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皇宮,到了這個時節,也是一片寂靜。在寂靜之中,惟有清脆的蟲鳴聲顯得愈發悅耳,愈發清脆。
徐平突然間有些後悔,自己何必去逼問樞密院有什麽方略,他圖之不圖之的,跟自己有什麽關系?黨項就是鬧起來,也不過是邊疆不穩,你就是把關中讓出來,他都不敢帶兵去佔。不然大軍一圍,讓黨項軍隊無法機動,吞掉他的戰略機動力量,然後就可以帶著大軍去接收黨項地盤了。
說穿了,要不是黨項反了會遮斷西北甚至西域的交通,會影響馬匹輸入跟經濟往來,要不是背靠契丹會牽製大宋的戰略力量,黨項的地位也比交趾高不到哪裡去。甚至論起靈活性和回旋余地來,他還遠遠比不上交趾呢。
讓他反又怎麽樣?哪怕最惡劣的情況,自己也能去收拾過來。
唉,多嘴一句話,就引動了趙禎的心事,來逼自己寫什麽改革方略了。
改革朝政,說起來容易,現在上街隨便拉一個讀書人,他都能滔滔不絕地講上半天。若是在徐平前世,上網發個帖子,能夠辨論上幾天幾夜。
但是,真地考慮到可行性,有效性,還要降低副面作用,選擇就會少之又少。而且千頭萬緒,很難說從哪裡改起,一步一步怎麽做。
你只要定好了步驟,即使勉強把第一步邁出去,第二步百分之百地會走偏。這一點不用心存僥幸,也沒有僥幸的空間。改革只能有目標,有一個大方向,具體的過程和采取的措施,必須隨著實際情況不斷調整。只有不斷調整,才能保證改革方向的正確,才能保證改革最終會實現目標。
你可以定出第一步的目標是什麽,實現了第一步之後,怎麽根據實際情況去邁出去第二步。但卻不可以說第一步應該怎麽乾,第二步又該怎麽乾。否則地話,等第一步落地,第二步就永遠沒有機會再向前邁了。
凡是事情一開始,不講目標方向,或者講了之後洋洋灑灑瀟灑地定好第一步要做什麽,第二步要做什麽,這件事該怎麽做,那件事該怎麽做的,便就如宋太宗用錦囊妙計指揮戰爭一樣,打一百次敗一百次。而且不但會百戰百敗,還會把自己的信用和力量迅速消耗乾淨。
今天趙禎客客氣氣地在天章閣,虛心地問徐平改革的方略,等到真按著徐平說的辦了,發現跟今天說的有偏差,那可能趙禎就永遠不會再問了。
趙禎轉過身來,看徐平緊皺著眉頭,抿著嘴唇,一言不發。不由笑道:“時間還早,你盡可以慢慢想。說起來,自你回京,快一年了,難得像今天這樣,我們君臣二人說一說心裡的話。你與王拱辰一起開了家店,裡面賣的果酒味道甚是不俗,我讓人在宮裡也學著釀了些,今夜我們便痛快喝一回!”
徐平恭聲答道:“陛下有命,臣自當遵令!”
趙禎吩咐下去,不一會,一個小黃門提了一個大桶過來,裡面放了兩瓶酒。
徐平看了不由苦笑,這桶跟自己店裡的一模一樣,大小款式,幾乎就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這說明了什麽?說明就是趙禎這位老實皇帝,也一樣對臣下的私生活感興趣,而且還會派人刺探。皇城司的那些人,依然舊習不改。
上了酒,又擺了幾盤蔬果,兩人也沒有坐下,隨興地端著杯子隨便喝兩口。這裡是天章閣,上酒已經是不得了,不可能還幾大盤幾大碗有魚有肉。
一邊與趙禎聊著閑話,徐平一邊想著剛才趙禎的問題。改革方略,說得雲裡霧裡模糊了不行,說得太明確了也不行,神仙也不能把每步都估算清楚。這中間度的拿捏是非常考驗人的,徐平不得不絞盡腦汁。
趙禎信任徐平,但終究不可能是無條件的信任。這一年就是觀察期,覺得徐平做事情有自己的主意,而且條理清楚,卓有成效,才會來問他。今天黨項使節的事件只是一個引子,沒有這個引子,趙禎過些日子也會找個由頭來問的。
徐平陪著趙禎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心裡則考慮著過一會話到底要如何說。
皇宮本來是唐朝時汴州的州衙,一個地方官府,規模終究是有限制。雖然五代時候經過幾次擴建,面積卻無法擴大,建築多了之後更加顯得擁擠。太祖登基之後一切從簡,宮裡只有幾十個內侍,就是加上宮女也不到百人,跟個普通大戶人家規模也相差不多,還不覺得擠。到了太宗之後,服侍的人開始多了起來,便就擁擠不堪了。
哪怕就是在天章閣裡,隱約還能聽到其他宮殿傳來的聲音,平添一份市進氣息。
徐平端著酒杯,看著夜色,聽著遠處傳來的人聲,突然間心有明悟。
范仲淹、歐陽修那些人,天天喊著以大道佐君王,其實他們說的很有道理啊。大道至簡,但大道又是經過無數實踐檢驗過的,必然不會錯的。當然那些人的大道徐平不懂,但他前世上過十幾年的政治課,有自己的大道啊。
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法,又何嘗不能作為這個時代的大道?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多麽簡單明了,生產力到了一定的程度,發展的量變積累到質變,自然會要求生產關系與自己適應。如果生產力積累的能量不足以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那麽生產力便會倒退,依然被束縛在原有的生產關系之下。在中國這個大一統的社會,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束縛也遠大於世界其他地方,在別的地方可以引起驚濤駭浪的變革的生產力發展,在中國可能就只是一朵小浪花。所以徐平要在紡織工業搞重點突破,由點及面。
問改革方略,徐平現在能夠回答的只有在幾個重點方向的生產力發展,具體來說還是無非紡織工業,三司的商業布局,用官府力量為紡織工業商品化鋪路。
各種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最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徐平前些日子想的立言,其實就是意識形態,讓意識形態與未來的商品經濟相匹配。至於政治結構,在商品經濟的初級階段,三司的力量就足夠能夠適應了。而且這個年代,政治結構對商品經濟的束縛還是相對較少。
說穿了,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外在表現出來,無非就是那麽幾種。原始社會對應原始經濟,奴隸製社會在中國對應井田製,實際是莊園主,封建社會對應小農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對應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社會對應計劃經濟。
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決定了什麽樣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莊園主的經濟幾乎必然對應奴隸製,哪怕就是兩晉隋唐,大莊園對應的也是奴隸製。只是他們不佔整個社會的主流而已,主流還是小農自然經濟。
到了這個時代,大莊園主已經被一掃而空,不用擔心奴隸製的回潮。政治上又不抑製兼並,相應的小農經濟勢力也不強大,商品經濟發展的束縛幾乎是最小的時候。
資本主義不是資本家當政,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資本家當政會直接退回到奴隸製的莊園主經濟。說穿了,資本家的資本,土地是不作數的,如果土地資本佔了資本家資本的主流,那不但不會有資本主義,連小農經濟都將不存在,而只會讓奴隸製成為主流,開歷史的倒車。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徐平不用在這上面動腦筋。
徐平要做的,還是那句話,發展商品經濟,讓商品經濟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至於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會變成什麽樣子的社會,無非就是跟歷史上的歐美都不同,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已。
小農自然經濟比莊園主先進在哪裡?提高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因為級差地租的存在,也提高了地主提升土壤肥力改進農田基礎設施的積極性。純粹的農業社會之下,這就是最合理的制度。高品經濟比自然經濟先進在哪裡?在於生產、交換、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鏈條,一旦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環節斷掉了,商品經濟也就不會再存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就不會再存在。商品消失,退回到自然經濟。
生產力的發展要維持住商品經濟的鏈條,這樣就維持住了經濟基礎,建立在之上的上層建築,不管是政治結構還是意識形態就會站住腳。這條鏈條越穩固,社會就會越穩定,如果這條鏈條出了問題,那麽整個上層建築也就會根基不穩。
把這一點想通,徐平也就明白了改革要從哪裡入手,要怎麽做,將來要達到什麽樣的目標。或許每一步都不清晰,但最少保證走得穩,盡量避免反覆。
至於怎麽做?在實踐中摸索,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