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長孫無忌（約597年－659年），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先世乃鮮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後改為長孫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內兄，文德順聖皇后的哥哥。

  長孫無忌非常好學，“該博文史”。隋朝義寧元年（617年），李淵起兵太原。無忌進見，淵愛其才略，授任渭北行軍典簽。自此輔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權，是唐朝的開國功臣，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後徙趙國公。武德九年(626年)，參與發動玄武門之變，幫助李世民奪取帝位。歷任尚書仆射、司空。為人謹慎，改任司徒。貞觀十一年（637年）奉命與房玄齡等修《貞觀律》。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長孫無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冊封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與律學士對唐律逐條解釋，撰成《律疏》（宋以後稱《唐律疏議》）30卷。因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為許敬宗誣構，削爵流黔州（今貴州），自縊死。有詩三首。

  編輯本段【兩朝良佐——長孫無忌】

  貞觀朝功臣濟濟，僅唐太宗圖形於凌煙閣有特殊貢獻的就有24位之多，長孫無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過，就才能而論，他在謀臣猛將、良宰賢相中絕對算不上突出，但從與唐太宗的關系看，卻是太宗的腹心。由於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賴，長孫無忌不但在貞觀朝發揮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輔佐高宗，成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長孫無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長孫氏。長孫氏是北魏以來的士族高門，屬於軍事貴族。但長孫無忌本人，在軍事方面雖有一定謀略，但並不善於統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話說：“聰明鑒悟，雅有武略”，“總兵打仗，非其所長。”〔1〕這種情況與他早年經歷有關。長孫無忌的父親去世較早，他與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長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頗涉文史”〔2〕，很有才華和名望。在這樣一個文化素養高的家庭中，長孫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無忌“好學，該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3〕。高士廉識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淵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發現李世民是個非常之人，把長孫無忌的妹妹聘與李世民，後來李世民做皇帝，冊封長孫氏為皇后。長孫無忌的年齡與李世民相仿，二人從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給李世民後，兩人關系更加親密。

  從李淵父子晉陽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統一天下，長孫無忌一直追隨李世民東征西討，但卻沒有什麽顯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顯露頭角，是在玄武門事變中。唐朝建立後，李淵集團發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間爭奪皇位繼承權。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顯赫軍功，不僅使其本人產生了覬覦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開始是李建成想對李世民下毒手，但沒成功。李世民問秦王府的僚屬們：“阽危之兆，其跡已見，將若之何？”〔4〕房玄齡對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長孫無忌說：“吾懷此久已，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5〕於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同勸李世民先發製人，認為只有如此才能轉危為安。

  此時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也在加緊活動，用重金收買李世民部將尉遲敬德，遭拒絕後，又對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對李元吉說：“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5〕於是，向李淵讒毀二人，將之逐出秦王府。這樣李世民最為心腹之人只有長孫無忌仍在府中。長孫無忌堅決支持房玄齡政變的動議，與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將侯君集、尉遲敬德等人日夜勸李世民誅殺太子與齊王。李世民仍猶豫不決，與靈州都督李靖商議，征求行軍總管李世績的意見，二人都表示不願意於。正在此時，突厥南下侵犯，按慣例應由李世民督軍抵禦，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薦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軍北征，並調秦王府將領尉遲敬德等同行。他們的目的很明顯，想借機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將，並計劃在為李元吉餞行時殺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與長孫無忌等商量，又派長孫無忌秘密召回房玄齡、杜如晦，共同謀劃了玄武門兵變。六月四日，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等十人，在玄武門成功地伏殺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奪取皇位繼承權的兵變中，長孫無忌稱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醞釀政變時，他態度堅決，竭誠勸諫；在準備政變時，他日夜奔波，內外聯絡；在政變之時，他不懼危難，親至玄武門內。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臨死前仍對大臣們說：“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後，長孫無忌被任命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淵把帝位讓給了李世民，長孫無忌升為左武侯大將軍，後任吏部尚書，晉封齊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太宗幾次要任命長孫無忌為宰相，但長孫皇后一再說：“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複執國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漢朝呂氏、霍氏等專權的教訓，長孫無忌自己也要求遜職，但太宗不聽，拜長孫無忌為宰相，任命他為尚書右仆射。為唐太宗奪取皇位，長孫無忌確實立有殊功，但擔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還不夠。不能說長孫無忌不喜歡權勢，但他為人謹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歷史上許多外戚，依恃女兒或姐妹“椒房之寵”，肆無忌憚地攫取權力。他以盈滿為戒，懇請太宗批準他辭去宰相要職，長孫皇后也為之請求，太宗不得已，讓他辭去了尚書右仆射，而拜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護下，親至長安西郊祭祀，起駕返回時，特令長孫無忌與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輅以示寵幸。貞觀五年（631年），長孫無忌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勳封每人一子為郡公。貞觀七年，太宗冊書，任命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堅決推辭不受，太宗不準，還特意寫了一篇《威鳳賦》，賜給長孫無忌，追思創帝業之艱難和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認為把朝廷要職授予長孫無忌，不是因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鑒於他的才行。長孫無忌在玄武門兵變中表現出不凡的才能與膽識，太宗即帝位後，在一些重大事務上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貞觀元年時，突厥因天災人禍，內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實力大衰，朝廷中許多大臣請求乘機出兵攻打突厥，但唐與突厥不久前剛訂立盟約，太宗有些猶豫。長孫無忌說：“虜（突厥）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6〕認為“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1〕。唐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放棄了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製，不顧許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藥、顏師古等）的反對；貞觀十一年，詔令以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為首的二十一名親王為世襲刺史，以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為首的十四名功臣為世襲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詔，一般大臣不敢再諫，但侍禦史馬周和太子左庶子於志寧仍冒死諫諍，唐太宗根本不聽。最後，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被封功臣呈遞了抗封的表文，長孫無忌又通過自己的兒媳長樂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請求，說：“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唐太宗才不得不“詔停世到刺史”〔7〕。

  可見，長孫無忌是有一定膽識和才能的。但他在貞觀朝權重無比、恩寵無匹的特殊地位，是否與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關，對此歷史學家紛說不一，可以肯定的有兩點；一是在唐太宗內心深處，長孫無忌最可信賴，在這一點上，不但被提拔於仇敵手下的魏征不能與之相比，就是秦府舊人、名相房玄齡也稍有遜色；二是長孫無忌身兼外戚和元勳的雙重身份，比較注意避嫌，與歷史上某些驕橫外戚絕不相同。貞觀十二年，唐太宗親幸長孫無忌府第，十六年，拜長孫無忌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將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勳的大臣圖形於凌煙閣，以彰其功，長孫無忌排在第一位。綜觀，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對貞觀朝有特殊貢獻的人物，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對待君主、處理與唐太宗的關系上，也有明顯的局限。

  貞觀後期，唐太宗心驕志滿，魏征多次提出批評勸告，唐太宗口頭接受，行動難改，許多大臣都阿諛奉承，歌功頌德，這些人中也包括長孫無忌。貞觀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臨太平官，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這應該是勸諫唐太宗的良機，但長孫無忌等人卻違心地說：“陛下無失。”〔8〕當時，只有劉洎和馬周談了太宗的過失。同年八月，太宗對長孫無忌說：“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長孫無忌談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說：“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唐太宗當即就指出這是“曲相諛悅”〔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難得征求大臣們意見，長孫無忌卻以阿諛代替忠諫，這是他作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煩心的是太子問題。貞觀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廢，之後，最有資格被立為太子的，是長孫皇后的另外兩個兒子：魏王李泰和晉王李治。兩人相比，李泰的條件更為優越，首先他是長孫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長九歲，唐太宗對他思寵逾製，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學館，聽任其招攬賢人學士，賞賜甚至超過太子，還不時在言談中暗示要立李泰為太子，待承乾被廢之後，又“陰許立泰”。李治是長孫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論從年齡還是父子感情看，均處於劣勢，但舅父長孫無忌卻大力支持，“固請立晉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長孫無忌的外甥，長孫無忌為什麽棄太宗所寵，而要立李治呢？這並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統治後期，長孫無忌在朝臣中權重無比，為了在太宗之後仍維持這種局面，長孫無忌希望未來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應該由一個仁孝聽話的外甥充當，這樣，自己會得到尊重，權勢會得到保障。因晉王李治生性懦弱，成為他極力支持的對象。而魏王李泰則不同，從小聰明絕倫，稍長善作詩文，成人後喜好經籍、輿地之學，從貞觀十一年開始置文學館收納士人，文武官員也紛投門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員不放在眼裡不說，關鍵是不去爭取舅父對自己的支持。長孫無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黨羽，絕不是他這個舅父，所以不願李泰立為太子。

  兩子爭立，一邊是才華出眾的李泰，一邊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說，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團的主要成員是功臣子弟，他們靠祖上資蔭，身處高官，奢侈放縱，希望通過李泰當皇帝，達到驅逐元老，自己掌權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則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績、褚遂良等。長孫無忌既是唐朝的開國元勳，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貞觀政治的忠實執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後，貞觀政治依然堅持下去，只能靠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的輔佐，而絕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幫紈絝子弟。為此，他不得不舍愛立李治為太子。由於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後，思想仍在動搖反覆，一度又向長孫無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吳王李恪，被長孫無忌擋了回去，說：“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君乎？〔10〕唐太宗隻好作罷，臨終前，將輔佐李治的重任托與長孫無忌和褚遂良。。

  長孫無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繼立，是為唐高宗。高宗即位後，立即拜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長孫元忌辭去了知尚書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實際執政的是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忠實執行唐太宗的遺訓，繼續推行貞觀政治：貫徹均田今，社會經濟進一步繁榮發展；貫徹以詩賦取士，增加進士科人選，擴大統治基礎；親自組織編寫《唐律疏義》，並將之頒行全國，進一步完善了貞觀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亂，有力地維護了大唐王朝的統一；特別是恢復執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斷了的休養生息政策，終結了長期對高麗的戰爭，順民情，得民心。高宗統治初年，即永徽年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各方面都比貞觀時期有所發展，被封建史家譽為“永徽之治”，常與“貞觀之治”相提並論。這一成果的取得，有賴於長孫無忌的忠心輔佐，有賴於股肱大臣們的齊心協力，特別是受顧命之托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對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賴，“恭己以聽之”，尤其是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當屬廢立皇后之爭，這不是單純的妻妾之鬥、后宮爭寵，而是有著深刻政治背景的。長孫無忌是這一事件的主要參與者，這場鬥爭的結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運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為皇后，但王皇后無子無寵，蕭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資聰慧，深得高宗喜愛，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蕭淑妃。高宗為太子時，太宗臥病，太子入侍，結識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則天），很喜歡她。太宗去世後，武才人隨眾宮女到感業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時，高宗去感業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對而泣。王皇后聞知此事，暗中讓武氏蓄發，勸高宗將其納入后宮，想用武氏離間蕭淑妃之寵。不久，武氏便備受寵幸，被封為昭儀，又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與蕭淑妃同時失寵。武則天並不以昭儀之位為滿足，還想當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剛生下的女兒，以嫁禍於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廢王皇后，立自己為後。高宗要廢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軒然大波；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元老重臣們極力反對，以許敬宗、李義府為代表的一批臣僚則全力擁護，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績一人稱病而不表態，經高宗再次詢問，則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的回答，給了實際上的支持。但長孫無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顧托掌權之臣，所以，他的意見特別重要，開始，武則天幻想爭取長孫無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盡種種伎倆拉攏，均遭嚴詞拒絕，這才丟掉爭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決心與這些“老朽”進行一場生死的搏鬥。

  武則天的父親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許多後妃不同，在外朝沒有根基，要對付長孫無忌是不易的。於是，她就拉攏一些政治上失意、對長孫無忌等不滿的人，讓他們為自己說話、造輿論。許敬宗、李義府、崔義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則天的心腹。這些人，都是卑劣無恥之徒，但武則天急需有人為他辦事說話，特別是表請高宗，立她為後，充當耳目，監視長孫無忌等人，也就無法顧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終於不顧大臣們的冒死極諫，詔廢王皇后和蕭淑妃，冊立武則天為皇后。因諫淨，褚遂良等人被遠貶蠻荒，武則天最忌恨長孫無忌，但他不同於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勳，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將之搞垮，需要時機。顯慶四年（659年），在武則天的授意下，由許敬宗費盡心機，把長孫無忌編織進一樁朋黨案，進行惡毒陷害。許敬宗借處理太子洗馬韋季方和監察禦史李巢朋黨案之機，誣奏韋季方與長孫元忌構陷忠臣近戚，要使權歸無忌，伺機謀反。唐高宗先是吃驚不信，繼而傷心懷疑，命許敬宗再察，然後面對許敬宗足未出戶編造的關於韋季方交待與長孫無忌謀反的供詞，哭泣道：“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許敬宗舉漢文帝殺舅父薄昭，天下以為明主之例寬慰高宗，又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古訓，催促其下決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與長孫無忌對質（或者他需要不進行對質），就下詔削去了長孫無忌的太尉官職和封邑，流徙黔州，但準許按一品官供給飲食，算是對元舅的照顧，對當年為其爭得帝位的報答。長孫無忌的兒子及宗族全被株連，或流或殺。三個月後，高宗又令許敬宗等人複合此案，許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長孫無忌自殺。

  唐高宗仁弱聽話，是長孫無忌執意要立他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諷刺意味的也正是這昏庸懦弱，最終致長孫無忌自己於死地。長孫無忌的結局冤屈而悲慘，但似乎又難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對立武則天，主要原因就是一個：王皇后出身名門（是西魏大將王思政的孫女），而武則天出身低微。不論王皇后，還是長孫無忌，都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掌握國家大權的關隴門閥士族的代表，他們關注的是關隴門閥的私利。長孫無忌在輔佐唐高宗時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後，關隴門閥成員。這種自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的殘余狀態與大唐帝國的繁榮發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複長孫無忌官爵，令其孫長孫元翼襲封，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年）詔其裔孫鈞為猗氏令〔11〕。靠“浩蕩皇恩”才得以為令，這與長孫無忌於唐初的顯赫，怎可同日而語。故長孫氏雖然得到平反，但終究是衰落了。長孫家族的興衰，是與中國中古時期社會歷史的發展大勢相合的。。

  編輯本段【長孫無忌，凌煙閣第一功臣】

  長孫無忌，第一功臣

  《環球人物》(2007－07－01第十三期)作者：蕭讓

  長孫無忌是個胖子。

  貞觀十七年，李世民興衝衝地叫來大畫家閻立本，讓他給24位開國功臣畫像，排名第一的就是長孫無忌。

  閻大畫家抬頭一看，文可安邦的長孫國舅，長得離“玉樹臨風”實在有差距，說“以胖為美”還差不多。於是，辛辛苦苦若乾天，第一功臣的肖像活靈活現地掛上了凌煙閣：一個“麵團團”國舅爺，衝著大家微笑，既溫情，又孤傲。

  兩個不安分的少年

  想當年，長孫無忌也是個英姿勃發的少年。

  那時，隋朝正鼎盛，父親長孫晟也在世。這位隋朝的名將、鮮卑皇室的後裔，給兒子取的名字，就和長孫家族“霹靂堂”的綽號一樣威風：無忌。

  有一天，父親帶回來一個喜訊，他替無忌的妹妹訂下了婚事，李淵家的二公子李世民被他“搶”到手了。

  奇妙得很，小無忌和未來妹夫李世民，十分投緣。

  興衝衝的長孫晟肯定沒料到，這是他為一雙年幼子女，做出了最後的、也是最好的安排。很快，長孫晟一病而亡，長孫無忌和8歲的妹妹不容於異母兄長，兩個小小孩兒，投奔舅舅高士廉。幸好高士廉是個厚道人，無忌不用愁吃喝，還潛移默化地學會了他的出眾文才。

  “小哥們”李世民也絲毫沒嫌棄長孫兄妹，照樣來找無忌一塊玩兒。兩個少年英傑，一文一武，在天下大亂的隋末並肩而行，風華奪目。

  隋煬帝的倒行逆施，正好給這兩個不安分的少年，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公元617年，19歲的李世民慫恿著老爸李淵在太原“造反”；幾個月後，李家軍一渡過黃河，長孫無忌就正式和隋朝說“拜拜”了，跑到軍中，成為“渭北道行軍典簽”，專門給妹夫管理小本子、小冊子。

  嚴格地說，隋朝要到第二年才算正式咽氣。但對長孫無忌而言，“隋”在這一刻已經終止，“唐”正在他腳下展開一條鮮花大道。

  當然，也有凶險的荊棘。

  起兵不到十年，李家就開始內鬥：李建成有太子名分，李世民有顯赫軍功，兄弟大戰逐步升級，今天李世民才被人下毒，明天李建成就被人告密……雙方各出奇謀，爭先恐後收買對方的手下，安插“間諜”。

  在極度敏感的奪嫡時刻，明知只有“殺了李建成”一條路，可就連房玄齡這樣的心腹老臣，都不便說出口。毫不起眼的“小文書”長孫無忌，立即顯示出他的關鍵作用：我來說。

  誰都可以背叛李世民，長孫無忌不會。

  公元626年六月初四，“不祥”的太白金星兩次劃過了白晝的天空。長孫無忌隨李世民伏兵玄武門，長孫王妃親自慰勉將士，舅舅高士廉堅守在李世民王府……整個家族生死與共。

  “我有天下，多賴無忌之力”，玄武門血跡未乾，李世民已當著眾人的面，高聲宣布，無忌就是他的薑子牙、管仲。

  法律比進諫重要

  然而，長孫無忌的官運，沉沉浮浮。

  打天下的時候，李世民立功，他就跟著水漲船高，從小文書，到比部郎中、上黨縣公。

  得天下了，長孫無忌是“玄武門之變”的第一功臣，吏部尚書和右仆射的要職，自然而然交給了他。他在人事部長和國務總理的位置上隻呆了一年，就大刀闊斧辦完了三件事：精簡機構，確定朝廷定員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遠親從“郡王”隊伍中降級；調整外交，國力沒有恢復之前要對突厥服軟。

  一年下來，得罪人無數。外戚的身份立刻敏感起來。

  謙和的長孫皇后深感不安，屢屢要求哥哥辭官遠禍。兄妹倆今天一個辭職、明天一個不妥，把李世民弄得頭大如鬥。他乾脆寫了篇《威鳳賦》，傳諸朝野，說當年奪嫡之時我連死的心都有了、要不是無忌哪有今天、他就是我最親的人以後誰也不要羅嗦雲雲，親自堵大家的嘴。

  從此，長孫無忌就掛了一堆榮譽頭銜：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司徒……不掌實權，隻做顧問，更不屑於交結群臣。

  奇怪的是，閑官長孫無忌，非但對長孫家的傳家武學沒啥興趣，就是從舅舅那學的詩書文史，也不怎麽用心，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到了“法律”上。從貞觀元年開始，十年磨一劍，大唐《貞觀律》問世。之後，又折騰出一部《大唐儀禮》。

  130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驚歎：“西有羅馬法，東有唐律。”

  然而，在貞觀時代，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以“法”、“禮”為核心的制度建設，正是盛世之源。大家仍然在重人治、輕法治的路上徘徊，盛讚魏征的鐵骨錚錚，卻忽視了長孫無忌的嚴密律條。

  閑歸閑，一旦有了大家都管不了的事，就知道該找長孫無忌了——

  貞觀十一年，李世民頭腦發熱，想要“複古”西周，把皇親和功臣都封到各地去做“山大王”。大唐朝廷被這道“英明決策”炸了鍋。從老成持重的宰相房玄齡，到怒氣衝衝的小老頭魏征，重量級的大臣排著隊進諫，要求收回“反動”的“割據政策”，李世民就是不聽。

  房玄齡歎口氣，去找長孫國舅。巧得很，長孫無忌既然為功臣之首，在分封名單上，第一個正是他。

  我不去還不行嗎？長孫無忌輕描淡寫一句話，眾人恍然大悟。於是乎，所有受封的功臣給皇帝寫了聯名信：放心，我們都不會去封地的。

  一招釜底抽薪過後，長孫國舅又用了一招溫情脈脈，他派出了兒媳婦長樂公主。貞觀十三年仲春二月，李世民的寶貝女兒長樂公主回宮“撒嬌”了：“你讓公公到外地去當封建諸侯？這不是讓我們離開您的身邊嗎？我可不乾！”

  如此攻勢，李世民終於敗下陣來：“分封功臣本是一番好意，你們拒絕接受，難道我還能勉強你們不成？”。

  “我死後，你要保護無忌”

  天底下最管不了的事情，就是立太子。

  “玄武門之變”過去了18年，長安卻再一次陷入兄弟相殘的血腥中——公元644年，李世民和長孫皇后的骨肉，太子李承乾、次子李泰，走上了奪嫡的不歸路。

  此時，皇后已逝世7年，兒子沒有了母親的管教；喜歡嘮叨的魏征也去世了，皇帝沒有了大臣的約束。只剩下做舅舅的長孫無忌，冷眼旁觀，看幾個外甥演的好戲——李承乾謀反，被廢；李泰謀太子位，公然許諾“我當了皇帝，就殺了自己兒子，把皇位傳給弟弟”；年幼柔弱的李治，只知道沒命地哭。

  傷心到了極點的李世民，也放聲痛哭，他是個多自信、多驕傲的人啊，對異族都坦然信任。可現在，太子、弟弟和舊臣聯合起來，要篡他的位。前所未有的孤獨和挫敗席卷而來，李世民拔出佩刀，意欲自刎。

  長孫無忌等人驚懼交加，一擁而上，奪刀的奪刀，抓手的抓手，總算“製服”了哭鬧的皇帝，“您現在到底想立誰為太子？”李世民哽咽著說，“我看李治挺好的。”無忌心頭一松：還好，是長孫皇后僅存的幼子。他毫不猶豫地跪了下來，“臣聽陛下詔命！如有異議者，請允許我為陛下斬之！”

  柔弱的“小九兒”李治，早嚇呆了。李世民趕緊遞眼色，“你舅舅已經答應你做太子，還不快點拜謝”，李治才回過神來，向無忌跪拜下去。

  自此以後，哪怕李世民左看右看，又在其他幾個兒子之間搖擺起來，長孫無忌也堅決不答應“易儲”了：“李治仁孝，是個守成之君的好人選。舉棋不定尚且會輸棋，何況是太子大事？”

  太子危機平穩渡過。但李世民受的精神衝擊實在太大，五年之間，他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公元649年，李世民做出一連串政治安排：長孫無忌出任太尉、兼尚書、門下二省的實職。最後，他叫來了另一位托孤之臣褚遂良，病榻之上，傳出一絲微弱而堅定的聲音：

  “我死之後，你要保護無忌。若你放任別人傷害他，就不是我的忠臣。”

  太子和群臣跪了下來。這是李世民最後的遺願——保全長孫無忌。50年來，兄弟曾相煎、兒女曾反目，只有這位少年朋友、郎舅之親，陪他走完了23年漫長的貞觀路。有無忌在，貞觀盛世，就能延續到下一代人。

  李治摟著舅舅的脖子，嚎啕大哭，幾乎氣絕。長孫無忌忍著淚抱住他：“你父親托付給你的是國家，不可以再哭了。”

  從此，他為心愛的外甥耗盡十年心血，沿著貞觀開辟的道路，向唐的全盛時代穩步前進。

  多年以後，長孫無忌因反對立武則天為後，死在了流放之地重慶。有人回憶道，在他輔佐李治時，監修國史的學者舉行宴會，長孫無忌身為主編，以國舅和輔政大臣之尊，卻從不會第一個舉杯。孤傲如他，總以溫情的微笑，把第一個舉杯的榮耀讓給德高望重的學者。而這，正是貞觀時代的傳統……

  編輯本段【略論長孫無忌法律思想】

  長孫無忌，字輔機，生年不詳，卒於公元659年，唐初大臣，河南洛陽人。先世出於北魏皇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之兄，博涉書史、亦諳武略。高祖武德9年(626年)，決策發動玄武門之變，助太宗李世民奪取帝位，居功第一.以皇族及元勳身份，歷任尚書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職，封趙國公，極得寵幸。貞觀23年(649年)，與褚遂良同受命輔佐高宗。當高宗即位，任太尉同書門下三品，後因反對高宗冊立武則天為後，為許敬宗所陷、誣以謀反，被流放黔州自縊而死。長孫無忌因編修《唐律》，撰寫《唐律疏義》而名垂史冊，在法制史和文化史上都佔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長孫無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詔與房玄齡、杜如晦、於志寧等十九人，先後兩次重修《唐律》.以省煩去蠢，變重為輕的原則進行修訂，《唐律》由於貫徹“先存百性”的指導思想及‘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立法寬平，順乎歷史潮流，因而促進了唐初封建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出現了“貞觀之治”安定繁榮的新局面。長孫無忌由於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不可能認識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質。他在《律疏義序》一文中寫道:“夫三才肇位。萬象斯分。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沈愆戾，大則亂其區宇，小則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日:‘以刑止刑，以殺止殺’”’。長孫無忌在這裡告訴人們，法是伴隨著國家、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法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其所以要設置刑法，是因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滿了惡念，大則擾亂天下，小則違背等級秩序、如果不定出條例法度加以製裁，有礙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封建政權有覆沒的危險，於是就產生了刑罰。這就是長孫無忌所說的為自然之理。

  從長孫無忌的這一段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對法的產生和本質的觀點，把階級產生以後才有的法律、說成是伴隨社會的產生而產生法律，認為法律是永恆的，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這裡長孫無忌還宣揚法律是帝王根據上天的法星和聖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為統治階級的法律披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來顯示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法律神聖不可侵犯，充分顯示出氏孫無忌的唯心主義法學觀。但是長孫無忌又認為，政府和官吏是為了進行長期統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這種對法律產生的動因觀點，倒還接近實際，具有一定的現實

  意義。。

  再從長孫無忌敘述法律的必要性來看，他把統治階級用法律鎮壓人民的手段，說成是正義的行動，認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惡念，往往會起來犯上作亂，沒有法律那是絕對不行的;而封建統治者，卻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這樣的看法實際上是顛例了是非，掩蓋了事實本質的真象。長孫無忌在論述法律的作用和禮治的關系時，主張“德主刑輔”。他在《唐律疏義序》文中說:《唐律疏義》的全部內容，“一準於禮”，強調“禮治”、闡述治國的根本在於禮治。但是主張以禮治為本，並不意味著放棄刑法，而是禮刑結合，揉成一團。禮是刑罰的前提，而刑罰是禮的輔助工具，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人刑，即所謂，“德主刑輔”。其含義集中地概括表現在下面幾句話裡:“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這就是說，德禮是行政教化的本體，刑罰是行政教化的表現，德禮和刑罰對於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猶如昏曉相須而成一晝夜，春陽秋陽相須而成一歲一樣。這裡長孫無忌所解釋的“德主刑輔”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層講，治國應以禮義教化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懲罰為輔助手段。刑法雖然是治國的輔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長孫無忌闡述日:“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日: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馳於國，答捶不得廢於家，時遇澆淳，用有眾寡。”“德主刑輔”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認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對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為一體，溶成一團的，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本用關系。長孫無忌充分闡發了儒家“德主刑輔”的理論，明顯地區別於法家的重刑主義。在儒學的旗幟下，把先秦儒法兩家的基本主張溶為一體，即將儒家強調的德化、禮教和法家所強調的政、刑都視為相輔相成不可缺少的東西。《律疏義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長孫無忌的法律思想。

  長孫無忌說:“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澆俗，禮祟升降之製，以極頹風。”他認識到刑罰的“正澆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說法不一樣，首先，西漢時《大戴禮記》認為禮被破壞，世俗才澆薄，才有動用刑法的必要。長孫無忌認為，時俗澆薄與淳厚，是由於失禮與否而在時間上是截然分開的，一個國家任何時侯都有澆薄的風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須臾廢弛刑罰，只不過有時情況嚴重，刑罰用得多些;有時情況較好，刑罰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澆俗”的作用，禮也有這個作用，只不過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樣，刑律用科罰來體現，禮則用升降其規格來表示。

  關於立法方面，長孫無忌認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及以防奸惡而救患、檢淫邪而內正道”。這裡，著重體現了教育的方針。誠然，法律本身是有一個教育問題，法律是通過懲罰犯罪行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強製性卻是法律的本質和特點，如果回避懲罰而侈談“救禍患”、“內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質的作用。長孫無忌把立法的基點放在教育上，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唐朝法制建設，同時又掩蓋了階級壓迫

  的殘酷性。

  長孫無忌在理獄方面，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所謂理獄，就是說的訴訟。長孫無忌認為，後之理獄者，則不然，來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刺，謂之忠。長孫無忌講得這樣透徹，不可謂不精辟。也就是說，那些辦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紅皂白，在沒有審訊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觀臆斷，進行所謂“有罪推論”，把未經審判判決的被告叫做罪人。這樣，在審問時，實行逼、供、信，迫使達到他的預斷。他們不去偵查案件產生的因果關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應該用什麽法律條文進行恰當的判處，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圖進行隨心所欲任意的判決，這種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稱為“忠臣”。在這裡，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觀主義審判態度和隨意斷獄的惡劣作風。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樞要的長孫無忌，能夠這樣講是難能可貴的。

  關於量刑問題，長孫無忌反對以君主個人的情趣來量刑定罪。《貞觀政要·公平》:“取舍枉於愛憎，輕重由於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在這裡，有些官吏毫不隱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惡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與法無定科互為影響，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無定科、法無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濫不可止。

  綜上所述，長孫無忌不僅為唐太宗奪取政權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樹。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發掘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