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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了道醫之後》佛道之爭
  道教在唐朝發展的基本情況
  道教在南北朝的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下已經成為一個較為完備的成型宗教,而隨著南齊道士顧歡的《夷夏論》的出台,更標識著佛道之間的鬥爭進入白熱化。因此,要談之後一個歷史時期的道教發展,不得不兼顧佛教而論。

  隋代的統治者相對更重視佛教,這就使得很多道士產生不滿情緒。隋末,樓觀道士岐暉和茅山宗領袖王知遠都投靠李淵麾下,為其起兵製造了大量的讖緯。加上,李氏作為隴西門閥並非舊有的傳統世族,因而必須要在譜系上找出一個合理的初始祖以壓倒舊世族,而道士們提供了自己的教主老子,雙方一拍即合,唐既然以老子的後代自居,自然不可能不厚待道教。

  唐朝自李淵開始崇道,他曾三次召集儒、釋、道三教人士進行佛道之辯,在辯論無果的情況下,他更直接作出了“道大佛小”的結論。當然了,眼看地位有所下降的僧侶們自然不甘如此就范,於是他們錯誤地找上了太子李建成。而道教的王知遠等則選擇支持李世民。於是,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登基便直接下達了抑佛詔令。頭腦再次不大清楚的眾僧居然又一次上表力爭,表示激烈反對,弄得李世民很不高興,說出了“語諸僧等,明詔即下,如也不伏,國有嚴科”的狠話。眾僧隻好作罷。惟智實堅決不服,結果被當庭痛打。

  到了李治繼位,基本上還是沿襲著前邊“崇道抑佛”的政策不變。這種狀況,在武則天逐漸參與朝政執掌大權後有所改變。武則天的崇佛是眾所周知的。而其背後並不單純只是信仰問題。須知,李唐以老子為始祖,那麽這就意味著道家一門乃是李唐王祚的根本。而要想取而代之扶植對立勢力,最理想的莫過於從信仰根本上給對方以打擊。因此,在高宗中後期至武周時期,佛教的地位急遽竄升,並達到了可以跟道教分庭抗禮的地步。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於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於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作者八卦的歷史菌2019-12-9 22:03:10
  一、《大唐雙龍傳》——從主角升級到佛道之爭

  黃易的《大唐雙龍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瑰寶,小說中寇仲與徐子陵的一路升級打怪邁向頂級高手的歷程和卓越、緊張的戰場描寫可謂引人入勝,黃易將小說人物與隋朝末年軍閥並起、逐鹿中原的各方勢力結合起來的設定更是令人稱奇。在《大唐雙龍傳》的文化內核中,始終圍繞著平民與門閥、佛家與道家展開。為避免篇幅過長,這裡想先集中的介紹書中的佛道之爭。

  寇仲和徐子陵作為書中的雙主角,從書中開始就依托書中的道家秘典《長生訣》和道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二人的練功無不圍繞著無為有法、一靜一動、一陰一陽等展開,比如他們兩的“井中八法”對道家的精神體現最為突出,甚至他們的對手邪王“石之軒”創造的不死印法也處處體現了陰陽、生死的轉化。而書中的一大武林勢力慈航靜齋則是書中佛門的領袖,他們在天下大亂時強力支持李世民,希望能盡快安定天下、和平化解天下大亂的危機,書中不少正派高手都為慈航靜齋所驅馳,佛教勢力可見一斑。

  在書中佛道之爭伴隨到小說結尾,最終看上去似乎是佛家取得了勝利,那麽在真正的歷史中,佛道勢力在唐朝初期(這裡僅指李淵、李世民時期)又是如何演化的呢?這正是本文想和大家討論的核心主題。

  二、歷史上的一場唐朝朝野的佛、道大討論

  不過唐朝初期在確定佛道兩家的具體發展策略時,朝野上下是經歷過一番大討論的,在述說策略前有必要先介紹下這場至關重要的佛道論戰。

  (一)道教勢力的進擊
  當時,太史令傅弈(道士出身,精通天文歷數)在武德四年、武德七年兩次上書唐高祖李淵,他從儒家倫理出發,認為佛教存在諸多弊端,“與百姓無補”、“與國家有害”,指出佛教擁有自己的寺院田產卻無需交稅,佛教徒漸多而無需服役,不利於國家的長遠統治。

  《舊唐書·傅弈傳》:佛於西域,言遙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

  傅弈此舉引起了許多道士的附和,諸如李鍾卿等人也紛紛著書《十異九迷論》等來提供輿論上的攻勢。

  (二)佛教勢力的反擊
  然而,面對道教的輿論攻勢,佛教中人同樣有人挺身而出。當時的高僧法琳素有“護法沙門”之稱,面對傅弈等人的責難,他的應對可謂十分完備,他吸取了先前直接引佛教經典反駁效果不佳的教訓,直接著書《破邪論》。

  在《破邪論》中,法琳論述了佛家與儒家不僅有共同之處,甚至猶有過之,都主張要以五常(佛教中對應的是五戒)來作為行為處事標準,儒家以五常作為人之為人的標準,而佛家則甚至把五常作為來事仍可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認為佛家只是形式上割舍親情、君臣等,但是為了尋找眾生脫離苦海的“大順”:
  《破邪論》: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

  不僅如此,他還著書《辯正論》對《十異九迷論》進行反駁,可謂寸土不讓。

  對道家,其實唐朝初期是和隋朝時期完全不同的態度的。盡管兩個朝代間隔時間很短,李淵、李世民等更是曾經在隋朝為官,但完全不同於隋文帝對佛教的狂熱,他們選擇了尊崇道教、並扶持道家的發展。李淵在位時,便認老子李聃為李唐王朝的祖宗。

  武德八年,李淵下詔確定了道教在先、佛教在後的宗教基本策略:

  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從客禮。令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到了李世民在位後,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出於扶持道教發展需要,再次頒布了《令道士在僧前詔》,再次重申了道教在先的地位:

  ……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當然,與李淵想比,李世民對道家的支持更為明顯,比如他曾經在亳州、兗州等地修建了道家宗廟,還專門安排了經費、人員。

  可以說,道教在這時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

  其實,從社會現實來看,當時佛教已經發展到一個高峰,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道出了佛教的發展迅猛。如果說隋朝是佛教的蜜月期的話,那麽唐朝初期,尤其是李淵在位時期,對佛教就不是那麽友好了。

  李淵登上九五之尊後,不僅如上文所述直接以詔令形式排定了佛教居後的地位,還在武德九年三月下詔《沙汰佛道》,盡管詔書中肯定了佛教的作用,但是對佛教的弊端揭露更多,比如詔書中指出,佛教有“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度”等弊端。而且,由於當時佛教勢力較大,雖然道教也在沙汰之列,但客觀上卻起到了扶持道教的作用。根據《沙汰佛道》詔書,隻京師留三寺千僧,其余寺宇並賜王公,僧徒放還故鄉,可以說若按照此舉,佛教發展將被嚴重打壓。

  然而,這時候事情出現了轉機,由於當年的6月3日,爆發了玄武門事變,李淵被迫退位,李世民即位後為盡快穩定局勢和爭取原有李建成、李元吉勢力選擇了大赦天下,於是佛教又重新恢復了原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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