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一章吳越國

  吳越國（907年-978年）是五代時期十國中的一國，（第九個滅亡）由浙江臨安人人錢寥所創建，以杭州為國都。佔地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其范圍包括今之浙江、上海全部與江蘇省的蘇州、無錫部分地區。歷三代五王，至公元978年納土歸宋，歷時近百年。唐末五代十國的封建割據，戰亂頻仍，錢鏐采取保境安民和“休兵息民”的戰略方針，重農桑、興水利，發展與日本、朝鮮等國海外交往，使兩浙之地有一個較長的穩定發展時期。

  吳越國創建人錢鏐，少時無賴，曾以販鹽為生；後應募為兵，漸由偏將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翦除劉漢宏、薛朗、東昌等勢力的過程中，佔有了兩浙之地。唐昭宗天複二年(九零二年)，封其為越王。公元九零四年，改封吳王。及朱溫建梁，始封其為吳越王。吳越國史當時很強大的政治勢力，對東南開發有著重要的影響。

  吳越地域狹小，極盛時，隻轄有杭、越、湖、蘇、秀、婺、睦、衢、台、溫、處、明、福十三州；另又設有鎮海、鎮東、中吳、宣德、武勝、彰武等節鎮。總體是東南地區的一個小國家。

  由於地狹兵少，實力不足，因此吳越一直以效忠於中原王朝為主要軍略。在唐亡之前，錢鏐忠於唐朝；在朱溫篡唐建梁以後，他又效忠於後梁，由是亦從後梁得到了吳越國王、諸道兵馬都元帥的頭銜。後唐滅梁以後，錢鏐又向後唐上表稱臣，不僅得到了吳越國王、天下兵馬都元帥的頭銜，而且還得到了玉冊金印，以示恩寵。憑此，吳越便有效地防禦了周邊割據勢力對吳越國的侵擾。

  當時錢鏐一面向中朝稱臣，一面則自為小朝廷；其府署不僅稱朝廷、僚屬稱臣，而且還自立年號，共有天寶、寶大、寶正等三個年號，直到其子錢元瓘繼位，才改用中朝年號。同時，他還自行與新羅、渤海等國往來，又給他們行製冊、加封爵，儼然中朝一皇帝。

  雖然如此，錢鏐勤於政事，了解民間疾苦，如築捍海塘等水利工程，就頗得民心。九三二年，錢鏐以八十一歲高齡去世，子元瓘嗣，勤政仍有其父之風。公元九四一年，元瓘死，子弘佐、弘倧先後嗣位。九四七年，吳越將胡進思廢其主倧，以其主弟錢弘俶嗣位。九七八年，錢俶(因避宋諱，去弘俶之“弘”字)上版籍於宋，吳越亡。從公元八九三年錢鏐為鎮海節度使算起，至滅亡前後存八十六年。

  都城。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偏安東南，建都杭州。當時的杭州稱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錢塘，轄錢塘、錢江、余杭、安國、於潛、唐山、富陽、新城八縣。在吳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統治下，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開拓建設，杭州發展成為全國經濟繁榮和文化薈萃之地。歐陽修在《有美堂記》裡有這樣的描述：“錢塘自五代時，不被乾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樂。十余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海商賈，風帆浪泊，出入於煙濤杳靄之間，可謂盛矣！”吳越王錢鏐在杭州鳳凰山築了“子城”，內建宮殿，作為國治，又在外圍築了“羅城”，周圍70裡，作為防禦。據《吳越備史》記載，這個都城，西起秦望山，沿錢塘江至江乾，瀕錢塘湖（西湖）到寶石山，東北面到現在的艮山門。

  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稱。吳越王重視興修水利，引西湖水輸入城內運河；在錢塘江沿岸，采用“石囤木樁法”修築百余裡的護岸海塘；還在錢塘江沿岸興建龍山、浙江二閘，阻止鹹水倒灌，減輕潮患，擴大平陸。動用民工鑿平江中的石灘，使航道暢通，促進了與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置“撩湖兵”千人，疏浚、保護西湖，使不被葑草淤塞。吳越三代五帝都篤信佛教，杭州西湖周圍的寺廟、寶塔、經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跡，大都是那個時期的建就。

  有關吳越文化的詳細記載是從春秋始，確切講是從句吳王壽夢(前585年)始，當時的句吳在壽夢的領導下開始強盛起來，他通過“朝周，適夢，觀諸侯禮樂”等一系列的外交活動，讓中原人認識自己的國家。也就是此時起，吳越兩國成了晉楚相鬥的國家，也因此而進入了逐鹿中原的角逐。

  在壽夢以前，吳越民族一直在被北人視為“蠻荒”之地的南方平原上，他們“水行山處，斷發文身，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地廣人稀，火耕水耨飯稻羹魚，不憂饑餒”地生活著，並不被北方民族所了解，故一直被視為“蠻荒”之族。但當這個“蠻荒”之族日益強大後，他們又深感威脅，使出一切解數來壓製和分化它。

  作為一個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吳越文化，自錢王創立以後，經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錢王青少年時期讀書不多，只在暇時溫理《春秋》，兼讀《武經》，深知文化對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當權後十分重視網羅文人學士，他廣開言路、“禮賢下士”、兼聽納諫，唐末名家皮光業、林鼎、沈崧、羅隱、武將杜陵、阮結、顧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禮遇，羅隱成為他的重要功臣。佛學興盛更是吳越文化發展的一個突出標志，據《鹹淳臨安志》統計，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國”之稱，臨安的功臣塔，杭州的靈隱寺，余杭大滌山的天柱觀，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吳越時修建的。靈隱寺的彌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鳳凰山的梵天經幢等吳越時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五代前後吳越地區文化名人數量的變化情況也可窺見文化發展之一斑。當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編的《古文鑒賞大詞典》中收錄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吳越地區為7人，佔8%。

  五代及其後的文化名人114人，吳越地區為33人，佔30%。現行高中語文課本中收錄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吳越地區僅有1人，佔3%；五代以後的名家33人，吳越地區達11人，佔30%，兩個30%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吳越地區一躍而成為文化之都和中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錢王本人不僅能征善戰，還留下許多詩文，詩文中多顯英雄氣概。不僅如此，他的書法也頗有造詣，擅長草隸，蜚聲中原。文化的發展、佛學的興盛，又促進了印刷業的進步，而印刷業的進步又加快了文化的發展。實際上杭州已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錢塘人畢升發明也絕不是偶然的。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經過唐末藩鎮割據、苛政暴斂及連年戰亂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僅公元910-953年，黃河決口及其他大水災即達24次之多），北方社會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人口銳減。而與此同時，南方諸割據政權，即在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發展了生產，繁榮了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東南地區。

  五代時，南方諸政權中，吳越國是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地區。在錢王“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發展手工業、商貿業和文化事業，擴建杭州、蘇州等中心城市，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終於使吳越的經濟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諸分裂政權的前列，也使錢王成為這一重大轉移的重要功臣和開拓者。今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繁榮始自錢王開創的吳越時期。

  錢王在發展經濟中首先緊緊抓住農業的命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重點整治了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從而把吳越建成了魚米之鄉。錢王還十分重視曬鹽、製茶、製瓷、織業等手工業的發展。絲織業的發展又刺激了農民種桑養蠶的積極性，使境內“桑麻蔽野”，蠶季出現了“青巷摘桑喧姹女”的熱鬧景象。吳越之地已成為全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中國的“絲綢之府”。經濟的繁榮，基礎在於生產的發展，但其實現還賴於商貿的發展。通過商貿交易，溝通中國兩大經濟帶--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實現貨暢其流，物盡其用。

  五代前中國大都市都在長江以北，長江以南僅有會稽、越州。五代至宋後，杭州也發展成繁榮的大城市，南宋行在所定在臨安與之前的基礎不可分割。

  吳越國，吳越人在上古時期就“構木為巢，以避蟲害”，後來也被稱為是居住“乾欄式”樓房的民族。吳越民族的建築風格中，紹興的橋和蘇州的園林為最有代表性。那曲曲彎彎的、結構精巧的回廊和小巧玲瓏的、層層疊疊的亭台樓閣，那多姿多彩的拱形石橋，這些建築在體現吳越人聰慧、靈巧的同時，也體現出他們那圓滑、變通又富於幽默的性格。不同民族的不同性格。北方的粗厚凝重、講究和南方的細膩隨意、流暢，這種明顯的不同風格在這些建築中表現了出來。蘇州、杭州均為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被譽為“人間天堂”。

  而今日的繁榮都是與錢王早年的努力分不開的。僅以杭州為例，錢王自滅劉漢宏，坐鎮杭州，後又平董昌，統一“兩浙”正式建立吳越國後，從唐大順元年（公元890年）到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18年間，錢王帶領軍民5次擴建杭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07年，擴建牙城時，有術士向錢王獻策，如在舊基擴建，國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長十倍，錢王回答說，百姓靠湖水為生，無水即無民，哪有千年不變的真主？有國百年就心滿意足了，並且化大力疏浚西湖，後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讚揚他。

  後梁開平四年（公元910年），錢王增調軍民數十萬在沿江北岸，從六和塔到艮山門開展了氣壯山河的水利大作戰，並采用立幌柱、打竹籠的科學方法降服洶湧的湖魔，築起了一道長338593丈捍海石塘，徹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也留下了“錢王射潮”的美麗傳說。“五代之際，天下紛擾，殺人如麻，獨吳越人民安居樂業，百年不知兵革”，使吳越百姓免去磷青骨百之苦，過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錢王還鑿平錢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視農桑，發展經濟，使吳越國“富甲東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戶，吳越盛時已達“十余萬家”。“蓋當時隋時杭地苦鹵，水鹹難飲，自唐鄴候李泌開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錢王又鑿井九十九眼以澤民”。杭州的“百井坊巷”，傳說原來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錢王開的，故稱錢王井，錢王第七子元灌命金華將軍曹杲，引西湖水入城為湧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飲用。另設置龍山、浙江二閘，“以大小二堰，隔絕江水，不放入城，則城市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錢王對杭州城的飲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沮洳斥鹵，化為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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