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仲為母復仇之事是來自史書記載的一個故事：東漢時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親）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毋丘長遂殺之為母報仇，然後逃往膠東。不過後繼的故事和書中不同：安丘縣吏追蹤到膠東抓住了毋丘長，時為膠東侯相的吳祐對他說：“你的母親見辱，這是人情所恥，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你現在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毋丘長以械自系，說：“國家製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這個故事在

  光武帝到和帝九年，大約七十年間，對復仇的控制是松弛的。桓譚曾上書朝廷，力主嚴懲復仇者，但受到了光武帝的冷落，可能是光武帝受公羊學所倡導的復仇思想之影響。章帝建初五年製訂了《輕侮法》，明確規定從寬處置為父母報仇之人。這條法律一直延續了十七年，到永元九年。

  和帝永元九年到東漢末，處於對復仇的嚴格控制期，廢除了《輕侮法》，為父母報仇也要受到嚴懲了。放走復仇之人的官吏也要受到懲罰，如前邊提到的張歆就棄官亡命了。在這個時期，雖對復仇的行為嚴格控制，但權勢之家在殺人後卻可避免法律的製裁，如夏侯、如陽球。

  對兩漢的復仇之風，荀悅曾經做過一番論述：“或問復仇古義也。曰：‘仇，復仇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荀悅認為既要靠法律來約束，也要通過避仇來防止復仇行為的滋長。

  漢以後，有關復仇的法與倫理的關系仍有學者如韓愈進行探討，但他們都受到荀悅的啟發。

  以上內容多引自《漢代社會風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