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年底了，年味越來越濃。西京洛陽的人口遠不如東京稠密，也不如那裡熱鬧。不過今年雖遇大旱，卻未受大災，百姓手裡的錢也比往年多，自然也就比往年熱鬧得多。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各種小販沿街叫賣，不時出現幾個“打夜胡”的，惹得圍觀的人哄堂大笑。被討到門上的出手也不像往年那麽吝嗇了，總有幾個銅錢扔出來。

  轉運使司衙門裡，晏殊興致勃勃地看著徐平、李覯和王拱辰三人寫出來的草稿，不時提兩句意見。具體的經濟運作晏殊搞不太清楚，他也不向那個方向動腦子，但到底是此時的文壇領袖，時文大家，改改字詞句子，讓文章更有氣勢晏殊還是拿手。

  書房裡寫的是總目，外面長官廳裡王堯臣、楊告和趙諴等人則做各分目。按照徐平的思路，從上古時候的簡單生產講起，再到生產分工，到商品交換，然後講商品的性質，再講到財富的性質，講到勞動產生財富。然後接著講商品生產和交換、講貨幣、講勞動工具的發明與改進、講勞動效率的提高，講到商品經濟的方方面面。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財富的增長理所應當，國家掌握的財富增加，不但不會侵奪百姓的財產，還會讓民間財產也水漲船高。這一點極為重要，讓新的理論從義利之辨中脫身出來。

  等到大家完成了初稿，再集中起來廣泛討論，還要征求本路其他官員的意見，最後形成定稿。如果到時政治環境合適，由晏殊帶到京城呈上朝廷，作為京西路官員對呂夷簡處置京西路飛票的回答，那就是堅決不同意。

  這不是意氣之爭，是新的路線能不能生存，能不能走下去的大問題。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徐平沒有退路，必須死爭到底。

  而先從上古講起，既是中國古人寫文章的習慣，也是徐平前世教科書的習慣，最容易被人接受。不過古人寫書，往往引了古人的例子便就得出結論，少了後面的大頭。

  改過了幾個句子，晏殊意猶未盡，對一邊的徐平道：“徐龍圖，這文章起名字了沒有？”

  徐平道：“先前我們一起說話的時候，李覯提了一個名字，稱《富國安民之書》。此書講的就是國富則民安，極是切題，我們都覺得不錯。”

  “國富則民安，國富則民安——”晏殊連連點頭，品味良久。“不錯，不錯，你們這書就是立了這個論出來。如果外面能把今年京西路施政跟這綱目切合起來，就真地是發前人所未言，為治世之良策，足以流傳後世。——對了，此書將來要上給朝廷，算是論治國之策，不如便就叫《富國安民策》吧。”

  “學士說的極是，那便就叫《富國安民策》！”

  歷史上的李覯曾有《富國》、《強兵》和《安民》三策傳世，這一次不涉及軍事，他便就把另兩策合起來作為這書的名字。說到底，李覯以傳先聖大道為己志，這三點一直埋在他的心裡，不管通過什麽形式，最終還是要顯示出來。

  把國富與民安統一起來，不再看作是相互對立，是李覯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後來宋朝在財政政策上的無數次折騰，包括王安石變法，大多與他的這一論點有關。正是有了國富民安的統一，才脫去了與民爭利的桎梏，不再讓理財官員戴著枷鎖起舞。

  當然現在的《富國安民策》遠遠超出了歷史上李覯的局限性，真正把商品經濟的規律講清楚，徹底從以前自然經濟的立論中脫身出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商品經濟的經濟基礎自然要產生新的思想，與舊理論的衝突不可避免。

  晏殊或許理解不了書裡講的經濟運行的道理，但能自圓其說他是看得出來的，對現在他來說，這就足夠了。有京西路的政績做底子，有這能自圓其說的理論，對呂夷簡的反對就是說得通的。當然，真正決定他態度的，還是朝裡挺呂反呂的鬥爭。

  公吏上了茶來，喝過了茶水，晏殊對徐平道：“以前總講天下之財有定數，不在官則在民，能為朝廷增收的理財能臣，都要擔上刻薄聚斂的罵名。如漢武帝之桑弘羊，如唐代宗之第五琦，一助雄主揚威域外，一助朝廷平定叛亂，功不可謂不大，但卻——”

  徐平忙道：“其實也不盡然，齊之管仲，以理財之術助桓公獨霸，世稱名相。”

  晏殊愣了一下，才笑著道：“這話說得也是，若講能夠讓國家用度不缺，秦後首推蜀漢之諸葛丞相。帝王信之，百姓敬之，天下誰人不知！”

  講桑弘羊和第五琦就太晦氣了，兩個人最後的結局都不太好，特別是桑弘羊，還落了個身首異處，而且都人亡政息。宋朝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意頭不好，總是能避就避的。徐平的理財手段跟這兩個人有根本的不同，他們都沒有改變經濟基礎，真的就是理財。徐平則是完全把經濟基礎改變了，已經超出了理財的范疇，一旦順利推行下去，就將形成歷史的洪流，浩浩湯湯的大勢無人再可逆轉。自然經濟一旦被商品經濟摧垮，就沒有重新建立起來的機會，這才是徐平所倚仗的。

  喝了兩口茶，緩和了一下尷尬的氣氛，徐平才道：“其實說聚斂，說與民爭利，我也深自戒懼。京西路這一年來，官府手裡增加了錢糧是不錯，我更加在意的是百姓手裡的錢是不是比以前多了，是不是吃喝不愁了，日子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學士如果有閑，可以到京西路的民間走房一番，不是我自誇，京西路的百姓，今年過得比往年可好多了！——當然，那些不信官府，非要用小心思鑽空子，結果被人卷了錢財的人另當別論。我說的就是那些鬧事的分司官員，什麽時候偷逃稅算也是民該得之利了！”

  晏殊笑道：“我在西京的這些日子，還是在城裡走動過的。今年河南府大旱，人人都說若是跟往常一樣，不知要有多少餓死，有多少人流離。但今年卻沒有影響，治下百姓不但沒有出現餓死逃荒的，手裡的錢財還比往年多了。僅此一項，就看你政績傑出！”

  “學士過眷，讓治下百姓衣糧無缺，本就是我該做的。”

  “國富則民安，而不是國富則非刻薄聚斂不可。徐平啊，你做到這一點，並且把道理講清楚，把做事的步驟講清楚，足以名留青史了！”

  徐平還年輕，對於名留青史的渴望還不那麽強烈，但晏殊的這番話，還是讓他心懷激蕩。大丈夫在世，高官厚祿又算什麽？有幾人能夠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富國安民策》，說起來李覯確實會起名字，言簡意賅，四個字就把整個政策最重要的內容概括出來了。前世引起商品經濟革命的外國著作，被翻作《國富論》，說起來遠不如李覯這四個字的名字好。國富與民何乾？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就要面對無窮責問。對中國歷史上的理財官員來說，與民爭利就是個魔咒。再加上義利之辨，國用不乏，則就必須被扣上一頂不顧民生刻薄百姓的帽子。不打破這個魔咒，越擅理財越是向火坑裡跳。

  徐平並不奢望能被萬民稱頌，百姓的情緒受太多因素影響，不是做了好事就能夠被立即認可的。當年離開邕州，有當地百姓數十裡雨夜相送，已經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也不敢想象自己再一次得到那樣的待遇。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心安。

  正在徐平和晏殊相談甚歡的時候，楊告從外面匆匆進來，偷偷看了晏殊一眼，見過了禮，小聲對徐平道：“都漕，京城有朝報到了。”

  徐平並沒有注意楊告的神色，都進奏院的朝報五日一發，洛陽這樣離得近的，最多第三天就到了，最緊急的時候第二日就能到，大家早已習以為常。

  把朝報從楊告手裡接了過來，徐平隨口問道：“楊副使，京城裡最近有什麽大事嗎？”

  楊告神色不好，沉聲道：“杜中丞卸任，改為知永興軍。”

  “什麽？”徐平一驚，把朝報一下子握緊。“那誰接掌禦史台？”

  “學士院張學士。原知開封府的程學士再入學士院，接任張學士為內翰。”

  聽到這個消息，本來興致正濃的晏殊臉色立刻變了，一片鐵青。

  呂夷簡忍了近一個月，終於反擊了。杜衍雖然表面上中立，兩派都不摻和，但禦史台的立場實際上偏向反呂的一邊，彈劾呂夷簡一派的奏章，他幾乎從來沒有攔過。朝黨的鬥爭，台諫言官是要地，直接決定著輿論的風向。高若訥和姚仲孫為首的諫院是真中立，禦史台就顯得格外重要，呂夷簡已經不能容忍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了。

  張觀文采非常突出，但為官平庸，徐平剛回京時他就擺平不了炭價的風波，最後知開封府由程琳接了過去。現在他被改任禦史中丞，禦史台在反呂的陣線基本被廢。程琳再次接他任翰林學士。而程琳，雖然不算是呂夷簡一黨，但卻是偏向他那一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