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無機憑借趙公明的手機聯系，回到了趙公明參加項目後的租住的小房間。

  一本有點陳舊的日記本擺放小房子窗口邊的小桌子上，進入了趙無機的視線。

  “我是95後，從小生活在西北一個國營水泥廠家屬院。這是一個以廠子為中心的封閉“獨立王國”，醫院是廠裡建的，學校是廠裡開的，校服上是廠裡的logo，幼兒園大合唱唱的是廠歌。

  這個廠是上世紀50年代156工程的產物。當時，為了解決工業基礎薄弱的狀況，國家在老工業基地東北以外的BJ、西安、蘭州、包頭等城市，建設了上百家廠子。我家在的這個廠，建在甘肅某個偏僻鎮子上一個荒無人煙的土坡，建成不久後，實現了水泥窯技術突破，曾經將成噸的水泥運向全國各地。

  放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是一批奠定了國家工業基礎的廠子；而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生活空間。

  廠裡的俱樂部，在此挺立了半個多世紀，承包了影院、禮堂、球場、閱覽室等等功能。

  首先是語言，因為匯集了不少東北工人，我們廠流行一種東北味普通話，比如，“這個本子三毛錢”，三是二聲。後來有研究者說，這是一種屬於廠礦區的“語言島嶼”現象。初中，我進入本地一所廠外學校，才意外地發現，同學們說的居然是本地方言。在這所學校，即使同在一個西北小鎮，我依然深深感覺到異鄉人的孤獨。

  講回我們廠區家屬院，它分為南北兩部分，中間由一個天橋連接，走路需要二十來分鍾。天橋下面是當地牧民和他們的奶牛的神秘領地，我和發小們有時會背著家長偷偷下去，為漫山的牛糞和土磚下藏著的螞蟻蛋興奮半天。

  我家在廠區北邊，天橋下人行道的另一側，是一片用來隔離工業粉塵的白楊樹林，我和發小曾在樹林裡種下幾棵白楊樹，希望它能長成大樹，結果被野豬無情地吃掉了。廠區南邊居民樓更多，也更繁華，有學校、職工醫院、俱樂部、燈光球場、小市場。

  在這裡，大人們要麽來自隔壁車間，要麽是樓上樓下，一個小孩他爸媽是誰，做什麽的，家裡有過什麽風流往事，大家都門兒清，即使不認識，一翻廠區通訊簿，也能聯系上：通訊簿上，按姓氏排列，所有職工的手機和座機號都有。在我的成長記憶裡，廠區在通信上一直是走在時代前列的，比如社會上流行小靈通，廠裡就發小靈通，社會上流行手機，廠裡就發手機。

  我讀三年級時，有一次不小心拿錯別人的作業本，媽媽翻開這個通訊錄，靠盲猜對方家長的姓名，打了一通電話過去，果然是。聽聞消息後的對方家長騎著自行車，一路風塵仆仆來取回本子，沒耽誤家裡小孩寫作業。

  我的發小當然也來自廠區。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媽媽說樓下來了新鄰居，隨後就看見一個小女孩躲在她奶奶身後探頭探腦。後來我和這個小女孩成為了同班同學，變得親密無間。每年大年初一，我們先敲響對方家的門，看看彼此的新衣服，秋天白楊落葉，我們一起用落葉根莖玩一個“扯牛筋”的遊戲。盡管後來，我們選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依然共享了獨一份的廠區童年，成了親戚一樣的關系。

  不光這個發小，今年過年，我去另一個發小家做客，她的家人依然能叫得上我姥爺的稱號：“劉工”，並激動補充，“你姥爺和她爺爺埋在一起哩！”雖然大過年的，聽到這句，我們都沉默了。

  但這確實道出了老一輩廠礦人的生活軌跡：在職工醫院出生，在子弟學校上中學，如果沒考上大學，就繼續在這上技術學校，畢業後回到廠裡工作，最後在廠裡的太平間結束一生，和熟悉的工友埋在同一個熟悉的山頭。

  回憶廠區生活，有過非常快樂的時日。每天早晨，廠區會播放純音樂，雖然不知道曲名，但我爸爸至今能彈出那些“廠裡早上放的歌”。

  我和發小，曾用四葉草纏繞丁香樹乾，做成植物門簾；每周我們還聚一起，用大人穿破的絲襪，給芭比娃娃做抹胸晚禮服。聖誕節，我們會去廠區賓館二樓開的歌舞廳裡偷摘聖誕樹上的小禮物。

  尤其廠子飛速發展，上市融資後的幾年，每年發給員工們的肥皂、洗衣粉、手套多到用不完，電影院、書店、球桌廳裡總是人滿為患。廠裡一度每年都有聲勢浩大的煙花表演，那至今仍是我看過最熱鬧最炫目的煙花表演，表演總是以一排“母公司恭祝您新年快樂”綻開在天上而結束。

  在這個歡樂的世界裡，就連住在天橋橋洞裡的一個傻子叔叔，每天拉著架子車，到廠裡撿垃圾時，也是笑容滿面的——好像不論什麽樣的人，都能在廠裡謀得一份差事，養活自己。小孩們放學後，甚至經常和傻子叔叔一起走，有的幫他推架子車，有的聽他講故事，順便再從車裡拿走幾個看得上的垃圾。

  這裡連“較量”都是簡單的。我讀小學時，學校裡分幫派，南邊的是一幫，北邊的是另一幫；走乾淨安全的天橋的是一幫，走橋下塵土飛揚大馬路的是另一幫，大家暗自較勁的，不過是誰走得更快，更早進到家屬院。贏一次，就能沾沾自喜很久。

  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真實的痛苦曾經是隱而不露的：比如小時候，有次出教室，看到空中漂浮著白色片裝物質，我們以為是雪，但經驗老道的老師們知道，是工廠汙染，叫我們趕快跑回教室。還有一年，廠裡很多人都說，一位工人高空作業，掉進礦坑。真實情況不得而知，大家只看到，第二天家屬院前來了很多黑色小轎車，聽說是領導來談賠償了。

  後來，和所有那些曾經地處偏僻，龐大臃腫的廠礦一樣，屬於我的“母公司”故事也開始走向完結。2006年，我們的子弟學校收歸當地教育局，學校的牌匾換了，名字換了，校服換了。從2010年開始，幾代職工家庭陸續搬走，去縣城，去省城，所剩的人越來越少。從五湖四海來的人，最後又回到五湖四海。

  我們全家也搬到了距離廠區很遠的一個城裡，進入新學校，新生介紹時別的同學都說自己來自某市某縣某區，我只能說我來自“某某廠”。同學後來談起我，說的也是“她是某某廠人”，好像在他們心裡，“某某廠”是和縣、市、省一樣正常的地理區劃。

  為了融入大家，我也嘗試過和大家一樣說方言，但失敗了——我說得太不標準，自己別扭，別人也聽不懂，最後索性破罐子破摔，不說了。一些學校裡的小混混為此“約談”過我，“你怎麽總是說普通話，別裝逼行不行？”。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明明是在自己的戶籍地，我卻像個異鄉人。也是從那時候開始，事情開始露出端倪：作為廠三代的我，作為最後一代廠礦子弟的我，無可避免的成為了一個文化孤島。

  和前兩代廠礦職工不同，成年後的我，做了一份完全和廠礦沒關系的工作，開啟了在廣州、BJ的漂泊生涯。因為永遠講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極少有人能辨識出來我來自哪裡，就像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故鄉到底算哪裡。

  這些年，我像柳絮一樣漂到哪就適應哪，後來學了一些時髦的話，說自己是一個真正的“世界主義者”。但事實上，那是因為我對任何一個地方都沒什麽歸屬感。我沒有真正融入過任何一個地方——除了那個在地理位置上屬於甘肅某個山坡上的廠區家屬院。

  很多甘肅人在春節返鄉後，都會曬出一碗牛肉面。我也曾試圖在牛肉面身上建立我的懷鄉之情，但發現有點難——牛肉面講究“一清二白三紅四綠”，而我既不愛吃麵，也根本不能吃辣（紅）。我對牛肉面最深刻的記憶，是有一次在餐館點面，忘了叮囑不要放辣，結果被辣得當場痛哭流涕，連衣服上也被濺了不少油點，吃得非常狼狽。此後，我非必要不約人吃牛肉面。

  我很羨慕那些能用一頓牛肉面抒發鄉愁的人，他們是真正有故鄉的人。他們從小在這裡長大，會說地道的方言，即便街道景致年年在變，但生活方式不會變。而我熟悉的生活方式，早已隨同廠礦大院，消失不見。

  這個春節，我和發小們想回廠區聚聚，發現母校的樓沒了，四合院變了色，以前總是舉辦歌唱大賽、籃球大賽的燈光球場，沒什麽人了；熱鬧紅火了幾十年的小賣部、小市場，都拆了；廣場前的地燈不知道被誰砸了，不亮了。熟識的領居更是不在了，坐在門口的陌生面孔盯著我們——我們意識到，我們好像才是外來者。

  這讓人放入陷入平行時空：難道我們經歷過的那些，都是假的嗎？當然不是假的。後來我發現，全國還有很多人經歷過這樣的“平行時空”。導演林鑫曾用整整三部紀錄片，記錄下了同為一五時期項目“西北銅川礦務局”裡發生的一系列故事，調查了廠區一起沉重的礦難。在王小帥的《青紅》，賈樟柯的《二十四城記》，王兵的《鐵西區》裡，也都能看到三線建設時期的廠礦生活。

  脫口秀演員李誕在和許知遠的對話中，也講述過自己在NMGXLGL一個草原深處燒鹼礦廠的生活：集體生活，天南海北，樓上住著上海人、兵團人，吃著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海鮮，“小時候什麽都有，但後來礦區很快蕭條了，狗比人多”。

  寫作了聚焦廠礦生活一書《子弟》的作者潘一擲說，有一種故鄉，叫做“咱們廠”，“作為工廠最後一代子弟，他們少年時目睹過工廠倒閉和父輩下崗，早就知道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很多人飛向城市飛向沿海，尋找物質上的現實安全感，有的落戶在城市裡，更有的移居海外。從集體生活，走向相反的獨立的原子化的生活。”來自孤島，來自那些“獨立王國”的人們，最終成為了孤島。

  想起幼年時代，一個印象是，眉頭中間貼著小紅心，塗著鮮豔口紅的自己，在大聲唱著廠歌。二十多年後，廠歌的旋律依然能脫口而出。為了考證自己記得準不準，我還專門去搜一下，沒想到視頻網站上真的有這首歌，是一個成年後組了樂隊的廠礦子弟演唱的。視頻下面，每年都有新的用戶評論發布，感慨從前。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和我一樣，前奏一響起來，就有點想哭。我意識到，那可能就是“故鄉”的感覺。”

  “這就是我找不到歸宿而成了流浪漢的原因，我其實知道數字生命項目的危險，但我還是參加了，你如果看到這段文字，也就證明這個危險真的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