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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貴》1440.第1439章 理政(一)
  抬起頭來,看著窗外漸漸變濃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會,歎息一聲,對趙禎道:“天下治亂興亡,後人評點起來,總是要說哪一個是庸君,哪一個是奸臣。天下若無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來,以天下之大,豈是一二人能夠禍亂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體,祖宗家法,諸事立製,卻不應該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趙高、李斯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趙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卻不是亡在這暴君奸臣的手裡。秦之亡,實因其暴政而亡,後世當引以為戒。”

  趙禎道:“秦之亡於暴政,先賢論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義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與暴政無關。突然之間,怎麽說起秦之興亡來。”

  徐平捧笏:“仁義治天下,仁之一道,固無可言,而義之一字,實是一言難盡。臣言天下大事,無外文武。對內曰文治,對外曰武功。文治不可興於外,武功不可取於內。是故文歸於仁,武起於義也。對內不施不仁之政,對外不興不義之兵,此朝廷之職也。對外稱仁,不識大體,如婦人持家不分內外。滿朝臣僚,對內示義,則有異心。天下大義,必操之於人主。是故臣為宰相,變法理政,當受天下之怨,而恩歸於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聰明,自能盡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於陛下,只是告之後人,臣為政之舉,多有不得己而為之之處。後人當深知,此政只是有利於此時此地,不可因循。”

  後人經常諷刺中國古代,不管什麽事都是皇上英明,壞了事是有奸臣。其實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怨歸於己,恩歸於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嗎?自己同意來做大臣,皇帝把大權給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麽原因,都得甘心受罰,哪裡能夠一點委屈不受。

  趙禎聽了,從案後站起來,對徐平道:“朕召宰相來,正要谘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當攜手並力,拯民疾苦,讓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時因地而異。此時之善政,百年之後或為惡政,此時去除之弊,百年之後或有利於當世。政因於時,因於地,一時舉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為政者當深知,查其時,查其地,而用治世之術。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劍故事。自上古而及於今世,欲變法者不可計數,成者有之,敗者有之。若論變法之功無大於秦用商鞅,用商鞅之術秦富而強,終滅六國,一統天下。秦用商鞅之術變法而致國強,商鞅終受車裂之刑,後來者豈不震怖!用一術,治國者只是取其利於當時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種,時移世易,其利漸盡,弊端漸顯。當此時也,治國者當別求一術,取利而暫抑其弊。以仁義行天下,此治國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於萬世。道之下治國之術,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利盡弊顯之時,治國者當別尋治國之術。書生不知世事通達,見一時之榮,而百年之後漸枯,則跣足而舞,告於天下。爾曹皆愚笨,蒙昧無知,為人所欺,聰明如我者,則見其功成之時,敗因已種。天下之亡,不亡於某某,實亡於建大功之人也!”

  聽了這番話,趙禎一時怔住。就連一邊記錄的吳育也抬起頭,看著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間怎麽說出這番話來。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劇必不可能,說起來又有何用?

  為什麽說這番話?因為接下來徐平要講的,就是從現在的勢力人家手中奪社會生產的剩余了。他憑著前世的見識,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很可能並不會真讓勢力人家變窮。所謂奪,也不是真地奪,只是後面的發展成果,勢力人家分到的份額會變小。然而有的人就是這樣,記仇不記恩,便宜沒夠,吃虧不玩。別人賺十貫錢他賺五貫,便就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沒有一個好人。有這種人在,徐平的話又說得這麽明白,必然有人會在以後罵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處,還是刻薄。

  話說明白,是為了後人著想。用欺瞞小術,只是贏了一時,而落罵名於後世。

  說起商鞅變法,書生之見,是因為他突然記起來,前世學到的文章裡,有人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這麽說商鞅變法的。這個人就是蘇軾,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試的時候機緣巧合,唯有他們兩人一起說幾句話。通過程浚,徐平知道了蘇洵,不過此時的蘇軾兄弟都還是剛會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這麽兩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來,那真是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蘇軾便就寫一篇文章,別起新意,說秦國富強跟商鞅一點關系都沒有,滅亡倒全是起因於他。蘇軾寫這篇《商鞅論》,本意借著貶低商鞅和桑弘羊,對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罵槐。後世又有小文人,見了這立論,以為發現了什麽了不得的大道理,一驚一乍地說你們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為用了商鞅滅亡的。

  讀書人中,最怕小文人。這種人自我意識過剩,對上羨慕嫉妒恨,對身邊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顧。一與身邊人議論起來,那就是自己有經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無眼,自己不得重要罷了。等到與上面相處,則點頭哈腰,拚命巴結。無奈的事情,下層的輿論受這種小文人影響最深,流言廣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來,就黑白顛倒。

  徐平前世有一個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從某國的哪個不入流大學留學回來,因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領導眼中遠勝於自己這個土舉人。平時說起事情來,經常就是不屑顧地來上一句,你說的這些,人家外國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問起如何如何來,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他沒有一樣能連起來說順溜的。因為身上帶了洋味,說得再不順溜也是永遠對徐平不屑一顧,你還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順眼,但他終究是個文人,在以文治國的時代,社會地位就不是你能夠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這些,什麽治國理政的大道理,最終還是要變成一條一條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層解釋這些措施,主持具體的施政舉措的,有很多是這種人。為什麽作為一個千年後來的人,徐平不反對官吏之分?實在是怕了他們,最好留在吏這一層。

  做著宰相,進行著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時有反對的,也只能受著。怕的就是有後來人,當這些改革措施利盡弊顯的時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這個改革的先行者一腳踹倒在地。壓了自己,再把這個時候的措施反過來用。時代不同了,這個時候不行的那個時候說不定就行了,現在行的那個時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識形態混亂。

  見趙禎和吳育兩人的神色怪異,徐平道:“道與術,雖有相近之處,萬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術而興。大道不變,江山永固;小術輒變,天下屢興。世之謂變法,實是治國之術利盡弊顯之時,別取一術而已。不可據道而問國因何未興,亦不可因一術興國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興,術耳;秦之亡,棄道而取術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義之道對陛下。但當朝理政,必用某術。術之為術不為道,蓋其必有利弊兩端,臣此時以此術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暫抑其弊。後來理政者當深知,利盡弊顯之時,當變其術。”

  道就是意識形態,術就是一時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在政權維護統治和抑製剝削的兩面性之間搖擺。決定了如何看待剝削,就決定了意識形態,不同的意識形態可以用同樣的施政措施,但卻有不同的目的,用來解決不同的問題。不要以為用了同樣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樣的意識形態了,那樣就喪失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資本主義會有凱恩斯主義,不能據此認為有了社會主義成分,只是用這些政策措施進行階級調和而已。不調和,剝削的烈度已經讓社會不能發展了。而到了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剝削烈度的調整或許有相似的行政舉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會相同,相同就有問題了。

  徐平前世的那個同事,最喜歡掛在嘴邊的就是納稅人,緊跟的另一句就是當年我在國外如何如何。用納稅人這個詞來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識形態。

  認為剝削理所當然的,養一個政權來調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納稅人意識。我向這個政權納了稅,便應當得到什麽待遇,不合心意就要罵,政權要認真對待他們的關切。而那些窮得不納稅的人,對不起,政權不為你服務。那些富得不納稅的人,你覺得不順眼,政權為什麽不逼他們盡義務?對不起,那是政權的主人,政權管的是最廣大中間階層。你想當納稅人,得到納稅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這個政權有主人,幫著主人管理你而已。

  認為剝削不應該,只是不得不暫時忍受的,你的權利和義務與納稅無關,納稅只是你必盡義務的一項而已。不管你納不納稅,都應該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看起來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下,其實有著兩種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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