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集團被譽為美國最聰明的一個資本運作機構，總在股市崩塌之前成功地撤退並且順便做空股市，賺了一大筆錢，每次都是如此，從來就沒有意外發生的時候。如果把高盛集團比喻成一個群體，那麽他們的嗅覺總是最靈敏的，總能投機取巧，大發橫財，還包括了這一次。當輿論一邊倒的時候就意味著危機即將出現。果不其然，由於證監會與多方的專業人士在媒體報紙上公開質疑德意志銀行的財政狀況，市面上蔓延了恐慌的情緒，不再有人購買德意志銀行發行的債券，不僅新發布的債券沒有人關注，舊的債券都有客戶在市面上大面積拋售，一時之間的連鎖反應造成了股市的動蕩。德意志銀行隻好以維護系統為借口，鎖定了交易系統，既不能拋售也不能買賣，暫時拖延著債券的價格下跌。如果說多方面的社會人士希望德意志銀行倒閉，那麽高盛集團則是背地裡給了德意志銀行一刀，轉手就賣隊友，提前一天拋售所有的債券。於是，A級債券在市面上的違約率一下子飆升到18%，這對於風險對衝基金的專業人士來說是很難忍受的，可是它的確這麽發生了。

  莫妮卡與花旗參銀行簽署的對賭協議，不少人站在了花旗參銀行這一邊，只要債券的違約率沒有如期而至，他們就會從合約裡賺到更多的錢，而莫妮卡則虧損更多的資金，而且還要自己填補缺失的空洞，一個無底洞，只要違約率沒有出現，她就要不停填坑，除非她願意終止合同，可是這樣她之前投進去的錢就全部蒸發了。要終止合約就需要很大的勇氣。

  現在情況正好逆轉了，違約率出現了，莫妮卡的對衝基金已經在盈利，而站在她對立面的那些人卻不停在虧錢，也包括了花旗參銀行旗下的一些經紀也在跟著虧錢，她們認為德意志銀行不可能有問題，現在她們知道，她們不可能沒有問題。

  莫妮卡在辦公室裡，打開電腦，盯著股市的行情，眼看著違約率的飆升在以0.12的速度在往上蹭她就覺得很欣慰，起碼她這一次沒有賭錯。她打開音響，播放著交響樂，腳步情不自禁跟著節拍跳動起來，此時此刻的她可以說是痛並快樂著，快樂是因為她很快就要得到一筆財富；痛則是因為她意識到美國的經濟已經快要崩塌了，社會問題將會源源不斷地出現，她得到財富的同時也在擔憂社會的人心思變浪潮。

  她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開心還是難過，總之就是忘我地和平共舞。

  此時黑澤明已經在門口等待著她，她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於是就趕緊關掉喇叭，調整了自己的狀態，黑澤明還不太明白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他有點尷尬地問著：你剛才在做什麽？
  她撐著桌子，大腦在飛速旋轉著：在跳舞，我今晚要去參加一個舞會。

  “為什麽你的辦公室裡會有音響設備？”

  “這很重要嗎？”她不禁抱怨。

  他安靜了。她隻好解釋：好吧，我偶爾會感覺到很大的壓力，我需要點音樂放松自我。

  “是嗎？這真的有效嗎？要不我也安裝音響設備在我的辦公室裡吧。”

  她趕緊製止他：聽著，這一套方法並不是誰都適用的。你來找我有事嗎？

  “噢，我差點忘了，明天就是第五次審訊，可是由於上一次辯方律師無緣無故申請延後審訊，我認為他應該是找到了新的線索，可是我看了辯方的證物清單上沒有更新，證人的名單也沒有新的增加，你說我們要不要改變策略呢？”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煞費苦心地問著：你很害怕他嗎？
  他摸了摸後腦杓：貌似並沒有吧，為什麽這麽問？

  她今天系了紫色的領帶，看起來很耀眼，那朵花真的很精致，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領帶的上面，她一字一句地問著：換了是以前的你，你會怎麽做？
  他不以為然地說著：無論發生什麽事，我都會使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這件事，只要程序合法，我就問心無愧。

  她跟著附和：對啊，這就是我們的職責，只要程序合法，我們就問心無愧！做公訴律師最害怕的就是夾帶私人感情，認為做檢控就一定要成功入罪。其實並不是這樣的，過度偏往一個錯誤的方向只會適得其反。所以拜托你不要對這個案件帶有太多的私人感情，沒準他真的是無辜的呢？當然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測。你的職責就是讓我覺得我的猜測是錯誤的，是不理智的。

  他點了點頭：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前腳剛要離開，轉眼又回過頭問她：你的領帶很精致，是如何做到的？

  她不知所措地勉強回答：我在跳蚤市場發現的，該死的，那裡的東西可真夠便宜的。

  他表示讚同：說得非常好。

  在第五次審訊裡，黑澤明仍然是主角，很顯然莫妮卡不會再插手這個案件的審訊工作。

  黑澤明一直在思考，辯方律師到底發現了什麽線索呢？還是說他是故弄玄虛？

  麥卡倫的笑容讓他渾身感到不自在，他拍響著桌子：法官大人，我要求傳召波利亞出庭作證。

  波利亞是烏克蘭人，前兩年移民到美國，不過準確來說也不算移民，她是以工作簽證的身份來到美國，努力打拚了一段時間，咬著牙關在加州買了房子，每個月都要償還貸款，工作簽證大約是6年就要重新簽一次，由於美國的移民政策每一年都會改變，可能現在是民主黨執政，工作簽證可以讓她逗留在美國；換了民主黨執政可能就不能續簽，到了那個時候就會將她遣送回烏克蘭。在俄烏戰爭結束之後，烏克蘭地區的城市被炸得稀巴爛，基礎設施也遭到嚴重的破壞，通脹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作崗位也在消失，就業十分困難，最簡單的食物供應都無法做到。她在美國定居以後就立馬迫不及待買了房子，她認為只要在美國投資了房子就不會被遣送回烏克蘭，再說了，她一直在努力學好英語，而且刻意改變自己的口音問題。她很害怕被遣送回烏克蘭，所以她很努力工作，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不敢參加罷工，不敢反抗美國政府，她在忍受著命運對她的嘲弄。

  波利亞宣誓的樣子則是十分虔誠，眼睛裡有淚光，不少陪審員對她的觀感還是不錯的。

  黑澤明：根據你的醫療記錄，你在三個月之前發生了一次比較嚴重的車禍。

  波利亞：是的。那一次可以說是生死攸關，那個家夥就好像沒有睡醒那樣，朝著我的方向撞過來，我的左腿被嚴重撞傷，現在走路還不是很方便，或者說沒有之前那麽靈敏，都不知道會不會有後遺症。

  黑澤明：當時你被撞傷之後，第一時間的反應是什麽？
  波利亞：當然是打急救電話。那個家夥撞傷我之後就逃跑了，當時路面上沒什麽人，我又受傷了，我只能拿出我的手機撥打了急救專線。

  黑澤明：哦，效果如何？

  波利亞：爛透了！

  黑澤明：怎麽說？
  波利亞：我跟接線員說了很多次，我在華爾中心街道的左側大橋的交通道路旁邊，我受傷了，需要救護車的救助。可是那個家夥卻一直在嘗試轉移話題，要麽就說聽不清楚，要麽就是不熟悉加州的地形，不知道我所說的位置在哪裡。我告訴他，我的手機比較智能，有GPS定位，只要搜尋我的手機號碼就能找到我的具體位置；實在不行，就派一輛救護車往華爾街道這個方向開過來就能找到我。結果他卻告訴我，如果沒有詳細的信息他是不會隨便派遣救護車，還指責我描述地理信息不清不楚，認為我在故意搗蛋。

  黑澤明：最後是怎麽處理的？
  波利亞：最後還是由一個碰巧經過的好心司機將我送去醫院，我才不至於橫死街頭。說實話我真的沒有見過那麽死板的接線員。具體位置的信息我都已經說得很清楚，衛星定位也能找到我，導航路線我也給了他方案，可是他卻還在一個勁說我提供的信息不夠完整。死也不肯派車過來，我差點就死在馬路邊，你敢相信？

  麥卡倫大概已經猜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事情了。

  黑澤明：那天那個接線員是誰，你還記得嗎？
  波利亞：我當然記得，我後來還特意去投訴了那個接線員，他的名字叫羅素·修托。

  眾人紛紛將視線轉移到被告的身上。

  黑澤明：你見過他嗎？
  波利亞：見過。我投訴他的時候，我們見過面，準備要協商的。

  黑澤明：這個人是否在法庭上，如果在，麻煩你指他出來。

  波利亞：就是坐在被告欄裡的那個家夥！
  黑澤明：你很肯定就是他？
  波利亞：是的。

  黑澤明：法官大人，我暫時沒有其他的問題。

  麥卡倫：根據你當日的受傷情況來看，你的大腦在碰撞地面上的時候受到了嚴重的震蕩，醫生診斷為間歇性的意識模糊。既然你的大腦受到過嚴重的震蕩，你怎麽確定你當時沒有描述得不清不楚呢？
  波利亞：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最清楚，我很肯定，我當時的意識是很清醒的。

  麥卡倫：是嗎？你出事那天是星期幾？

  波利亞：這個我沒有很認真去記。

  麥卡倫：幾點鍾發生的意外？

  波利亞：我不記得了。

  麥卡倫：事後你是不是委托了律師，向我當事人索償？
  波利亞：沒錯，我的確這麽做了。我的醫療帳單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我找他要賠償也是合情合理。

  麥卡倫：照這麽看，你似乎找了一個不怎麽靠譜的律師，行政訴訟最後是失敗了，你一分錢也沒有拿到手，還是欠債了，對吧？
  波利亞：是的。這糟糕透了！本來我可以上訴的，可是我再也付不起律師費，我只能作罷。

  麥卡倫：你是不是很憎恨我的當事人？在你的潛意識裡，是我的當事人害你受傷？是我當事人害你拿不到賠償款？
  波利亞：如果不是他工作效率慢，一直在敷衍我，我的腳就不會因為送院不及時而留下了後遺症！
  麥卡倫：所以，你就決定出庭作證！一心想要報復我的當事人！是不是！

  波利亞：我沒有！我沒有！一件事歸一件事，他身為一個接線員，的確工作不到位，而且很兒戲！
  麥卡倫：親愛的，我想，你當時是腦震蕩了，所以有些事情你記錯了。

  波利亞：我沒有！我沒有！（烏克蘭語）
  麥卡倫：你們看，證人的情緒已經失控，我相信此時此刻的她再也不適合出庭作證。她的供詞是不應該被接納的。

  黑澤明氣得要把鉛筆給掐碎了，他明明知道急救中心不可能提供涉案之外的錄音片段，辯方律師就可以心安理得汙蔑證人當時的記憶出現混亂。

  麥卡倫：法官大人，我暫時沒有其他的問題。

  法官挑動了眉毛，低下頭在記錄著。

  黑澤明傳召的證人再一次被擊垮，當然並非完全擊敗，他還是有希望勝利的。

  他跟波利亞走出法院，她倒是很沮喪，表現得很愧疚：很抱歉，是不是給你添麻煩了？

  他想了想，拉著她的手臂：不，親愛的，你不能這麽想，不要理會辯方律師所說的那些廢話，基本上他就是在混淆視線。

  她信誓旦旦地說著：“我很清楚，我當時沒有腦震蕩，我的意識很清醒。”

  他抓著她的手臂則更緊了：我相信你，可惜我們不能調取急救中心的錄音帶作為呈堂證供。

  她很哀傷地說著：“那樣太可惜了。我還以為可以給那個家夥增加不少麻煩呢。”

  他看了她5秒鍾，突然問著：原來你是金發的，我一直沒有發現。你確定你不是俄羅斯人？
  “不，不過我的確有俄羅斯人的血統。”她笑著說。

  “行吧，其實我這一次還是非常感謝你能站出來指證他，盡管效果沒有想象中的那麽好，但是對於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好吧，我得回去了，有需要可以隨時找我，我就不相信那個家夥可以逃掉法律的製裁。”她跟他簡單地擁抱了一會。

  “你要去哪裡。”

  “曼哈頓東區，我在那邊買了房子。”她幾乎是很興奮也很自豪地說著。

  “買了房子？租房不也可以，為什麽非要自己買一套呢？”他好奇地問著。

  她勉強擠出一個笑容：“我希望成為美國的合法公民。”

  他拿出一根香煙，叼在嘴裡，點燃了煙草，眯著眼睛問著：不打算回烏克蘭了？
  她苦笑著：那麽糟糕的一個地方，誰想回去呢？根本看不到希望，我想要的東西，烏克蘭根本就給不了我。

  “哦，是嗎？”他彈掉了煙灰，把香煙夾在手指的隙縫裡，饒有興趣地問著：你想要什麽呢？在烏克蘭裡。

  “自由，最基本的自由，烏克蘭都給不了我。我要求的也不多。”她在身上尋找著香煙的蹤影，找了半天也沒有找著。

  “噢，自由可真是一個空泛的名詞。”他的香煙快要燃燒殆盡。

  她立馬把他手裡的香煙搶過來，含在嘴裡猛地吸了一口，頓時便感覺像騰雲駕霧那樣：我啊，現在就很嗨。

  他譴責她：你這樣很不禮貌。

  她無所謂地嚷著：“我的煙癮上來了，哪裡還顧得上禮儀這種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