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林子軒的想法，《雪國》這類小說看過之後會讓人有輕生的念頭。

  那是一種對人生的懷疑和厭倦，小說中的憂傷和悲哀甚至不是個人的，而是整個時代的。

  後來有日本的文學評論家就認為《雪國》是川端康城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消極抵抗。

  對於那場戰爭，川端康城是不讚同的，但也無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極逃避，通過主觀感覺來曲折反映現實世界中不協調的關系和矛盾現象，把現實抽象化，追求一種超脫。

  於是，小說中在東京百無聊賴的島村才會到雪國去尋找慰藉。

  然而，悲劇是彌漫在整個時代的，他根本無從逃避，所以小說中的主人公無法擺脫“死亡”的哀傷。

  在這方面，《雪國》和鬱達浮的《沉淪》有相通之處。

  兩者都是直接對“死亡”進行描寫，通過對待“死亡”的態度來表現整個時代的悲哀，在黑暗時代中用“死亡”譜寫各自悲涼的人生。

  當然，兩者還是有不小的區別。

  鬱達浮的文字中充滿了痛苦和恐懼，川端康城的文字則唯美而平靜。

  川端康城沒有抒發主人公內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種輕描淡寫的方式把哀傷在細碎的情節中展現出來，讓人覺得寧靜安詳。

  讀者看《沉淪》的時候，會感受到主人公強烈的情緒。

  而看《雪國》的時候，就會是那種淡淡的哀傷，這種哀傷不強烈，但更為持久，讓人久久難以忘懷。

  林子軒不知道鬱達浮翻譯的時候是什麽感覺，反正他寫出來的時候感覺不大好。

  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他來到了廬山的牯嶺，準備渡過一個漫長的假期。

  牯嶺位於江西九江境內，是廬山景區的中心，是一座美麗、別致的、公園式的小山城。

  這裡別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這個避暑勝地本來就是由外國教會的傳教士建立起來的。

  1895年至1920年間，以李德力為首的基督教勢力興盛起來，廬山上僅教堂就有13座，教會派別16個。

  每年夏季，基督教傳教士雲集廬山，常達數百人。

  這些教會組織或舉辦討論會，或開辦培訓班，或商議教會事宜，或傳輸宗教信義，或創立學校、醫院和慈善機關，將宗教的觸角延伸到廬山的每一個角落。

  整座牯嶺上有五百多棟別墅，其中屬於中國人的有一百棟左右，這些別墅都屬於中國的達官顯貴，豪門巨富。

  賽珍珠的父親作為傳教士，出手的比較早。

  1897年1月14日，賽兆祥在這裡買了一塊地皮，蓋了一棟小小的石頭別墅，有著敞開式的外走廊和歐式老虎窗，樸素而淡雅。

  別墅雖然不大，但足夠他們住了。

  林子軒並沒有像其他富商一樣帶著很多仆人，甚至還帶著自己的廚子。

  他隻帶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鏢，保鏢是馮敬堯的手下，用來保護馮程程。

  現在的中國雖然不是到處戰亂，但路上並不平靜，難免會碰到一些意外情況，帶著保鏢心裡會安穩一些。

  至於下人，則是負責他們的日常生活。

  馮程程這種大小姐自小過的就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雖然在女校學習了家政課，但廚藝如何，還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軒未必有品嘗的勇氣。

  何況到了廬山，來這裡避暑的社會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沒有見過，但總有耳聞。

  或許會有各種聚會，有下人打理會輕松很多，沒有主人家親自上陣的道理。

  其實，林子軒想和馮程程過一段沒有人打攪的安靜生活，他本身不喜歡交際，隻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賞風景，晚上看看書，悠然自得。

  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語言，而且付諸實施。

  來到別墅後，布克就帶著一箱子書籍進了房間，繼續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時候才會出來。

  這是典型的學者做派，賽珍珠習以為常了。

  這裡的每一棟別墅都相隔較遠，不會彼此打攪，牯嶺的夜晚非常安靜，完全沒有城市裡的噪雜和紛亂。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裡看著漫天星光，品著紅酒，隨意的閑聊著，倒是一段愜意的時光。

  賽珍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別墅旁邊就有一座基督教的“聖公會”教堂，也是她父親以前經常布道的地方。

  馮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學上學，同樣信奉基督教。

  林子軒雖然不信，但也入鄉隨俗，裝作相信的模樣，時常會到教堂做禮拜。

  在牯嶺生活不可能不和教會打交道，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傳教士來到牯嶺，這裡儼然成了一場宗教盛會。

  賽珍珠偶爾會在別墅裡招待一些相熟的傳教士。

  她就是傳教士家庭出身，所以這種傳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裡，她在寫作的時候都沒有忘記，或者說她是用小說來傳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說中彌漫著濃厚的基督教情結。

  不可否認，在現在的中國，隨著外國列強的日益強大，基督教的傳播愈發的興盛，他們用西方的宗教滲透進中國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遊覽廬山的時候曾說過：牯嶺，代表著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與此同時，在北平的文壇發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時也是一件永遠解不開的謎團，就算到了後世，也沒有人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

  1923年7月19日上午，魯訊回到八道灣胡同的家中，周作仁親手交給他一封絕交信。

  “魯訊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從此，兄弟絕交，不複往來。

  這可以說是民國文壇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後世對這封信更是百般解讀，眾說紛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