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北，林子軒在奉天轉車，前往蘇俄。

  進入東北的地界，他發覺時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時日本已經開始在東北實施大規模的移民計劃了，這是日本入侵中國的開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廠經商為主。

  在東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軍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東北三省作為軍事基地，為此支持張座霖使東北三省獨立。

  一旦發現張座霖不聽話，就在鐵路上放炸藥把張座霖炸死。

  這就是作為棋子的悲哀。

  林子軒想到以後東北的局勢，心情沉重，等到進入蒙古境內，才算好一些。

  他覺得自己不能老是帶著歷史的眼光看待這個時代，那樣會陷入無休止的苦悶之中，還是要活在當下，積極的去做改變。

  當火車駛進蒙古的時候，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的一個院子裡，幾名女學生正在談話。

  她們相約明天要穿厚一點的衣服，可能會挨打，穿厚了可以頂槍棍，水龍頭澆。

  這幾名女學生都是學生會的骨乾，其中就有許廣評。

  第二日，許廣評沒有直接參與遊行，而是把手頭抄完的《小說舊聞鈔》送到魯訊的住處。

  她放下手稿，準備前去和同學集合，魯訊攔住不讓她去請願，而是留下來抄寫稿子。

  到了十點多的時候，有人來報訊。說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命令軍警關起兩扇鐵門拿機關槍向群眾掃射。死傷多少還不知道。

  許廣評跑回學校，發現她的同學被槍打死了。

  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魯訊所說的“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次政府對於學生的屠殺引起輿論的強烈譴責，魯訊更是寫了文章抨擊政府的暴行。

  大多數人都在譴責段祺睿政府，也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那些鼓動學生遊行示威的師長或者前輩們是不是也要負有責任。

  這人叫做陳原，他在3月27日的《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閑話》。

  在文章裡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過法律手段來獲得公正。

  “這次慘案的主謀是誰。下令的是誰，行凶的是誰，他們都負有殺人的罪，一個都不能輕輕放過。我們希望即日成立特別法庭，徹底調查案情，嚴正地執行各罪犯應得的懲罰。”

  這本來沒有什麽，但他在文章的最後提到了誰該為學生的死負責的問題。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麽鼓動者呢？

  他舉例說女師大有位叫做楊得群的女士，來自湖南。家境不好。

  楊女士在師范學校畢業後，教了六七年書，節衣減食，省下了一千多塊錢，到北平求學。

  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布告。停課一日。叫學生都去請願。

  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回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衛隊一放槍，楊女士跟了大眾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也中彈而死。

  一個好好來北平求學的女子就這樣死掉了，誰該負責呢？

  於是。陳原認為這樣激烈的請願抗議活動就不應該讓女人和孩子參加，那些鼓動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樣的言論在全國一致聲討段祺睿政府的聲浪中顯得獨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評，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動者，認為陳原汙蔑學生的正義行徑，是幫段祺睿政府脫罪，是軍閥政府的幫凶。

  魯訊同樣是一位鼓動者，他曾鼓動青年走掀翻桌子、廚房放把火的決絕道路。

  但是出於私情，也不想見到熟人因此吃虧。

  1925年4月，他在給許廣評的信中這樣寫到。

  “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麽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於無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發了魯訊和陳原之間一系列的筆戰。

  在這種全國輿論譴責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陳原自然在論戰中敗北，成為被人口誅筆伐的對象，還被扣上了反動的帽子。

  後來只能離開北平，遠走武漢，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這一時期，不少作家都寫文章參與討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國的女子》中對犧牲的學生給予極高評價，並稱“‘五四’是解放運動的開頭”，“‘三一八’乃是壓迫反動的開始”。

  朱自青當日就在現場，他寫了《執政府大屠殺記》，詳細記下了三月十八日的情景。

  他說：“這在北京是第一殺！”

  北平的《京報》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道慘案真相，印刷三十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與此同時，林子軒離開北平時發表的文章被人翻了出來。

  當時還沒有人相信政府會犯下如此暴行，現在看來卻不由得讓人心驚。

  林子軒叮囑過平禁亞，無論發生什麽事情，萬象書局要站在學生這邊，所以萬象書局的報紙和雜志刊登的都是抗議北洋政府的文章。

  正是三一八慘案，導致段祺睿政府倒台。

  1926年4月9日，鹿中麟率國民軍以段祺睿暗通奉系為罪名包圍******。

  段祺睿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執政府倒台。

  4月17日奉軍佔領北平，奉軍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

  《京報》創始人邵飄平於4月26日清晨被奉軍秘密處決。

  張學梁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書刊，搜捕反對人士。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他們剛剛打倒了段祺睿，還沒來得及歡呼，卻來了一個更狠的角色。

  張座霖比段祺睿的手段更為殘暴，北平處在極為恐怖的氛圍之中，包括魯訊在內的不少社會名流都上了通緝的黑名單。

  魯訊不得不輾轉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處避難，到五月才返回寓所。

  正因為如此，魯訊在不久之後便離開了他生活了十年時光的北平，南下謀生。

  和魯訊有同樣選擇的人不在少數。

  隨著這批文人的南下，中國新文學的陣地從北平逐漸轉移到了上海，從此揭開了中國新文學全新的一頁。(未 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