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今日郭斌帶著戲志才與荀彧二人踏入研究室，司馬徽便曉得他又要有大動作了。

  戲志才是最早便追隨郭斌的謀士，可以說見證了郭斌一步一步從一文不名的窮小子變為如今叱吒風雲的官場紅人的全過程，也是郭斌最為看重的左膀右臂。而荀彧，拜入郭斌幕中雖不是最早的，較之徐庶甚至都要晚了許久，卻也極得郭斌的敬重。

  荀彧為人正直，卻又絕非不明世事、初出茅廬的愣頭青，穎陰荀氏一族嫡子的身份使得他非但接受了這個時代最頂尖的教育培養，具有極高的智商，同時大家族中生活的經歷也使得他看慣了人情世故。再加上荀家豪門巨富，荀彧學問做得又好，因此在家族中地位極高，斷不必為了吃穿費力費心，再加上自幼所接受的教育，更是使得他於金錢上看得極淡。所謂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荀彧的高傲是刻在骨子裡的，尋常人等豈能入得他的眼中？

  當然，荀彧所謂的高傲，並從未曾表現在臉上或是行動中，與戲志才的平易近人、放浪不羈完全不同。他與人交談雖從來都是和顏悅色，也從不見如何疾言厲色地訓斥下屬，可大家卻大都怕他怕得不行，便是張飛這個粗坯，在荀彧面前也從來都是恭恭敬敬，循規蹈矩，連說話都會斯文許多。郭斌手下各色人等的檔案、資料，全都掌握在荀彧手中，他的作用便相當於後世所謂的組織部長，可謂位高權重。

  戲志才和荀彧，與徐庶一同被稱為郭斌手下三大文臣，都是日理萬機的重臣。這幾個人每天都忙得不行不行的，如今郭斌竟帶著其中兩位一同前來，司馬徽又豈會想不到又要有大動作了？當下他哼了一聲，道：“這些學子所學有限，當還是以學業為重，若是都將他們一股腦兒地塞到官場上，怕是要耽誤了學業。”

  對於郭斌這個弟子，司馬徽自然是極喜愛的，可是有一點卻頗為腹誹。為了加強對治下的掌控力度，郭斌常常會將正在就學的優秀學子挑選出來任為吏員或從事，這誠然使得整個陽翟縣被郭斌牢牢掌控，在司馬徽看來卻也耽誤了他們的學業。只是儒家素來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從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躍成為吃公家飯的吏員，對於出身貧室寒門的普通學子來說，那是無異於鯉魚躍龍門的大出息，司馬徽卻也不便攔著。不過雖是如此，卻總免不了對郭斌這一急功近利的做法頗有微詞。

  郭斌道：“先生所言甚是。不過，此次斌所想，是要將他們派遣下去，支援各縣的教育事業。”

  司馬徽聽了，雙目一亮，道：“哦？怎麽個支援法？”

  與大多數為人師者一樣，對於傳播學問，司馬徽有著一種莫名的執著和熱情。所謂傳道、授業、解惑，儒家從來便是對傳播自己的學說有著極高熱情的，孔子的思想中，教育思想便是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如今既然聽說郭斌要支援各縣教育事業，司馬徽自然極是上心。

  郭斌道：“所謂教學相長。我的想法是先生在陽翟縣學之中簡拔學問優異，德行高致之人，赴各縣教授新學。”

  司馬徽沉吟道：“潛陽的意思是，重開潁川郡中的學校庠序？”

  所謂“學校庠序”，指的是自郡以下地方的官學體系。漢代的教育制度，分為官學與私學，官學指的是官府創辦的學習場所，而私學則多是各地豪門大族自主創辦的族學。漢代的官學分為中央和地方兩種，地方的官學起於漢景帝末年，當時的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風易俗，推行教化，便先從郡吏中選派聰慧者十余人到長安，就學於博士，這可謂最早的委托培養措施。數年後，這些人學成歸來。於是文翁在成都立學，招收屬縣子弟入學，學成者都給予重用，或推薦到朝廷作官，蜀郡從此學風大盛。

  相對來說，中央官學的出現則要晚了不少。

  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天人三策”，所謂“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於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長安設太學。太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各有不同：除了學而無成白首空歸之人，太學畢業生們有的成為卿相，有的任官為吏，有的則收徒為師。當初漢武帝建立太學的根本目的，便在於提高吏治效能，加強中央集權。

  因此，太學自建立之初便成為廣大讀書人的進身之階，也是朝廷籠絡士人，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之一。有了利益的驅使，人們便有了進入太學深造的動力，這就形成了太學生規模日益擴大的趨勢。

  在太學初建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經博士分經教授，後來為了籠絡士人階層，太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昭帝時太學生增至100人，宣帝時達200人，元帝時1000人，成帝時3000人。到東漢質帝時，太學生已經多達30000人。

  在中央，除了太學這種大學性質的學校，便是特殊性質的學校，比如“鴻都門學”、“四姓小侯學”等。

  鴻都門學創立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 (公元178年)二月，是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產物，即宦官派為了培養擁護自己的知識分子而與士族勢力佔據地盤的太學相抗衡的產物。又借漢靈帝酷愛辭、賦、書、畫的緣由，辦了這所新型學校。

  而四姓小侯學則是東漢貴族學校的一種，專為外戚及大臣子弟提供的太學，又稱“官邸學”。四姓指東漢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外戚子弟，因為外戚四姓不是列侯，故稱小侯。明帝時崇尚儒學，特為四姓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學。

  在中央官學之外，便是地方官學了。

  漢武帝時，推廣文翁興學的經驗，曾“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頒布地方官學學製。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普遍設學：設在郡國的稱為“學”，設在縣(縣、道、邑、侯國)的稱為“校”，設在鄉的稱為“庠”，設在村落(“聚”)的則稱為“序”。司馬徽所說，便是這項制度。

  只是這項制度雖早在漢武帝時期便已經建立，卻並未切實貫徹執行，漢朝地方學校的興辦仍然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意願。因此，地方辦學並不普遍，已辦起來的學校也少有能維持長久的，或者是僅存虛名而已。正是因此，司馬徽適才方有“重開”之語。

  郭斌道：“學校庠序同時設立，所費彌多，況且學官培養不易，陽翟縣學之中眾人就學時間不長，若抽調過多人等為學官，恐怕多有不便。”

  司馬徽點點頭，他當然知道郭斌並非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之類的庸人，便問道：“那你的意思是？”

  郭斌道：“將陽翟縣學升格為潁川郡學，然後在各縣之中設立縣學，至於庠序，則交由地方各族分別建設吧。”

  “然則，縣學之中學子如何入學？如何選拔？可是依照陽翟縣學例？”司馬徽果然是常搞教育的，一開口便問到了點子上。

  若是依照陽翟縣學的例，那麽對於整個潁川郡勢必又是一項重大的財政支出，便是以如今郭斌的身家和潁川郡的家底，想要支撐起全郡中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對財政的壓力無疑也是巨大的。若是要不顧一切搞教育，郡中財政想要顧及其他的話卻也是難能了。

  因為若是依照陽翟縣學的例子，所有適齡學子上學是不需要繳納學費的，另外除了每日上午有一杯牛奶或羊奶飲用之外，中午還要免費提供一頓飯食。除了這些之外，財政還需要投入大量財力用以建設校舍、雇傭教員，每個學生入學之初，還必須人手分發一個用以練字、記錄之用的黑板，另外每個學年每個學生還有一個厚厚的空白記錄冊子。

  這一樁樁一件件所要耗費的財賦，看起來雖不甚起眼，可一旦數量大了，卻成了一筆不小的開支。如今方當亂世，黃巾之亂雖已平息，各地假托太平道之名蜂起之盜賊卻是猖獗一時。因此，各地官府與豪門大戶紛紛大量囤積糧食，修整武備，哪裡有多余的銀錢放到教育上？

  每個學年給學子們分發的這個冊子，是用來記錄每日裡先生所授課文之用的。因為如今活字印刷術的研製還遠未成熟，新的造紙術也還沒有大規模普及，故課本的印刷便成為困擾陽翟縣學的一大難題。經過一番討論後，方拿出了這麽個解決的法子。這樣雖省不了造紙所必須的花費，卻既省卻了單獨印刷課本的成本，又通過手錄課本使得學子們鞏固了知識。

  為了防止手錄之時出現謬誤，郭斌專門拜托司馬徽仿照蔡邕等人在國子監門前刻印《熹平石經》的法子，於陽翟縣學門外刻印了新學的課本，以供學子傳抄、勘誤。此外，也為校外有志於新學之人抄錄、流傳，因為新學考試成為陽翟縣衙中吏員錄取的標準，“陽翟縣學石刻”前也慣是熙熙攘攘，遊人、學子摩肩接踵。可以預見，隨著郭斌地位的提高，逐漸掌控整個潁川郡，這種情況只會愈演愈烈。

  無疑，隨著郭斌對潁川郡掌控力的提高，這種選拔吏員的制度必會推廣至潁川全境，新學在潁川郡中的崛起已呈不可遏製之勢，而潁川郡經濟的迅速發展又會反過來推動新學在大漢天下影響力的擴張。由潁川郡中陽翟縣內伏龍山莊這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小山寨興起的新學的星星之火，已隱隱然有了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