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離去，章得象對徐平道：“沙州僻處西域，人戶不蕃，地方不廣，昭文相公一再叮囑，過於多慮了。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讓其裂土封疆，也無大礙。”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自張議潮起，地方百姓群起響應，趕走吐蕃，慘淡經營一二百年，何也？心向中原，不忘其本。立西平王以應民心，朝廷示其公，設流官治理地方，則朝廷於天下大義也。得兩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費錢糧，公義何在？”

  章得象恭聲謝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別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來，章得象這一聲謝只是客氣，心裡其實並不當一回事，覺得自己在小題大做。本來嗎，隨便找個人立為西平王，還說多麽多麽重要，很多人都覺得可笑。

  這並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選確實是有些隨便，但後來的制度卻不隨便。漢太祖所謂斬白蛇起義，真細究起來，其最初起兵又能夠有多麽神聖？但其一直堅持，最終形成了兩漢四百年的昭昭天命。起步的基礎差，只是開頭艱難，持之以恆總能達到目的。

  立西平王，實際治理權牢牢由朝廷掌控，兩者缺一不可。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適應，與百姓之間沒有緩衝，容易衝突不斷。地方不平靜，便就發展不起來，發展不起來百姓愈加不滿。惡性循環，結果難以預料。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權，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終必然坐大。不要說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還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這樣，說到底是關於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許就是很簡單。關於人是社會性的，還是獨立性的出於趨利避害從而湊到一起來的，形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理論根基。真問起來，誰會覺得這個問題有多麽高深？在很多人眼裡，說不定就真認為想這個問題是吃多了撐的，自己比誰都高明。

  談到歷史，談到政治，有的人會高高在上地拋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連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腦了，還沒有經過社會洗禮。實際上這樣說的人，說不定還很認真地讚同社會主義制度呢。至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個什麽意思，有必要知道嗎？

  不在這個位子上，沒有必要知道。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腦子就必須清楚，一定要知道。不然就會出現制度混亂，互相之間牴牾不清，缺乏可執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辦事，政權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嚴肅性，無法取信於民。按照制度辦事，照著這一條乾，就違犯那一條，照著那一條，就違犯這一條。怎麽辦？覺得自己聰明可以刪一些留一些？刪掉一條就惹出更大的麻煩來。

  從唐到宋，為什麽對於人的性情一直糾纏不休？真是讀書人吃多了不想做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在這種無聊的事情上耗費精力？因為人性的認識，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產主義是基於歷史進程的否定之否定認識的一元進化論，下一個朝代必須比上一個朝代先進，這是理論的根基。事實與理論有出入，也必須硬套進這個理論框架裡。社會主義是認為人有一元的社會性，所以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的充分發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理論家一樣有大量的共產主義信徒，但是認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充分發展，才有可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冷戰的結果已經對這個人性的爭論給出了答案。承認了人性不是一元社會性，而是有兩元的個人和社會兩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承認了人有社會性的資本義國家，最終笑到了最後。不管這個認識是主動的還是盲目的，符合了這個方向的，制度就表現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徐平前世跟許多人一樣盲目。說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邊執行很困難的時候，經常跟身邊人一起發一句牢騷，人家外國怎樣怎樣，就不會這樣。憧憬著有一天，最終也會跟想象中的那個外國一樣，不會再這樣了。

  現在明白了，哪裡有想象中完美的那個外國，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實際的幻想，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詞而已。真按著那個方向去，最終會是一塌糊塗。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導致制度需要不斷改變的不穩定性，和要以一理貫之的任務艱巨性。

  人性認識表現在政治制度中，在農業社會就是人性善惡的討論，到了工業社會，必然會發展到社會性和個體獨立性的討論。這個問題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團亂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識，壓下了這個時代關於人性善惡的爭論。他開始把社會資源向城鎮工商業引導，工業化會很快發展起來，關於人性的爭論還會再起。

  對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廠合不合理？對外掠奪還是實行互惠貿易？社會管理成本是應該由勞動者承擔，還是由資本和資產所有者來承擔？政策取向都會以此為根本。

  得到了帝國主義的好處，便就要承擔帝國主義的一切邪惡，什麽不可避免之惡，都是裝神弄鬼的神棍說法。世間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

  高處不勝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決定其實不被同僚理解。包括宰相和參政在內的很多人，對徐平對一些事情上的認真暗中搖頭，不知道他在想什麽。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確實引導國家在向前發展，不去計較這些罷了。

  殿試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廢除殿試，直接以省試名次放榜。這個說法不是富弼心血來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經提議過。這個建議有其來歷，唐朝科舉實際上是沒有殿試制度的，武則天當政時的殿試不正規，沒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循唐朝制度是一種風潮，不只是科舉，包括官製，一直都有這種聲音。武則天當政，在這個年代的讀書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試，成了反對殿試制度的一個理由。

  歷史上富弼的建議曾經被采納，發出了詔書，只是三天之後詔書便被收回。此次徐平直接把這個建議壓下了，複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獸，但泥古要不得。歷史的進程要向前看，發展到了這個時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經與現實社會不相適應了。包括官製在內，重行唐製都是削足適履，沒有可行性。

  殿試黜落則傷聖恩，濫取則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徐平已經定了，讓殿試落榜的進士可以選擇入禦前忠佐司的將校營參軍，留了一條路，已經夠了。歷史上富弼為相，最終還是借歐陽修，把省試的名額壓了下去，形成了殿試不再黜落的制度，從實際上廢除了殿試。這是這些人對恢復唐製的泥古表現，包括官製改革，恢復三省，都是如此。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沒有必要去猜測他們有什麽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歷史上元豐改製，官製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後悔。看起來改完的制度整整齊齊，實際上跟政治現實不適應，處處都別扭，最終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現實需要制度的靈活性。以為經常變更是制度不完備，非要形成百世不變的制度和官僚體系，是死讀書，忽視現實需要的表現。

  三月二十二，乙醜日，殿試放榜。

  禦試官上本屆進士名次，本以王安石為第一，因為趙禎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決定改為第二。結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韓絳，都因恩蔭而有了官身。制度不允許有官之人為狀元，隻好把王安石改為第四，原第四人楊寘為狀元。

  楊寘繼王曾之後，再次連中三元及第，也無話好說。宰執學士都賀得人，站在前邊的徐平只有苦笑，看著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或許王安石需要這樣的挫折，徐平最終選擇了沉默，看著王安石的狀元飛了。

  依舊例，由次相到瓊林苑押宴。

  回到政事堂，晏殊對徐平道：“相公，楊察是我的女婿，本屆狀元楊寘是其弟，我去瓊林苑多有不便，不如換章相公去？”

  徐平笑道：“押宴代聖上去，哪有回避之理？相公但去無妨。”

  楊察是景祐元年的榜眼，本屆狀元楊寘的哥哥，也是晏殊的女婿。晏殊和楊寘論起來是姻親，不過押宴這種事情，沒有什麽回避的道理。徐平的女婿蘇頌同樣是本屆進士，要回避那只有章得象去了，讓第三相去又顯得不隆重。

  蘇頌因為父親蘇紳在考官之列，參加的是別頭試，最終中乙科。徐平不以為意，只要中了進士，未來前途就一片光明。不說自己這個丈人，前世能記住這外名字，就說明蘇頌未來必有一番成就。而且觀其才學，確實算得上出類拔萃。

  張載、劉敞這些人，因為曾經跟在徐平身邊，參加按徐平思想進行的進士試，全都高中。劉敞中甲科，張載中乙科。

  看著晏殊離去，章得象對徐平道：“楊寘此人，文學高選，事親至孝，此次甚是得人！”

  徐平隨口道：“景祐元年狀元張唐卿，甚多人看好，一樣也是事親至孝。奈何天不假人，其父過世，唐卿哀過於傷，吐血而亡。唉，孝之一字，子曰哀而不傷，甚是難為。”

  張唐卿狀元及第，通判陝州。治下有個叫吳忠的人，父亡而母改嫁，次年亦亡。吳忠盜了母親屍骨，與父合葬，事發被捕。張唐卿以其雖然罪當受刑，而出於孝心，令其到母親改嫁的那一家負荊請罪，結了這一案子。不久之後，張唐卿父親身亡，他悲傷過度，最終吐血而亡，二十八歲英年早逝。

  徐平是有感而發，沒想到一語成讖。數月之後，楊寘未及赴任，母親身亡，他最終悲傷過度，撒手人寰，終年三十歲。

  幾年的時間，兩個狀元皆因為一個孝字，過早離世。凡事都有一個度，一旦過度，再好的事情，也會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