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取消了總統的制度，聯邦製就更加松散，士兵只聽從軍隊，而軍隊又吵著鬧著要獨立，但凡在阿富汗有任何的部署，總有一部分人跳出來喊反對，厭戰的情緒普遍高漲，時勢變得越來越混亂，商人渴望一個穩定、寬容的環境，他們渴望有一個總統站出來穩定時世，然而當總統制度被取消那一刻開始，他們就明白，不可能回到過去的制度。時代只能往前推進，後退或者開歷史的倒車都不可能的，那樣等於與全世界為敵。

  華爾街的經濟狀況卻在美國最糟糕的時刻變得越來越繁榮，股價一路推高，房地產的價格也越來越高，政府要員對此十分不滿，他們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公然在媒體記者面前狠狠痛斥美國現狀：
  “我們生而平等，不僅僅是自身價值，還有享受一切的平等權利。有的東西很貴，我們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價將其拿到手，可是當我們都拿到手以後，難道我們心裡不會產生疑惑嗎？一些本來就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為什麽要拚命付出才能得到？不覺得很可悲嗎？我們必須要反抗！必須要拿回屬於我們的東西！“

  美國已經亂套了，然而對西區城市的掌控仍然很嚴密，官方的媒體不允許報道對美國不利形象的內容。

  東區的政府則處於高度控制狀態，出入有人盯著；在互聯網上與陌生人聊天也有監督的電腦軟件；但凡一些關鍵的英文字母被識別，產生反應，那些用詞就再也看不到，會隱藏也會被刪除。通訊設備都自帶定位功能，只要你使用了這些設備，都能準確定位到你的位置。未來的追蹤芯片絕對是一大流行的趨勢。美國方面已經在按照計劃製造這些芯片，沒多久就遭到民眾的反對，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想要監聽、監視與監督民眾的想法與生活，實在是太恐怖。因此帶有不可控制的定位功能的設備都會遭到抵製，哪怕在當地上市，也會被搗破。

  美國幾乎每個星期都有記者招待會，曝光度很高；西布達拉美宮也是同樣，不過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並不是什麽政要人物，而是一個囚犯—阿瑟。

  自從在東區的城市發現了傑克·帕克森的屍體之後，轟動了整個司法界，法律界的律師們立馬就坐不住了。阿瑟被控告的罪名中，其中就包含了在西區的郊區謀殺死者，但是屍體一直都沒有找到，警方沒有放棄過尋找死者的屍體，自然而然，外界的人絕對會聯想到死者的屍體就藏在西區的某個角落，那是無容置疑的。然而現實中卻是，死者的屍體在東區被找到——準確來說，是被一場雨給衝了出來，屍體重見天日，卻狠狠打了司法界公職人員狠狠的一巴掌。光是從表面跡象來看，就可以百分百證明，阿瑟是無辜的，他被冤枉了。一群律師界的精英就利用媒體的渲染力量，將阿瑟渲染成一個失敗的司法制度的犧牲品，將他描繪成一個受害者、可憐蟲、受盡生活折磨的流浪者。他們認為阿瑟應該站出來，向媒體傾訴憤怒的情緒。

  於是，他就這樣重新出現在廣大媒體的視野中。第一次穿著正式的服裝，很嚴肅，極其富有感染力地進行著演講：

  “今天我可以站在這裡，我覺得很高興，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這個社會已經將我拋棄了。他們不相信我，懷疑我，鄙視我，甚至孤立我！當日法庭宣布我的謀殺罪名成立的時候，我的內心是極其痛苦與沮喪。我當時狠狠抓著可以抓住的物體，對著法庭裡的所有人大聲呼喊：我是無辜的！我是無辜的！絕對的無辜！然而他們卻喜歡扮演聾啞人，既聽不到我的聲音，聽不到我的哀嚎，也不願意替我伸冤！替我說一句好話！我的行為被當成一個白癡，一個精神病人！在他們看來，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笑話。我有想過要越獄，報復社會！但是這個念頭僅存在我大腦裡不超過一秒鍾就消失了。為什麽會消失？我想了很久，終於讓我想到了，而且還是很不容易的那種，我不是想報復社會，我要證明給這個冷漠的社會看，我不是殺人凶手！我是冤枉的！我必須要證明我自己！我就是我！不是別人！因此在監獄裡，我從來沒有放棄過修讀法律，我在圖書館借了很多關於法律的書籍，而我的朋友每年都會在聖誕節來探望我，順手給我送一本法律的書籍。我的朋友對我很好，因此我沒有想過要放棄。我鑽研法律，不斷向法院申請要上訴，然而我的上訴沒有一次是成功的，我嘗試了足足兩年，絲毫沒有動搖的可能。他們的信仰還真的堅定，老底都被拆穿了，卻還能自己騙自己。本來我還以為這一輩子都沒有希望，看不到未來，注定要在監獄裡度過余生的時候，幸好，上帝在憐憫我，他賜予了這個世界一個災難——一趟洪水。洪水摧毀了不少的基礎設施，衝垮了山林裡的泥土。一副被埋藏多年的屍體就這樣被衝了出來。警方一直以來都找不到的屍體居然出現在東布達拉美宮，但是我卻在西布達拉美宮被控告謀殺！這合理嗎？不！並不合理！它不能存在！絲毫沒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不過事情還是發生了。沒想到一趟洪水居然可以證明我是清白的，我覺得很滿足，至少目前的狀態是十分美好的。我今天站在這裡，就是要告訴那些堅稱我殺了人的一件事情，你摧毀不了我，你就會很麻煩。地方法院已經接受了我的上訴，當然他們也不得不接受，沒有人會與全世界作對。我今天要說的話就是這些，謝謝。還有，我很肯定，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黑澤明在家裡，通過電視機屏幕親眼看到了阿瑟在記者面前的演講，可謂是鏗鏘有力，具有迷惑群眾的力量！現在全世界都覺得他是無辜的，當他是受害者，他說什麽也有人相信。他就是號召力的保證。他沒想到，現在的阿瑟居然充滿了信心與乾勁，與過去癮君子的形象產生了顛倒性的轉換。簡直就像脫胎換骨那樣，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的感覺。他那麽自信，是不是背後有人在策劃這些呢？黑澤明心想著。

  辛波斯卡弗關掉了電視機：不好意思，孩子剛剛睡著，我怕電視機的聲音會吵到她。對了，你要喝什麽？
  柏妮笑著說：牛奶就行了。

  她好奇問著：不喝咖啡了？

  柏妮解釋著：最近老是失眠，喝多了反而睡不著。

  她抱著孩子回房間了。

  黑澤明倒是表現得很苦惱，躺在椅子上，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她問了句：是不是害怕了？

  他搖了搖頭：沒有。只是我有種不好的預感。

  “不能貿貿然因為一副跳出來的屍體就認為他是無辜的。這件事情我覺得沒有那麽簡單。”她安慰他。

  “你調查了什麽？”他很冷靜地問著。

  “還是你比較理智。”她對他讚歎不已，開始在客廳的范圍裡走動著，說話的語氣就像在講故事那樣：

  “其實呢，驗屍報告早就說明了所有的問題。控方當日可以成功入他的罪，完全是基於一位目擊證人的供詞。根據目擊證人的說法，死者是死於失血過多，被利器刺死，這一點我相信你還記得很清楚。然而事實卻是，死者是死於槍械，頭骨裡發現的子彈以及金屬殘余粉末就能證明證人當初在法庭上說謊，給假證供。至於她為什麽要說謊呢？這就很關鍵了。而且我還查到，證人在出庭作證之後的第二天就匆匆忙忙坐飛機去了荷蘭，後來又去了丹麥，三個月之前在柏林定居，不過具體的住址還沒有找到，只是找到她在柏林的消費記錄。我們準備明天就去一趟柏林，希望可以找到她，這樣就可以利用搞清楚她當初為什麽要說謊。究竟是阿瑟故意安排的還是別的原因。只要找到她就一切真相大白。”

  黑澤明隱約預料到自己會有麻煩，情緒上很抑鬱，只是說了句：你去找她回來吧，不管怎麽樣，我會向法官大人求情，盡量不會因為假證供的事情起訴她。

  她笑了笑，感覺他對她很信任，轉眼她又說著：不過明天去柏林是秘密行動，只有我與另外一個同事一起去，盡量低調，不會走漏風聲，這樣就能確保消息不會泄露。

  他這才反應過來：你是擔心有人對她不利？

  她點了點頭：如果她是受了別人的指使，我相信她背後肯定還有更神秘的幕後玩家。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

  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麽，仿佛在這個時刻，只有她最冷靜，這一次他只能指望她了。他很難才說服自己說出那樣的話：這一次真的很感謝你。

  “先別感謝我，等我回來再說吧。”

  她告別了他，他回到房間，看到本來應該睡覺的女兒卻睜大著眼睛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

  辛波斯卡弗只顧著逗孩子玩，全然沒有注意到他的狀態是多麽的沮喪與寂寞。她的注意力已經不在他的身上，有的時候他還挺羨慕自己的女兒，最起碼還有人關心有人寵，他就變得孤立無援。要不是還有柏妮在支持他，他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

  他想起那天詹斯一陣臉紅一陣臉白，想發怒又發不了的樣子真的很可笑，他還譴責自己：當初我都告訴你了！沒有找到屍體是不能貿貿然提出起訴的！現在好了！你成功了，但是屍體在別的地方被找到，致死的原因與你描述的完全不一樣！萬一有什麽事情，我可救不了你。他很明白，這個時候獨善其身比什麽都重要。就在昨天，他已經受到了出席聽證會的邀請，光是一個星期就有12個聽證會；律師大公會的人紛紛找過他聊天。聽他們的語氣就是不相信他，同樣的問題問了無數次，他很厭倦不信任的態度，然而聽證會卻是無法拒絕的。他希望盡快平息這一次的風波，否則帶來的影響將會是不敢想象的。

  柏妮走到樓下，開著自己的車，正準備離去，機票她都準備好，正當她在得意洋洋，為自己天衣無縫的計劃感到非常完美的時候卻不知道他們的談話內容已經被珍妮特監聽。

  她得知了他們的下一步計劃，比他們提前了許多，去了柏林。她不僅從包裡拿出了機票，還在過安檢的時候，被檢查到藏有刀具，不過是一把小刀，並不在管控的范圍裡，安檢方面很快就放行了。

  她坐的那一班飛機是早上七點鍾，柏妮那一班則是中午十二點，她比柏妮早了五個小時去了柏林。

  遠在柏林的朱迪·曼看了新聞，知道會有警察找上門，已經第一時間停止了使用信用卡消費，然而還是暴露了柏林的位置，她只能搬家，躲開那些想要找到她的人。

  朱迪·曼這幾天不敢出門，警方目前在拉丁美洲通緝她，還好柏林距離拉丁美洲有一段距離，德國當局為了保護合法公民的利益，當然不會理會通緝令的事情。她本來還想在南美洲的其他地區享受人生，不過屍體提前在媒體面前曝光了，這與原定的計劃不一樣，她知道在法庭給假證供是違法行為，肯定會有警察找上門，她不得不躲起來。東布達拉美宮是德國的庇護國，她逃去德國的柏林是明智的選擇，同時她還意識到，刷信用卡會暴露自己的位置信息，逼著她拿美元去兌換德國的流通貨幣，她用盡了所有的迂回方法來避免地理位置被暴露。

  她天生就是喜歡那種不勞而獲的感覺，就算找男人也必須找一個有錢的，她不喜歡工作，不喜歡擠地鐵上班，要是違法的勾當使她免於勞動，她是很樂意觸碰法律的底線，前提是錢要給夠。

  幾天前她知道自己會被通緝，湊巧的是，錢已經差不多用完，她的經濟狀況陷入窘迫的程度接近危急警告。她找了珍妮特，向其索要更多的美元，以自己即將被通緝可能要過上流亡在外的生活為理由。本來她還以為珍妮特會推搪或者直接拒絕她的請求，沒想到對方還真的答應了，毫不猶豫的那種。珍妮特在今天早些時候會過來，她做好一些食物等著她。

  而此時的珍妮特，身上沒有帶支票，也沒有帶美元的現鈔，在她的挎包裡隻藏了一把水果刀。本來在去年的聖誕節裡，她就有計劃殺害朱迪滅口，然而她心軟了，她受了天主教的影響，內心一直抗拒殘害無辜的生命，她希望放過朱迪，只要她不耍花樣，不索要好處，不威脅她，她自然不會動違心思。但是朱迪目前已經被通緝，她是一個貪生怕死，很害怕受苦受委屈的一個女人，面對警察的追捕與逼問，她必然招架不住，她要是說出一切，那麽之前所策劃的復仇計劃就會全部報銷。為此，她必須殺了朱迪滅口，既是為了保證計劃可以順利完成，也是為了保證不讓自己的真面目暴露。

  在前往柏林的之前，她提前用了一個虛擬定位的太空電話卡打了一通長途通話給朱迪，使用了變聲器，用很低沉的聲音告訴她，很快就會見面，讓她準備好。為了躲避警方的線索追查，她故意將時間提前了許多，目的就是避免讓警察追查到與到達時間吻合的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