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問王繹：“還有其他事情沒有？”

  王繹雙手捧著一個木匣，恭聲道：“晏內翰從京西路托人帶回來這一木匣，要我親手呈給大人。據來人講，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龍圖帶屬下官員所寫，名為《富國安民策》。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詳細剖析，以供聖上參酌。”

  “哦，拿來我看。”王曾轉過身，從桌上的一個小盒裡取出老花眼鏡帶了起來。

  王繹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輕聲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遲。”

  王曾口中道：“無妨，我自有分寸。你先回去吧，不必在這裡陪我。”

  王繹應諾，躬身行禮，出了書房。

  王繹是王曾弟弟的兒子，並不是他親生，因為王曾得子較晚，過繼了王繹入門，一直是他隨侍在身邊。王曾初娶處士蔡光濟之女，早卒無子。狀元及第那一年，殿試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這個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後娶小姨子是很常見的事情，除了王曾，還有一個歐陽修也是如此，就是歷史上王拱辰戲稱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兒子出了書房，順手把房門掩上。

  王曾在燈光下打開木匣，取出裡面的《富國安民策》來，在燈光下細細觀看。

  這不是京西路徐平組織抄寫的那幾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裡自己抄的，字跡極是工整，但並沒有真正的手抄本那麽詳細，有多處脫漏。背著徐平做這件事情，晏殊總是有些心虛，不好明目張膽地全部借來一一抄錄，有一部分是他憑記憶寫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會私下裡抄寫？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會把手抄本看得那麽嚴密。這種事情本來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這麽多人參與，怎麽可能不讓人知道。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沒有流出來，那就隨時可以改正本，傳出來的可以不認，好壞有個主動權。

  王曾自幼過目不忘，諸子百家無不涉獵，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潔癖，與視佛老如仇寇的歐陽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語。

  《富國安民策》拖到現在才真正出爐，一是徐平要有實踐，實踐才能說服別人，另一個就是要與儒家典籍結合起來。儒家流派眾多，很多道理都有許多種說法，這中間必須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夠自圓其說，又要能夠不脫儒家根本宗旨。

  這就是李覯的價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論基礎上，《富國安民策》深深帶著李覯思想的烙印。李覯是反孟的旗幟人物，認識徐平之前，誰說孟子不好他就引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無用，在李覯看來才是把聖賢書讀明白了。這也是沒辦法，講理財，講國用，就不得不從荀子那裡發揮出去。早期的儒學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義利束縛，不用他的名頭用誰？

  但李覯並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後另成一家。荀子的思想一變，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沒有被立起來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來越趨向統一，不是沒有原因的。後來王安石變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財，那是先有李覯打了底子。

  王曾對儒學各派沒有成見，前面的內容他反而沒有什麽感觸，只要沒有脫離開根本的仁為中心，以人為本，能夠自圓其說，在王曾看來就是成功的。引起王曾注意的，是書裡正式把利分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惡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義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協調，互相補充，互為表裡，最後才說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義。

  《富國安民策》，講的就是如何謀公利，謀公利時不害私利，與私利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帶來整個社會的繁榮。限制個人的欲望，發展公利，這是手段。公利擴大之後，從而提高每個人的私利，這是目的。讓每個人獲得的財富越來越多，滿足的欲望越來越多，這是《富國安民策》最後要解決的問題。中間如何協調，制度如何定，個人和整體的利益如何調整，便是李覯認為的“禮”，而“禮”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裡的“禮”幾乎無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會規范，這種規范遵循的原則，便就分成了許多流派。孟子講性善，講究禮和仁義是自內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發現她，培養她，引導她，講究修身明志，養吾浩然之氣。而荀子則講性惡，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禮”要帶有強製性，滅人欲才能存“禮”。人這種自私自利之惡之本性，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要想防止這一切，達到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就要消滅人的欲望，強行規定為人處世的原則。

  顯而易見，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會這一儒家的理念廢掉，改為滿足君王之類統治者的欲望，限制被統治者的欲望，被統者的思想和行為一切都要為統治者服務，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講的專注於修自身，內聖而外王，則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攏了。

  有宋一朝，北宋時主要的爭論在尊孟還是尊荀。與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則是保守派，以司馬光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規模的中間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雖然尊孟但卻與王安石無論如何也說不到一塊去的。徐平前世學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講理財，與法家頗有相合之處，與這個年代的思想實際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變，由於當時主政的是新黨，王安石的新學受到致命的打擊，尊荀和尊孟開始溶合，矛盾不再那麽尖銳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卻深入人心，孟皮荀骨開始初露端倪。此時思想爭論的主流，慢慢轉到了事功學派和理學上面。隨著宋的滅亡，講克己複禮、存天理滅人欲，把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的理學最終勝利。人欲滅了才能存住天理，則人欲當然是惡的，而又講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當然，這一思想在韓愈提出性情不同時就已經有了端倪，所以後來高舉韓愈大旗的歐陽修認為“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被後人譏誚。

  不管是北宋講“三不畏”的改革變法派，還是南宋以葉適和陳亮為代表的延續王安石的“為天下國家之用”的浙東事功學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來自於李覯。

  李覯主張人性無善惡，人欲與天理相統一，沒有對立的關系。從這一點上，重新講解儒家的核心“禮”，由此理財、事功等等都是當然之義，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

  理清了這個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覯對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論根基的重要性。沒有李覯的人欲與天理相統一，勞動創造財富便就沒有了思想基礎，改革失去了正當性。如果人欲帶來的是惡果，那滿足人的欲望的財富也就是惡的，越多越對天下無用。

  “公利本於私利，而用於萬民，故曰謀公利為天下之大義。”

  王曾在這句話下劃了一條線，抬起頭，摘下老花鏡，揉了揉額頭。

  義利之辨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這一步跨不過去，改革就會起無數紛爭，一不小心就會半路夭折。這句話對徐平新政的意義，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被廣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義性。但這樣簡單的一句話，真正被認可並不是簡單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萬個人都能脫口而出，但這句話怎麽與原來的體系相結合，與理論體系方方面面各種各樣的理論纏繞，一萬個人中也未必有一個人能說清楚。到了每個人都能理所當然地把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背後有無數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無人可擋了。

  王曾和呂夷簡單這一代人，還是在主張清靜無為的政治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如王曾的嶽父被稱為“聖相”的李沆，便就說宰相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嶽父，波瀾不驚，沒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個位子上幾乎都做到了最好。然而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書評其“正大光明”，王旦稱其為聖人，宋真宗認為他忠良純厚，始終如一，真長者。王曾頗有嶽父的風格，然而到了現在，他卻知道天下不得不變了。

  就連這個時候還飛揚跳脫的歐陽修，都知道說“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物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王曾怎能不明白這個道理。

  變是要變，關鍵是怎麽去變。沒頭蒼蠅一樣亂來，胡搞一氣，那還不如老實守成，變不如不變。徐平能夠帶人說明白“謀公利為天下之大義”，從義利之辨中跳出來，在王曾的眼裡，已經有了談變革的資格。

  把桌子上的燈調亮，王曾繼續埋頭讀桌上的《富國安民策》。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數條款他都能如數家珍。但為什麽采取這樣的變革措施，背後有怎樣的考慮，王曾就不清楚了。這樣的國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統的考慮，不可能如頑童一般，想出來一件就做一件。

  現在細讀《富國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變革舉措一一對應，王曾慢慢開始把脈絡理清楚。為什麽大量的變革都是圍繞著棉布來展開？原來是因為棉花可以規模化種植，棉布可以工廠化生產，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飯就會餓死，所以糧食是不能夠做為商品的。保證百姓的必需物資是政權的當然責任，因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這個來賺錢是不可以的，這樣做是亡國之道。食鹽專賣，大家都當成是收稅，而不是做為商品賺取利潤，不可跟普通的商業買賣同日而語。

  棉布某種意義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紡織品又是人人都離不了的，有巨大的規模，可以賺取海量的利潤，這是徐平選擇這個產業的原因。背後用棉布產業衝擊舊的生產關系的目的，徐平也沒有藏著掖著，直言因為布帛是朝廷賦稅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還有部分的貨幣功能，因為重要，所以要改。

  所謂財富是滿足人的欲望的有形的無形的物資與各種產品，包括文化產品，是可以用人的雙手創造出來的。而人創造財富的能力，隨著生產工具的改良，組織程度的提高，分工協作的深化，是可以不斷增長的。產品生產出來，隻可以在交換和分配中到了需要的它的地方，才能成為有用之物，有用之物才是財富。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形成利潤，用這個年代的詞語就是利息，利潤中的一部再投入到生中，除了維持生產，還可以擴大生產。

  這樣一根鏈條建立起來，整個社會就組織起來了，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而運轉。而獲取更多的財富，在公利是天下之大義的原則下，就溶合到了本來的意識形態中。

  讀完這些，王曾就把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徹底理清楚，拔去了那一層蒙在上面的迷霧。

  匣子裡的所有書冊讀完，王曾抬起頭來，只見外面天已經泛白。今日休沐，並不需要上朝，王曾可以暫時放下朝政瑣事，仔細想一想這一套《富國安民策》。

  把書重新放入匣子裡蓋好，王曾輕聲道：“漢太祖奄有天下，用黃老之術，天下清靜無為數十年，而有文景之治。至武帝奮然而起，威加海內，四夷賓服。是武帝之雄心壯於文景兩帝耶？如此說則是愚夫之論了。此一時彼一時，至武帝之時，不得不變了。如今本朝前數十年雖欲清靜無為而常不可得，但到了今日，也不得不變了。理財之術，徐平遠過於桑弘羊，於道又能自圓其說。有此一策，足以安天下！”

  漢武帝東征西討，威勢之盛，古今罕有可比。用兵需要有錢糧，桑弘羊便就是漢武帝的錢袋子，保證了軍用所需。徐平能做到桑弘羊做到的事情嗎？今夜之後，王曾認為是可以的，而且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