁股坐在那裡就應該是什麽意識形態為當然之理的,你是什麽出身,就應該是什麽意識形態。政權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就必然用統治階的人。

  政權具有獨立人格,就超脫了階級,不能超脫,政權就無以維持。對於政權管理下的人來說,誰讓我活不下去,我就反了他的。這是很多人的態度,政權要調和,正是必須讓社會危機不碰觸這條線。這條線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不一樣,同樣的危機,對於不同的政權來說,感受是不一樣的。

  政權內部個人的意識形態各種各樣,但政權的意識形態卻是唯一的。不管是從朝廷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皇帝的角度來說,選擇與自己一起管理天下事務的,必然是與政權的意識形態相同,要從自己處於社會階層的個人利益中超越出來的人。對於皇帝來說,對政權的意識形態未必就有多認同,但為了管理國家,他自己也要超越出來。

  宋朝皇帝不只一個人說過,欲為一件快意事而不得,就是這個道理。

  選官用科舉只是手段,考的不是個人的能力,與以前的察舉製目的本無不同,選的是賢不是能。選出賢來之後,才有所謂的任能。選賢與任能,對於政權來說,不是一回事。

  明白了這個道理,才能知道為什麽宋朝的進士對其他所有出身的官員都不屑一顧,關鍵時候自己把持國家大事,不容其他人涉足。他們代表的是政權的意志,甚至有的時候與統治者的意志並不一樣,政權對於自己使用的管理人員,態度自然不會是多麽友好。這種事情歷朝歷代都是如此,以後也會如此。能夠把握好態度的,畢竟只是少數人。

  左右天子方為大忠,就是從這個方向發揮出來的,忠的是政權獨立人格的意志,而不是皇帝本人。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惜改換皇帝,這種事情也是會做出來的。

  正是求賢,用的是符合意形態的人,所以對士大夫的要求是公德,私德並不緊要。當然有歷史上司馬光和王安石這種公德私德都無可指摘的人,但更多的是不拘小節,一面站在製高點指點江山,一面挾妓遊玩。

  公德無關緊要或者消失的時候,才會棄公德而求治私德。

  無關緊要,比如認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誰能幫助我就用誰。這個時候對私德的要求看統治者本身,有的統治者視道德為無用之物,只要能辦事,官員愛怎麽乾就怎麽乾,法外之事皆可為,甚至違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對屬下嚴厲的統治者,就會去治官員的私德。不管是權還是物,我不給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說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認為天下每一個人都有公德,人人都無私。公德是對所有人的要求,此時參與政權治理國家的,自然就會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眼裡,一人之天下的時候,無所謂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讓你明白怎麽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斷於律,師於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時候,天下人就有同樣的公德,人人都是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覺悟。沒有這個覺悟,便教育你,屢教而終不改,則就是大家的敵人。教育是溫和的手段,作為敵我矛盾則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敵是也。

  法家強求天下一律,不承認人的複雜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來見效快,矛盾積累得也快。國家面臨巨大威脅,有明確目標的時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調和妥協的意識形態,側重於安內。因為有一個緩衝層,矛盾積累得慢,而且也比較容易搖擺,能夠在妥協中求生存。天下為一家之永祀時,儒家表現為君王求賢,與賢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聖人。天下為天下人之天下時,儒家不強求一律,仍然是在複雜的社會矛盾中求妥協,不斷地調整以求生存。仁義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會亡於內部矛盾。面臨外敵的時候,講仁義沒有用處,終究還是要以力量對決。

  不管是儒家還是法家,首先要問的都是自己人還是外人,不然就沒有了著力點。

  法家利於對外,儒家善於對內,沒有什麽絕對的對或者錯。國家面臨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為優,放下內部矛盾以對外敵,儒家的各種規矩此時不合時宜。當外部沒有巨大威脅的時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長久地對自己人,不然終亡於內亂。

  道家和墨家講小政府和無政府,天下自治,不適全大一統的中原政權,先被淘汰。

  中國文明早熟而且延續,延續自不必講,早熟就是先秦諸子幾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種手段都提出來了,並且在漫長的歷史中都被使用過。這些治國理論不是意識形態,只是治理國家的辦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種各樣的政策,是對於政治結構的探討。

  正是因為儒家法家不關意識形態,統治者對此是不敏感的,以為這是事關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對統治者生死攸關,就把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搞混了。

  秦漢是實踐先秦諸子思想的朝代,意識形態是相同的。

  秦漢在意識形態上大致相同,秦亡於內亂,漢朝吸取教訓,以儒家代法家,對內開始講調和。正是在這個調和的過程中,漢朝在秦朝政治統一的基礎上,完成了文化統一。

  我們之所以為漢人,就是在秦漢這兩個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區別早已經不明顯,名為儒家的士大夫中實際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來攻擊政敵,只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還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執為中心的官僚執政集團,這只是治國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脅增大的時候,法家思想抬頭,是自然而然的事。黨爭最激烈的時候,新舊兩黨實際上都雜儒法,誰也不是純潔的儒家信徒。只是對於儒法兩家的手段,有的主張對內,有的主張對外。而涉及了內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識形態。

  天下不是只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自然就有內外兩個部分。內外的意識形態,表現為一直延續幾千年的華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怎麽分,怎麽對自己人怎麽對外人,都是意識形態的爭吵。講中國古代不分國家和民族是不正確的,中國在統一完成之前就開始分了。

  意識形態對內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還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權是私天下,還是公天下。這是第一個問題,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這個問題解決政權的合法性。

  講歷史,經常把秦漢並舉,隋唐連稱,唐宋連稱,元明清連稱。隋唐連稱,只是延續秦漢慣例,有政治上的繼承。唐宋連稱比較怪異,因為中間隔了一個五代,就像把元朝隱去連稱宋明一樣。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與宋卻不可分割,不然說不清宋朝。

  有講唐宋並革,從方方面面舉例子,指出這個時代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實各種轉變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識形態在這兩個朝代發生了重大轉變。

  唐太宗言,“自古皆貴中國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句話落實到國策上,就是改變了中國一直傳承的內外有別的意識形態。徐平講仁不施於外,就是從這句話來的,唐朝的教訓,讓宋朝對內外之別格外敏感。他不這麽講,就是士大夫之公敵。

  自漢武帝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天命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開啟了一個漫長的時代。

  政權是需要合法性的,認為古代的人都頭腦簡單,或者單純是愚笨,不會考慮這個問題是失察了。從原始社會走出來,形成了國家,政權一直需要合法性的來源,不然就會面對“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局面。中國的歷史記載清楚,脈絡清晰,明確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有其內在需求。不然憑什麽你做皇帝,我不能做皇帝?憑什麽是你們去治天下,不是我去治天下?好處為什麽給你們,不給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先秦諸子,對於最早的政權合法性,大多是推於聖人。即出現了政權,最早的當權者是大家推選出來的,是獲得絕對大多數人認同的,順天而應人。此時就是公天下,先秦對三代的記載,有記載史實的一面,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編歷史的一面。

  三代之後,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轉變,至周而大成。天下封建,各守其家,天子隻為諸侯共主,而非天下的主人,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家。此時,是沒有大一統的合法性的。

  秦滅六國,天下一統,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甚至更進一步發展成一人之天下。這是最早的大一統政權,政權的合法性幾乎被乎略。陳涉一呼,政權合法性就轟然崩塌。

  到漢武帝用董仲舒,以天命論,給了政權合法性,至此大一統政權才真正完成。

  天命論本自《公羊春秋》,其中本來含著“公天下”的基因,是通過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到了唐朝,天命已經成了一個笑話,政權的合法性需要一個新的來源。特別是朝廷要削藩鎮、去寺宦,重建大一統,需要新的理論基礎。韓愈和柳宗元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了儒學複興,並分別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兩派。

  柳宗元徹底否定天命,把天命與人世徹底割裂,天人不相感,不相交,韓愈對天命討論不多。他們在認為天命不以足做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後,把合法性來源歸於治亂。而要達天下大治,則需選賢任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聖賢政治。在求賢,使自己為君子而為賢士大夫上,不再求於天,開始朝性情的方向上去。

  天命與人世割裂,便出現了研究天理的周易八卦、氣論等一系列理論,出現了研究人之本性,人的性情怎麽發展變化,如何影響人的賢與不肖一系列理論。

  理論是本於實際的,並不是空想談玄,跟歷史進程息息相關。

  研究天理和人性的一系列理論,是道學家的事。對於政治來講,最重要的,是由此帶來了政權合法性天命來源的終結,政權的合法性不來自於天,而來自於人。

  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唐宋之際政權的合法性由私天下再次回到了公天下。在意識形態中,這個政權屬於誰,決定了很多原則和行事邏輯。

  徐平前世,很多方面有所謂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表現出來,很多就是政治正確。你覺得別人的政治正確很可笑,很可能就是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但對於政權來說,是有一套政治政確的,一旦違反,就會動搖政權的合法性根基。如果在很多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政確,為政權所接納,就會慢慢改變意識形態,直至改變政權的性質。

  徐平中進士,是以前世突擊政治課學習的考試辦法應試的,就是按要求做官而已。十幾年來,一直堅持不懈地去啃各種典籍,至現在與前世的知識融會貫通,徹底成為了士大夫的一員。成為了士大夫的一員,才能來做這個宰相,不然坐到這個位子也什麽都做不了。

  徐平的思想,還是本於韓愈和柳宗元,但卻不同於任何一個人。其中有柳宗元的天人割裂,又有韓愈的仁義君子。他不再講天下大治全靠選賢任能,把仁義變成政治原則,貫穿到政治當中去。萬事都講立制度,用制度而不是用人來規范政治行為。又講所有的制度行政措施都有利有弊,各行於當世,不可行於萬世。一切,都圍著治亂興亡來。

  徐平的意識形態至別內外、辨清對內的立場止,不再向外延伸,不去究人的性情,明天理。研究人性、研究天理都是政治之外的事,用他前世的話說都是科學范疇,不再摻入政治中來。把政治限定了,才能讓科學技術自由地發展前進。

  意識形態宜粗不宜細,政治制度宜細不宜粗,分別對應著統治者和執行者。

  人從世間萬物中走出來,一直是發展的,是有過程的。從物質上割裂了,精神上很長一斷時間不能割裂,科學和政治摻雜在一起,政治經常製約科學進步。要搞工業化研究科學技術,首先要讓科學技術獨立,不再受政治的製約。提高科學技術研究者地位,給工匠以更豐厚的報酬,是在這之後的事情。科學技術不能從政治中獨立,做那些效果是極其有限的,而且會因此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這個意義上,天人分割和天人合一是一個意思。

  歷史很熱鬧,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歷史又很枯燥,剝開來看,真正規律性的東西很簡單,讓人感到乏味。那一個一個精彩的故事,都是由這簡單的規律變幻而來。規律不是天然存在的,不是有神塞到這個世界來的,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發生的共同點罷了。

  中國的北方,從東到西,有一大片草原森林農耕條件不太優越的地區。如果把這一片地區看作是一個整體,則亞歐大陸上幾個適合農耕的地區,除印度外,全部與其相接。這些地方發展起來的農耕文明,無不與其息息相關。漢逐匈奴,確立了中國文明接下來一千年間的地位,縱有鮮卑入侵,最終也是漢化。至唐再盛,改變了內外有別的政治原則,突厥等勢力其實納入了帝國之中。接下來的一千年,就在辨內外之別和內外一體中掙扎。

  我們把歷史上的一些名詞換一個名字。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都稱為剝削者,農民和無產階級都稱為被剝削者。對內不講階級調和階級分明為主的,我們稱為專政時期,講階級調和緩和矛盾為主的,則稱為開明時期。對外別內外者為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視之如一為國際主義,則歷史在我們的眼中就會換一副面目。

  一個政權,對內就是處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系,對外就是處理國際關系,這兩者交織起來,就形成了政權的歷史。

  漢朝是開明時期,軍力強盛。別內外驅逐匈奴,亡於內亂,大漢帝國主義。

  唐朝是開明時期,軍力強盛。不別內外納匈奴為主的諸胡,被內納諸胡為主的藩鎮勢力拖死,大唐國際主義。

  宋朝是開明時期,軍力孱弱。別內外,熬死契丹、女真,亡於蒙古,大宋民族主義。

  明朝是專政時期,軍力界於漢唐和宋之間,不強不弱。別內外,初期逐蒙古,亡於內亂,被女真摘得天下。前期大明帝國主義,後期大明民族主義。

  徐平前世常稱大漢帝國,大唐帝國,真是冤枉唐朝。漢朝是帝國主義,唐朝明明是奉行國際主義,怎麽也給劃到了帝國的行列裡。

  一直對內緩和階級矛盾,仁義不失,則不失天下。天下不失但是可以被奪,被外敵佔領就是被奪了。天下被奪,別內外,則主要歸於軍力太弱。不別內外,外戰成了內亂。

  軍隊不能打就是不能打,不能抵禦外敵,找其他理由沒有道理。把內外混起來,這裡抓一坨那裡抓一坨解釋歷史,就會把歷史的教訓混亂得失去作用。

  有人說,只要內部不亂軍力當然不會弱,敗於外敵就是內亂。徐平扳著指頭數一數自己前世口中說的外國,國家內部富裕得一塌糊塗,軍力不行的排成串。普魯士崛起到德國興盛,槍挑了一排內政比他強的國家。

  文用於內,武用於外,文武不可混同。政治決定軍事,反過來就會出大亂子。如果內亂使用軍隊,軍隊的意識形態就會混亂,意識形態混亂的軍隊難救危急存亡。

  一個國家的軍隊不能抵禦外敵,肯定是軍隊和軍事制度出了問題。有時候碰上文武一起亂,對外不能打仗和內部矛盾爆發湊到了一起,有時候文亂武不亂,有的時候則是武亂文不亂,湊不到一起去。軍隊是武事,跟內政有關,但不是決定於內政。

  把軍隊不能打仗,非要說成是因為以文製武,編造再多的理由,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一看,都是幾乎全為反例。中國歷史上有一段特殊的時期,別內外成了政治不正確,撿了這麽一個說法,編造一大堆理由。那個時期結束了,不必再去圓這一個謊。

  強軍以抵禦外敵,對內調和階級矛盾以安天下,才是政權長治久安的辦法。徐平如果被宋亡是因為以文製武這個理由被騙了,到了這個世界,賺再多錢的也養不強禁軍。

  一個國家總是處於內亂外患交加之中,政權不斷地掙扎以求生存。想著天下用我一策從此不必掙扎了,這樣的良策,徐平實在想不出來,他兩世為人也沒有見過。

  工業革命和交通革命交織在一起,歐洲的白人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場狂潮。這一場狂潮把世界嚇傻了眼,以為歷史從此就要終結了,白人的現在能成為自己的未來就是最大的追求。其實翻開歷史,什麽事情是新鮮的呢?這樣一場狂潮,漢朝的時候中原王朝頂住了,羅馬滅亡了。唐宋時再次掀起,歐洲大部頂住了,宋朝滅亡了。

  潮水退去,這裡還是這裡,那裡還是那裡。

  一個又一個的日不落帝國興起來,對內進行剝削壓迫,對外進行侵略掠奪,幾百年的時間又退回到了自己那彈丸之地上。剝削不可過甚,侵略不可長久,正義不是因為善良而存在,正義是因為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只有這樣做才長久而成為正義。

  對內剝削過甚,天下之人對政權自然就是你既不仁,我就不義。內外有別,那你先得把內部的視為自己人,你不把別人當人看,有什麽資格叫別人是賣國賊?

  資產階級對內瘋狂壓迫,對外進行侵略掠奪,內外的剝削者團結起來了,內外的被剝削者也團結起來了,帝國主義對上了國際主義。幾個回合,浪潮退去了,國際主義終還是煙消雲散,帝國主義成為明日黃花。

  每個人都不特別,想做人上人,就要被千夫所指。現在審判不了,歷史會審判。

  在那場大潮的顛峰時刻,美國對內調和,對外合作找盟友,蘇聯對內不調和,對外奉行國際主義。美國還在那裡,蘇聯崩掉了。從階級感情上,可以為蘇聯惋惜,但從國家利益上,要記住蘇聯的教訓。正義不會因為你是弱者站在你那一邊,也不會因為你為弱者說話就站到你那一邊,你的正義未必是別人的正義,有時候正義冷酷無情。如果還要跟歷史上的那些剝削者掠奪者做一樣的事,帝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會再次到來,民族的發展機會就此被白白浪費。搶地盤,建殖民地,以為別人的反噬不會到自己的身上,憑什麽?

  你的就是你的,終還會到你手裡。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搶不來。

  不要照著別人的歷史曲解中國的歷史,強行解釋強盜邏輯,歪曲事實,說中國現在的地盤也是一點一點搶來的。修內政,遠人歸,漢人的中原王朝是這麽一點一點來的。

  只有自己人,才會成為自己的土地。如果真有全球統一的一天,也只有走這條路。為什麽對著契丹和河西、西域不放?因為那裡是漢唐故土,有著大量的漢人,他們或許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一時被迫成了外人,但中原王朝有責任重新接納他們。其他的地方,還是以正常的合作為主。有人敢來打我,我就滅他,大家各自安好,便就通商貿易,合作交流。

  歐洲的殖民地不要看美洲和大洋洲那些與世隔絕的地方,難聽一點,那種地方正常交流也是你的。殖民地要看中亞、南亞和非洲,潮水退去,白人佔住的土地全部要吐出來。

  徐平前世接受的教育,對於中國歷史上的這些文化思想很少講,偶爾涉及也大多不成系統,強行納入泊自西方的文化解釋中。此人的這個說法有辨證法的性質,有進步性,那個說法是唯心主義,表現了其局限性。那人哪裡又有唯物主義,哪裡是經驗主義,就如此被老師批小學生作業一樣點評。

  尋找歷史的這個階段有資本主義萌芽,那個階段又有資本主義的萌芽,有與沒有能吵上天去。好像有沒有這一點資本主義萌芽,就能說明中國是不是劣質文明。

  把歷史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為了論證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終點來的。大家比賽,誰先跑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終點,誰就贏了。這個終點不存在,或者是雖然存在但卻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是封建社會的進化就失去了依托。

  從構建美好的上古三代,到非當下禮失樂崩之世,到未來美好的大同之世,這種說法中國已經存在兩千多年了。大同之世的共產主義社會一旦摸不到,資本主義社會是比構建出來的封建社會先進這種說法也就沒了憑據。都是剝削者壓迫被剝削者,誰比誰高明?

  中國從秦朝起就結束了封建時代,公天下、家天下、私天下再到公天下,路走到頭了返回來又走一趟。生產力沒有發展起來,工業革命沒有到來,被外面的強盜打了欺負了很不好受,各方面的原因都可以找,沒有必要非要從文化上刨根。

  打倒了,爬起來,落後了,趕上來,繼續前行就是。路在自己的腳下,不在拚命刨自己的根要變成別人上面。在當世變不成別人,返回一千年還要執著地變成別人,這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徐平前世學歷史,小夥伴們聚在一起,有一種向往。如果我回到過去,搶在白人的前面做什麽,那麽現在我們就比他們強了。他們打不倒我們,我們一定要打倒他。

  真地回來了,不得不把歷史仔細地梳理一遍,卻發現這世上並沒有一條已經鋪好了的路,只要你先落腳,世界就是你的了。怎麽回,前方都是一片荊棘,路要自己走出來。

  把歷史讀過,把先賢的努力看過,徐平終從前世的迷霧中走出來,知道自己要走什麽樣的路。而不是大喊一聲,白人們好厲害,我要讓中國人的歷史變成白人的歷史。

  歷史很熱鬧,但歷史真地不新鮮,有的時候乏味得讓人去編造。

  (我這個人比較軸,寫書也要讓主角有說得過去的道理和行事邏輯,囉嗦之處,讀者見諒。因為施政是一個系統,寫得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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