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甚速，或者是因為所謂初學者的幸運，或者是因為有高大巍峨的樓船開道，這一路上尚算順風順水，除了張飛在海上因為暈船吐了個天翻地覆，倒是沒有什麽太大的意外。十余日後，郭斌乘坐的樓船與同行的幾十艘大大小小運送甘蔗的船隻便經淮水，進入潁水，抵達了陽翟縣東的碼頭上。

  無論是陽翟附近的潁水北段還是長社附近的洧水，都是由西北向東南匯入淮水的。原本只有漁船三兩艘的兩條河水中，在郭斌迅速崛起後日益繁華，運送貨物的船隻來來往往，絡繹不絕。

  因為潁水與洧水兩條河不太寬闊，河水也不是太深，因此運力很是有限。為了不讓交通成為阻礙陽翟縣經濟發展的絆腳石，經過郭斌的同意，長社城在建設大型倉儲中心，並建設與陽翟縣連通的高速公路的同時，也將許多陽翟縣中的產業分流了過來。如今的長社城，依托其緊鄰陽翟生產製造中心和高速公路的便利，憑借著其向北連通京師洛陽，向東連接富庶的徐州，向南則通陳郡、汝南，十字路口般的優勢，已經儼然成為潁川郡東北部一顆耀眼的明珠。

  尤其是陽翟縣工業生產效率逐漸提高，其縣中產品在市場上也極受歡迎，從各地匯聚而來的商賈也是愈來愈多。各式各樣的馬車、船隻，將天下各處的原材料諸如毛氈、生絲、皮毛等物運送而來，再將諸如陽翟文具、服飾、美酒、香皂等各種各樣的工業製成品裝上車船，行銷天下。因此，在長社城外碼頭邊的莊園之中，除了各種大型倉儲設施，便是專供天下商賈休閑娛樂的瓦肆、酒樓、茶館等。這裡儼然已經成為各地商人談生意、做買賣的絕佳去處。

  車馬輻輳、船行如織的景象在長社雖是極常見的，可是如今，即便是自長社城外碼頭建好便一直在此處混生活的資歷最老，最為見多識廣的力工，也未曾見到過眼前這如山嶽一般高大巍峨的樓船。

  這樓船的船舷極高，艦首極寬大，船上建樓三重，遠遠望去便仿佛一座移動的巨型酒樓一般。昨日裡當它駛入長社城外的碼頭時，直將碼頭上的行人和力工嚇得不輕。便是到了今日人氣也是絲毫不減，甚至有從長社城內專門乘馬來洧水河邊瞧熱鬧的。

  這便是士燮借給郭斌的座駕，這樣的樓船本為古越族人發明的一種大型戰船，即便是在交州也極少見，更不用說是中原地區了。三國時期，吳國水軍裝備有5層樓的樓船，如“飛雲”、“蓋海”等大型樓船，可載士卒3000人。此後，歷代水軍，都以樓船作為主力戰艦。

  士家建造如此巨大的樓船自然不是為了暴露野心，作死用的，這艘大船上雖也有女牆、戰格之類的防禦設施，裡面裝的大多卻是貨物。當然，如今即便是海上也不太安全，近海的海盜與江河之中的水匪，也對船隊的安全問題造成了不小的威脅。因為這尚是首批運往中原的甘蔗，為了保證郭斌眾人此行順遂，士燮便乾脆將這樓船派了出來。

  此時的水戰，多以弓箭對射以及船隻對撞、跳幫肉搏為主。因此，船隻的大小直接決定了單艘戰艦所能容納的水手和士兵的數量，當然也決定了戰船的撞擊力。戰爭從來都是以多為勝，戰船之上水手和士兵數量越多，在弓箭對射之時便越能形成規模優勢，而在跳幫肉搏中往往也可獲得勝利。另外，樓船體型巨大，船幫較之普通的小船要高出一兩丈來，因此在跳幫肉搏之中也佔據極大優勢。

  正是因為樓船在戰爭中的種種優勢，自三國時期開始，歷代的水軍便都以樓船作為作戰的主力戰艦。到了西晉時期，樓船之上更是出現了拍杆。這裡所說的拍杆，自然不是釣魚所用的手法，而是一種戰具。它最早被安裝在兵車、戰艦上，利用杠杆和滑車，遙擲石塊、釘板、火種等物以打擊敵方。因此，從史書的記載之中可以得知，這拍杆便與陸戰的炮車類似，是當時船上威力最為巨大、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魏源便單說這拍杆的好處：“拍竿之製，施於樓船，上置巨石，轆轤貫焉，層樓百尺，六竿相聯，壯士數百，層環其巔，發之碎敵，熊羆莫前。”可見這樓船確是一種可以碾壓一般小船的龐然大物。

  只是這樓船雖好，卻也有一樁不是，那便是其抗風暴能力差。因為樓船上層建築物過多，又極是高大，便導致其重心上移。重心高的壞處，便是一旦遇到狂風大浪，就極易傾覆，十分危險。

  不過，此次運送甘蔗北上，倒確實是借了這樓船的光，看到如此高大威猛的戰艦，尋常混跡江湖的小毛賊哪裡還有敢冒頭的？況且在近海中行駛風浪小，這樓船之上相對更為平穩，否則在後世赫赫有名、五虎上將之一的桓侯張飛，怕是行到半路便要下船乘馬了。

  不提規模如此龐大，氣勢如此恢弘的船隊給長社城內外人們帶來的巨大震撼，郭斌一行見到前來長社迎接的戲志才、郭嘉等人，自然少不了又一番熱鬧。

  此番南下，所為的便是尋找董奉的下落，至於甘蔗的一應設想，是郭斌臨時想到並在臨行前交代給戲志才的。隨著陽翟縣中各種產業的迅速崛起，城內城外的工廠已經連成一片，通往長社去的高速公路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為了減輕交通壓力，也為了節約成本，更為了陽翟縣打造潁川郡文化中心、科技研發中心、政治中心的地位，許多汙染大，效益也不甚高的企業便陸續往長社遷移。

  製糖廠便設在長社城外碼頭邊上，因為其所需的原材料甘蔗的數量極為龐大，其下遊的造紙業又是個汙染大戶，便一同安置在了長社城外，當然，造紙廠的位置是要設在洧水下遊的。既然製糖廠與造紙廠都挪到了長社，伏龍山莊新近設立的釀酒車間便也安置在此處。

  這個酒廠是專門用來生產甘蔗酒的，原產於古巴共和國的朗姆酒便是用甘蔗汁、糖汁或糖蜜釀造而成，只是多了一道蒸餾的工序罷了。要說這酒的蒸餾技術倒也不難，用青銅或是鐵器製作的蒸餾工具，同樣可以得到蒸餾的美酒，只是郭斌目前卻沒有拿出來的意思。

  中國的釀酒技術大約傳自夏朝的杜康或儀狄，更有傳自黃帝的說法。雖然眾說紛紜，可其出現的時間應當不會晚於夏朝。而至於酒的蒸餾技術，其起源便愈發眾說紛紜了，而且各種不同的說法之間相差甚遠。

  一種說法是來自明朝的李時珍，他在其醫學著作《本草綱目》中說：“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壞之酒，皆可蒸燒 。”這位醫藥學家經常搞一些跨界研究的事兒雖不必窮究，可在許多事情上的可信度卻也值得商榷。

  此外，還有這蒸餾法傳自宋代、唐初、乃至東漢的說法，當然各執一詞，也各有其頗具說服力的證據，如今就說說這蒸餾酒之法傳自東漢的說法。

  在上海博物館陳列有一套東漢時期的青銅蒸餾器，該蒸餾器的年代，經過青銅專家鑒定是東漢早期或中期的製品。並且，專家曾用此蒸餾器作蒸餾實驗，蒸出了酒度為 26.6-20.4的蒸餾酒，而且在安徽滁洲黃泥鄉也出土了一件似乎一模一樣的青銅蒸餾器。

  這時候，歷史學家鑽研學術時的嚴謹性就體現出來了。專門研究這一課題的吳德鐸先生和馬承源先生認為我國早在公元初或一、二世紀時期，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便已使用青銅蒸餾器了，但他們並未認定此蒸餾器便是用來蒸餾酒的。

  1986年論文發表後，毫無疑問地轟動了世界科技史學界，並引起了英國劍橋大學東方科學技術史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李約瑟博士的高度重視，表示要對其原著作中關於蒸餾器的這部分內容重新修正。不過，因為缺乏充足的證據，蒸餾酒起源於東漢的觀點，目前並沒有被廣泛接受，僅靠用途不明的蒸餾器便認定酒蒸餾技術的產生年代，確是不夠妥當。

  也有人拿曹操禁酒的事情作為旁證，說“魏曹操禁酒，人竊飲之。稱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人。”意思是說，因為曹魏時，曹操禁酒甚嚴。當時人諱說酒字，便把清酒叫聖人，濁酒叫賢人。便有人認為這所謂的“清酒”，便定然是蒸餾酒了，其實大謬不然。

  此處的清酒是與濁酒相對的，古時在濁酒中加入石炭，使其沉澱，取其上層清沏的酒液，稱為清酒，而其留下的白 濁的部分，則稱為濁酒。因此，清酒是經過沉澱而非蒸餾，其酒精度自然也與蒸餾酒相去甚遠。

  在世界上知名的日本清酒，是以大米與天然礦泉水為原料，經過製曲、製酒母、最後釀造等工序，通過並行複合發酵，釀造出酒精度達18%左右的酒醪。之後加入石灰使其沉澱，經過壓榨製得清酒的原酒。因此，從釀酒和沉澱的技術來講，日本的清酒似乎也是源自中國古代的釀酒術的。因為清酒的酒精度也不高，如今在日本市面上出售的清酒的酒精度，也不過十幾度。

  不過，郭斌所以無意於蒸餾酒，也是為了節約糧食罷了。若是這好酒造出來後，再將酒鬼們的酒癮給勾出來，那糧食的消耗勢必大增。在糧食極為匱乏，各地政府無心發展經濟的時代，這是斷然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