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偽軍攻打蕪湖的兩個主力師團被全殲，基本上使得這次的試探性對蕪湖的收復作戰付諸東流。從武漢過來的日軍師團和附庸的偽軍，在接到了第6和13師團全軍覆沒的消息後，立即停下了進軍腳步，直接電報拍去西尾壽造那裡，請求戰術指導。

  而蕪湖新四軍方面，鐵詢幾乎沒有用什麽損失，連克日軍兩大主力師團，並且報了南京大屠殺的前仇，一血國恥，蕪湖各界甚至聞聽到這個消息的地區，也是極為興奮的。

  借著這個機會，新四軍將觸手延展到了整個安徽長江以南地區，佔據了包括宣城、銅陵、徽州等縣在內地大片地區，充實了新四軍的地盤，要不是因為新四軍現下也只有四萬多部隊，要不然新四軍必然將部隊推進至周遭的江西、浙江等地了。

  蕪湖保衛戰最終變成了皖南攻略戰，事情變化之快，也出乎人們的預料。新四軍指揮部聯合東南局的同志也很快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皖南新四軍以及CPC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問題。

  會上，穩住整個皖南地區，並充實新四軍的實力，成為了大家討論的共識。不過眾人對於這個任務還是很樂觀的，畢竟新四軍現在已有四萬可戰之兵，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隨著征兵和訓練提高著，最大的底牌轉輪王幾乎可以扭轉任何不利的戰局，這如何不讓一眾新四軍領導者們信心滿滿。

  無論是新四軍的高層還是CPC的高層，這個時候都沒有考慮利用紅色幽靈和轉輪王什麽的，在短時間內完成驅除日寇的重大任務。一方面他們還沒有適應自己已經獲得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誰也沒覺得抗戰勝利會是如請客吃飯般簡單的事情。

  畢竟日本為了侵略中國，已經做了長久的準備，而在國力上，兩個國家之間的對比，也實在太過懸殊。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時候，從經濟基礎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業產值相當於60億美元，中國當年的經濟產值也就13。6億美元，日本當年的鋼產量是580萬噸，而中國當年的鋼產量只有4萬噸。日本當年煤的產量是5070萬噸，中國是2800萬噸。日本的石油儲備169萬噸，中國的石油只有1。31萬噸。銅產量，日本是8。7萬噸，中國只有700噸。

  飛機，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戰爭爆發的當年就能造這麽多，中國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徑的火炮，日本當年生產了744門，中國連一門也造不了。日本當年造了330輛坦克，中國一輛也造不了。汽車，日本當年造了9500輛，中國也是一輛造不了。軍艦，日本當年生產的軍艦噸位是52400噸，中國一噸也造不了。

  也就是說當世界進入這個機械化軍事時代的時候，中國居然不能生產任何一種機械化時代的主戰兵器，坦克、飛機、軍艦、大炮都不能造，那麽無論是經濟形態、技術形態還是軍事形態，日本都已經遙遙領先中國一個時代。

  也難怪斯大林說：中國沒有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她。

  軍事上的差距也更加明顯，當時中國的士兵大多數都是文盲，黃仁宇寫過《萬歷十五年》，他在抗戰的時候，當排長，據他的記錄，他就發現了基層的軍官，連點名的花名冊都點不了，不認識字。平時就更談不上研究戰術了，打仗全憑血氣之勇，憑冷兵器時代那種動員，那種激勵士氣的方法。進攻的時候呢，以密集的隊形蜂擁蟻附，像螞蟻、像蜜蜂一樣。可是一旦失敗，就各自逃散，完全沒有戰術。單就射擊訓練來看，當時一發子彈的價值，在中國相當於7斤半大米，或者是35個雞蛋。所以平時，由於這個東西如此昂貴，軍隊在訓練當中，舍不得打子彈，一發子彈射出，七斤半大米就沒有了，只能是空槍射擊，這就導致後來軍事訓練素質非常低下，槍法不準，在戰場上就體現出來了。

  背靠常凱申的中央軍，算得上是裝備最好、條件最好的了，也不過是每個士兵配發15發子彈，做實彈射擊。而打起仗來以後呢，每個兵只能配發20發子彈。反觀日軍，《步兵操典》規定，新兵入伍後，每月用於實彈射擊的子彈，步槍不能低於150發，機槍不得低於300發，結果就是日軍每個中隊都有三分之一步槍兵可以達到優秀射手的水平。日本老兵的射術，即便是在戰爭結束七十年之後，依舊被那些參加過抗戰的老兵不斷地提及。

  這樣的懸殊對比，直接使得有著遠超國府軍膽氣和鬥志的CPC軍隊領導人們，也不覺得擊敗日軍，光複全部國土是一件多麽容易的事情。

  實際上，以CPC本身的利益來說，抗戰的快速結束並不算是一件好事情。當年常凱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曾經讓舉國大罵，但是後來的現實也能夠看出，光頭大隊長的憂慮是現實的。當年一支被追了二萬五千裡，躲在高原窯洞裡，隨時可能就要崩潰的武裝力量，在與日軍和國府軍鬥爭的八年中，居然發展成了一百萬軍隊。而僅僅用了四五年的時間，CPC就徹底地將KMT從大陸上的統治連根拔起，完成了一個實質上的統一。而KMT方面從1912年建國，一直到東北易幟建立起一個名義上的統一國家，則花了16年的光陰。

  只要日軍還在中國一天，那麽吸引仇恨的MT就是國民政府和常凱申，或者說國府軍就不能全力對付CPC軍隊，那麽CPC就有著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群眾基礎，去擴建自己的軍隊。同時，一個抗戰無能的政府，還有一個凶殘暴虐的侵略者，都能夠幫助CPC更好地集聚民心。

  雖然以上的論調很功利也很“反動”，不過客觀來說現實就是這樣。同樣來說，就算是將日本侵略者快速趕出本土又能怎樣，也許他們不必再受侵略者的侵害，但是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他們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沒有打破舊有經濟秩序勇氣，更多時間用來內鬥和腦殘的KMT政權，對於民生疾苦漠不關心，外來資本不斷洗劫著人民財富，本國官權資本也在大肆聚斂財富，小農家庭在不斷破產著，甚至地主們都過得越來越淒慘，城市裡的工人們正在拿自己的性命換一口飯，並忍受著對他們的殘酷盤剝甚至人身侵害。不客氣地說，中國的紅色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是真的到了不造反就會死的地步。

  不論後世GZJY們如何粉飾民國時代的歌舞升平、文化激蕩，那些文化楷模、道德先鋒們的軼事，那些風流而富有文青范兒的高人故事，都不能代表那個時代，這個時代的真正呼聲就是予那萬千小民一個生路。所以，最終CPC的革命成功了，帶著鐮錘標志的鐵靴踏碎了文青小資們的醉夢，撕掉了那看似美好實則已經潰爛的面皮，從最草根最接地氣的地方開始做，踏踏實實地改變這個國家的一切。

  長遠來考慮，中國的紅色革命不僅僅是驅逐日本侵略者，日本人走後CPC就需要立即將中國最為畸形的一個政黨和利益群體，從已經無比虛弱的中國母體身上，鏟除下來。也許有了齊願和轉輪王，摧垮KMT變得毫無懸念，但是重新建設這個國家、掌握這個國家可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

  比如，一座城市被佔據了，如何去治理這座城市？這勢必需要數量很多的基層幹部，以及足夠好的群眾基礎。當地的權勢力量能不能配合，有沒有可以遵循的成熟的執政方針，面對各種突發情況如何解決。經濟建設方面布局，工農業發展方面的見地，文教衛生事業的發展，民族宗教問題的解決。這些對於稚嫩的CPC來說，恐怕都是天書一樣地東西。無疑，現在的CPC還不具備這個能力，能夠在武裝革命勝利後，切實地掌控這個國家，並極快地發展好這個國家。

  CPC只能在盡可能快的時間內，積蓄足夠強大的力量以待變天的到來，接過這個國家的命運後，能夠走得更加平穩和穩健。當然，說積蓄多大的力量才夠，這個沒有一個標準，也沒有說能夠完全準備充分的一天，但是最起碼在國家建立的時候，沒有什麽大的波瀾，不會出現一些人趁亂攪屎的情況。

  齊願把這個問題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沒有開著轉輪王滿日本的搞破壞，只是定期性地有目的地洗劫日軍的一些物資，並造成一些破壞，更多還是為了補充新四軍的需求。實際他本人的性格也不如老爹齊一鳴那樣熱血，對待民族國家的問題，也都相對理性，只要認定了一個方案，便會一直走下去，不會受個人感情左右。

  1941年的春季就在一場蕪湖保衛戰的落幕中到來了。神州大地上出現了一種詭異的平靜，CPC忙著壯大自身，國府軍還在懷疑地觀察情況，而小日本則基本上處於一種失去理智的迷茫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