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子軒籌備新電影的時候,上海的報紙上開始了一股討論這個時代愛情觀的熱潮。
起因就是他的那本武俠小說《白馬嘯西風》。
林子軒把稿子交給嚴獨賀後就沒有注意,這畢竟只是一部中篇小說,還不到七萬字。
嚴獨賀看完之後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特別的怪異。
第一個怪異在於這是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武俠小說。
在《白馬嘯西風》裡,最重要的人物當然便是李文秀這個女孩子。
全篇故事都是圍繞著她發展,她目中所見,心中所思,全成為故事的情節。
在中國這種男尊女卑的大環境下,不能說沒有以女性角色為主的文學作品,但極為少見。
在戲曲上有《楊門女將》,詩歌上有《木蘭辭》,更有無數描述閨怨的詞作。
也出現過如李清照和朱淑真這類詞壇名家。
但女性文學從來都不是文學創作的主流,甚至是偏的不能再偏的冷門。
在十裡洋場,有些末流的作者為了勾起男性讀者的好奇心,特意用女性的視角和語氣寫豔情小說,這在文壇屬於不入流的手段。
嚴獨賀不相信林子軒會采取這種方式來吸引讀者,他想到了林子軒的《亂世佳人》,也是以女性的視角來講述故事。
這難道是小說未來的創作趨勢?
他不知道的是,自從民國開始,西學東漸、興辦女學、大學開女禁,女子能夠入學,甚至是到國外留學,這讓女子增進了學識,開闊了視野。
由此培養了一批思想獨立的女性文學家。
她們以女性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以細膩而溫婉的筆觸寫出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
女性文學逐漸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潮流。
女性文學和女性解放是相伴而生的。
早期的女作家,如廬音、石評眉、馮沅珺的作品裡那種濃得化不開的迷惘、徘徊、悲涼之氣,便源於這種女性解放的理想與封建古國沉悶落後的現實之間的矛盾。
後來的張愛靈和蕭虹,更多的是對自我的生活,對社會的探尋。
至於後世的女性文學,更是觸及到了心靈和身體的層面,爭取徹底的解放。
林子軒的《亂世佳人》和《白馬嘯西風》恰巧出現在了這個時間點上,又恰巧以女性為主角,可以說是一種巧合,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必然。
這是中國女性文學萌芽和覺醒的階段。
林子軒一不小心扮演了女性文學啟蒙者的角色。
當然,就算沒有林子軒,也會有其他人扮演這個角色,女性文學的覺醒是時代大環境造成的,正如白話文的出現一樣。
胡拾和魯訊也只是時代的選擇。
這兩部小說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特別是在女性群體中,她們喜歡思嘉身上西方女人的直爽,也喜歡李文秀身上東方女人的含蓄。
她們從這兩個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希望。
思嘉和李文秀一樣,都是有獨立思想的女人,不過對於得不到的愛情,思嘉選擇了爭取,李文秀則選擇了放手。
這就是西方女性和東方女性的區別。
上海的女人更容易接觸到西方文化,更為大膽,有些女人甚至給林子軒寫信,想要和他談談人生和理想。
這其中不乏上海交際圈子裡的名媛們。
這些名媛們的生活較為豐富,但內心頗為空虛,她們把林子軒當成了知音,認為他最懂得女人的心,否則寫不出如此讓人動情的人物來。
這些信件成了林曉玲和馮程程取笑林子軒的證據。
在馮程程看來,林子軒真不怎麽懂得女人的心思,在和女人的交往中,有時候甚至是有些笨拙,不知道怎麽應付。
這和上海灘那些周遊在美女圈子裡的公子哥們截然不同。
這也是讓馮程程放心的地方。
不過她不知道,林子軒只是繼承了後世的性格特點,骨子裡想入非非,表面上道貌岸然,典型的有賊心沒賊膽。
嚴獨賀認為第二個怪異之處在於《白馬嘯西風》不像是武俠小說,更像是言情小說,而且是那種虐主的言情小說。
因為它提到了一個命題。
如果你愛的人不愛你,你該怎麽辦?
這就是引發上海報紙大討論的主題,我們應該有什麽樣的愛情觀。
在這個時代,包辦婚姻還是主流,能夠追求自由婚姻的畢竟是少數。
在民國時期,法律上規定了是一夫一妻制度,想要再娶,必須要和原來的妻子離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很多名人都有離婚的歷史,比如徐至摩。
同樣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
這是一個思想解放而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舊思想和新思想進行著激烈的碰撞,從而造就了無數人的悲劇。
那麽在這種環境下,我們是小心的維護舊有的婚姻,還是追求自己的幸福。
這裡要說明一下,雖然民國時期規定了一夫一妻制度,但執行起來比較困難。
因為很多男人都有妾室,後來法律做出補充,取消“妾”這種說法,把“妾”算成是男人的親屬,所以就有了姨太太這種稱呼。
說起來是掩耳盜鈴的做法,但在民國時期非常的普遍。
《白馬嘯西風》在《快活林》上連載了一個月。
讀者們原本非常期待武俠大師金勇的新小說,可真正見到了卻驚訝不已。
這是一個沒有朝代背景,發生在遙遠大漠的一個女孩子的故事,和《射雕英雄傳》這種大氣豪邁的武俠小說不同,這更像是一部愛情小說。
尤其是最後李文秀放手離開大漠,孤零零的一個人返回江南,更是讓人揪心不已。
於是,有人看的憋悶,就在報紙上發文討論李文秀的選擇,對待愛情,要不要放手?
接著就有人說起包辦婚姻的問題,在包辦婚姻之下,我們根本沒有選擇愛情的權利。
還有人對當下離婚的人做出批判,認為是拋棄糟糠之妻,應該受到社會的譴責。
此時報紙上的討論已經遠遠超過小說的范圍,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學者參與其中,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討論愛情和婚姻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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