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5章 與往不同
  劉家造反成功，華夏軍也都成功的建立了華夏帝國，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切就結束了，這一切只能說是劉家巔峰時代的開始。

  劉氏王朝，再次出現，而且是大一統王朝，不是偏安小朝廷，此為東漢滅亡後的第二個強大劉氏家族。

  劉遠橋自稱漢光武帝之後，然則所有人皆知，其與皇族毛的關系都無，不過一膠州打漁佬，劉遠橋亦偶一提之，不好意思多提。

  而他們所要面對的問題，還是一樣的多，有些事情絲毫不比以前輕松。

  在以前，他們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打敗明軍，從朱家手上奪取天下，取而代之，但是現在，他們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就是統治這一片天下。

  自古就有一種說法，這叫打天下難，守天下更難，對於這些帝王來說，打下了天下，如何讓天下，千秋萬代，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劉遠橋梟雄之才，既然奪取了天下，現在所要考量的就是，制定出一套制度來，讓他劉氏的江山，世世代代傳下來。

  在歷朝，守江山之中，最為害怕的還是自己奪取了天下以後，在自己千秋萬歲以後，轉眼就讓自己的權臣，奪取了天下，這也是皇帝最為害怕的。

  但是害怕歸害怕，有一樣事終究是不變的，這就是皇帝必須要大臣作為輔助，因為皇帝就是再能乾，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乾完了，像朱元璋那樣的工作狂，真心沒有幾個。

  自從千余年前薑尚加上周文王的組合，突然崛起起來，歷朝歷代，就流行皇帝以宰相帶領文武百官，統馭天下的組合。

  自從薑太公起，丞相這官職正式的走上了歷史舞台，成為了文武百官之首，在歷史上，一個賢相可以興國安邦，也可以力挽於狂瀾即倒，而如果是奸相的話，則是禍國殃民。

  大明是在大元帝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元帝國就飽受了權臣和丞相權大之苦，權相輕言廢立。

  朱元璋在吸取了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以後，在弄死了胡惟庸以後，說什麽也都不肯再任命丞相之職了，因為丞相權力實在是太大了，對皇權有太大的威脅，把他的權利分給了六部尚書。

  所以胡惟庸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任丞相了，雖然在大明其後的二百多年，一直都有內閣首輔，領導文武百官，輔助朝政，但是首輔就是首輔，有人稱之為首輔、閣老、相公，就是沒有人稱之為丞相。

  其實這也就是把丞相的權利分給了六部，分給了內閣而已，就相當於把一個人的權利，分給了數個人之多。

  但是這些文官也不是白搭的，他們很快就開始扭轉的形勢，並且利用百官，變成了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結局。

  大明的政治體制，就是皇權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居於禁中，拱垂而治，百官則是守牧天下，稱得上是最佳的組合，也是深入人心的做法。

  因為在歷朝歷代之中，難免會出現昏君，難免會出現權臣，這些都是會造成國家滅亡的因素，但是巨大的權力分給了內閣，分給了六部，想要造反，這就難了，果不其然，大明兩百多年，也都沒有出現權臣威脅到皇權的地步。

  但是這樣子做也是有弊端的，大明的內閣制度，雖然是沒有單個權臣威脅到皇權，但是卻是整體的仕權威脅到了皇權。

  到了後來這幾十年，基本上都是皇帝的權力被困在了京城，稱得上是政令不出紫禁城，皇權不下縣，沒有辦法，文官挾持了整個文官集團來對付皇帝，皇帝除了依靠太監，也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劉遠橋欣賞大明朝的長命百歲，卻不欣賞大明朝的皇帝，被逼到窮困到如此的地步。

  要知道劉遠橋可是知道，大明的民間是多麽的富有，皇帝想搞點錢都多麽的難，最好的比喻就莫過於萬歷皇帝了。

  民間富裕到了極點，皇帝也知道很多地方富得流油，所以派出太監去收稅，結果就激怒了整個文官集團和鄉紳集團，他們明著暗著來反對，把皇帝這種行為，說的是天怒人怨，橫征暴斂。

  這可是把萬歷皇帝搞得狼狽不堪，下不了台。

  劉遠橋他就在冷笑，這些天殺的狗官，其心可誅，毒怨到了極點，他們橫征暴斂就是可以，皇帝收點稅，就是天怒人怨。

  皇帝搞點小買賣，就是與民爭利，搞的皇帝只能夠依靠皇莊那一點收入，如果不是有派出太監去收錢，都不夠用。

  這一套如果要用在劉遠橋身上，卻是行不通的，如果別的皇帝，會顧忌臉面，會顧忌別人說什麽與民同休，與民爭利，但是這些話，根本就奈何不了劉遠橋。

  民間有多富，有多麽有錢，他一清二楚，至於說與民爭利，他們這樣子收稅，也不是與民爭利，而是與這些鄉紳爭利。

  劉遠橋他與大明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對於利益的看重看得比任何都重，以至於有官員憂心忡忡的說道：“大華夏就是要學元朝的做法，要把國家的稅務包給色目人，由他們包下來經營了。”

  據說當年的蒙古皇帝，就是不知道如何收稅，收的稅非常的少，而狡猾的色目人，則給了皇帝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承包，就由他去收稅，搞得民間天怒人怨。

  劉遠擠是不會這麽做，但是也不會像大明的皇帝和政府如此的蠢，把這些商稅放棄了，劉遠橋不單止不會放棄商稅，甚至還會組織官府和朝廷來做生意，增加官府的收入。

  大明整體的問題，其實就是缺錢的問題，就一個缺錢而己，結果就是一病起百病生，各種矛盾都出現了。

  用劉家的話來說，大明只有一種病，這就是窮病，治好了窮病，其他的病都治得好，所以說不要跟他說什麽仁義道德，不要跟他說什麽沽名釣譽，他只在乎錢。

  在大明在開國的時候，茶稅一年可以有二三十萬的收入，足足足抵上了一個省的田地稅，但是到了後來，讓那些清流道德君子去收稅，越收越少，居然一年只有二三十兩，這麽坑爹的事情，也只有大明朝才做得出來。

  難道這樣百姓們就不用交稅了嗎？這些基層的農民，該交的還是要交，只有那些士紳和權貴們不交了而已，錢都落入了他們的錢包之中，劉遠橋可是公開的批評這一種作為。

  如果華夏朝有這樣的官員，這些人就得推出午門去斬了。

  劉遠橋在經過一番的盤算以後，就慢慢開始制定好他的治國政策。

  首先就是要國富民強，手中只要有了錢，萬事好辦，民間只要太平了，百姓過上安穩的日子，別人就是想裹挾他們造反，拉攏他們造反，這也都不容易，有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不過，跟著別人去造反，你以為每個人都是劉遠橋啊！
  在解決了這些問題後，就是解決政府行政的問題了，大明的內閣政策，是有極其積極的意義的，即積極的一面，就是在許多地方上都公開透明，也都沒有滋生權臣的土壤，眾位大臣針鋒相對，也都很容易讓皇帝從中取利，佔盡便宜。

  但是他們裹挾了整個仕大夫集團和文官集團，跟皇權對著乾，把皇權都逼進了紫禁城，令政令不出皇城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這樣子的做法，在劉遠橋眼裡，雖然沒有丟失的天下，其實已經等於丟失了天下，這等於把天下平分給了別人，這是令他難以接受的。

  劉遠橋就是因為想到了這裡，他就在想，在政治上繼續走大明的這一套，但是也要限制內閣，還有仕林的特權，只有鏟除了他們的特權，讓他們都像其他的百姓一樣交稅，杜絕了貪汙，杜絕了偷稅漏稅，這才是可能令朝廷長治久安之計。

  就人性角的角度來說，杜絕貪汙，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官的大權在握，即使是你不向別人伸手，別人也會把銀子往你口袋裡面塞，送上門的女人，送上門的銀子，是很難以拒絕的。

  這一點劉遠橋也都明白，他自己這麽有錢，都難以拒絕別人塞進來的紅包，塞進來的銀子，更不用說其他那些人了。

  貪汙腐敗可以通過政治的手段來壓製，但是偷稅漏稅卻必須杜絕，大明朝有這麽大的盤子，這麽大的國家，如果正兒八經的收稅的話，它的銀子是足夠夠用的。

  偏偏大明做生意的這麽多，但是交稅的卻沒有幾個，一開始就是藩王們不交稅，跟著就是士大夫和整個士林都不交稅，堂堂一個大明，偌大一個帝國，一年只是收下了四百多萬兩的田地稅而已，區區四百萬兩的銀子，又怎麽夠整個龐大的國家的支出？
  整個朝廷就不收稅了嗎？當官的當然收稅，他們巧立名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只是這些稅，都已經落入了他們的手上，沒有落入朝廷，沒有落入皇帝的手上而已，結果就是當官的富貴到了極點，民間則是貧困到了極點，百姓吃不飽飯，最終只有造反，大明也就滅亡了。

  劉遠橋想到了這裡，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稅收就是關鍵，必須聽劉布的，成立一個國稅局，向皇帝負責，專門收稅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