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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闕》第464章 渾天
  第464章 渾天
  搜粟校尉乃是專門負責農業生產的職位,漢武帝晚年便曾任趙過為搜粟校尉,推廣代田法。

  作為鄉中力田小吏,視趙過為偶像的氾勝之對這個職務是可望不可及的,直到五年前,還在濟陰郡的他本以為攀上了西安侯這根高枝,可以走一走捷徑, 不說一步到位,也能爬得快一些。

  沒想到說好的三年之期,卻因為地震等事一拖再拖,西安侯國的作物已經從大地震裡恢復,試驗田的畝產也飆到了驚人的十五石每畝,但西安侯就是不兌現承諾。

  豈料, 在任弘當上大司農後, 一甩手就讓不到三十歲年紀的氾勝之, 成了他夢寐以求的搜粟校尉!

  千石銀印很輕,但捧在手裡又很重,氾勝之有些失神,倒是任弘拍著他說,是對他六年如一日在西安侯國,不但改進區田法,還將任弘從西域送回來的幾乎每一種新作物都鑽研透的獎勵。

  如此一來,那些在地方上鑽研的農事之學,不就能名正言順推廣了?

  但如何做還是任弘拿主意,氾勝之隻管提供技術,任弘道:“區田法與代田法不同,只能在關東地少人眾之地推行,亦既每縣萬戶以上郡國。”

  區田法是專門為耕地較少的小農打造的法子,在有限耕地上加大人力投入,精耕細作外加施肥,達到畝產倍增之效, 地廣人稀用代田法耕作的大農場根本就沒必要,推廣了甚至會適得其反。

  所以任弘沒有不假思索一刀切, 非要全國看齊,而是細細甄別了一番。

  “平均每縣萬戶以上郡國,一共二十九個。”

  眼下,任弘就指點著地圖,讓氾勝之知道他的第一批工作地點,相當於每個縣的戶口是敦煌郡兩倍人數,才有必要行區田法。

  “司隸有京兆尹、右扶風、弘農郡、河東郡、河內郡、河南郡。”

  “兗州有東郡、東平國、城陽國、濟陰郡。”他們算過之後,發現氾勝之的老家濟陰郡,才9個縣,每縣竟三萬戶,十多萬人口,為天下人口密度之冠,難怪氾勝之在那兒的糧食壓力下,費盡心思鼓搗增加畝產的辦法。

  “冀州有魏郡、清河郡、趙國、中山國、信都國、河間國。”

  “豫州有陳留郡、潁川郡、沛郡、淮陽國。”

  “青州有濟南郡、齊郡、淄川郡;徐州有魯國、彭城郡(楚國)、益州有廣漢郡、蜀郡。”

  “荊州則僅有南陽郡。”

  這一比較下來,誰菜誰知道,大漢哪個刺史部人口密度大便一覽無遺。司隸、兗、冀、豫的人口已經不堪重負,而並、幽、揚、涼、交六州地廣人稀,急需人去填滿。

  若能損有余以補不足無疑是最佳的,國家推行的移民已在漸漸進行,但非自發的移民費時費力,代價大不說,遷移走的人可能還沒新生的多。

  而人口繁眾的各郡蛋糕就那麽大,非要派酷吏將每一個大小地主統統打了均田地,也起不了大用,該餓還是會餓。

  所以任弘以為,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發展生產力!

  區田法的推行,至少能讓這些郡畝產上一個檔次,讓小農家多點收成,給移民拓邊贏得時間。

  “但當年趙過推行代田法,亦是先在行宮、離宮閑地上開田試之;進而推廣至三輔、京畿公田;最後才是邊郡農都尉之田和河東等地。”

  任弘以為,這種循序漸進是必要的:“明年先從司隸校尉和青州的幾個郡開始,東西兩開花,後年再全面推行至中原各郡國。”

  也不能按西安侯國那邊不計成本的試驗田來要求各地,能讓畝產增加三至五成便是極善。

  末了,任弘對氾勝之感慨道:“勝之,我可是連上三道奏疏,陛下才允許你以侯國家臣身份,直接為搜粟都尉,若是出了差錯,我身為舉主,亦是要受責的。”

  氾勝之十分感激,連忙保證,自己一定兢兢業業,這次咱們不說大話,不亂搞什麽畝產百石的賭約……

  “賭還是要賭。”

  任弘卻道:“籍田令之事你也一並做了,每逢開春,天子要帶著皇后及百官,在宗廟社稷之田行籍田禮,當然,只是推一推犁而已,這田地還是要交給籍田令來管。”

  “屆時,便安排你從西安侯國帶來的人,將天子親耕過的地,用區田法加熟糞耕之,不計成本,等入秋時,也弄個畝產十四五石出來,可能做到?”

  “能!”氾勝之再度立了誓,卻不明白任弘為何要如此,他不是在西安侯國證明過了麽。為何關中也要搞投入遠大於產出的試驗田?
  技術人員果然不懂如何運營和推廣,任弘笑而不言,心中卻道:
  “關中一般良田畝產不過四五石,儒生們連禾生雙穗也是能當祥瑞的,看到畝產十余,還不得爭先恐後吹噓豐年,等到出征匈奴時,就不好說什麽天下五谷不登了。”

  “再者,大將軍時關中多旱,籍田都會欠收,若親政之後,天子所籍之田得糧十余石,那皇帝是不是特有面子?”

  ……

  任弘特地調來大司農的第二個人,叫耿壽昌,三十余歲年紀,乃是巴郡人,口音很重,好在將任弘養大的夏丁卯也是巴蜀人,還算聽得懂。

  而一抬頭,任弘發現,耿壽昌居然是鬥雞眼。

  這個特征估計沒少被人嘲笑,甚至影響到了仕途,耿壽昌連忙低下頭,看到了任弘剛剛授予的銀印黑綬,心裡有些激動,但更多是迷茫。

  跟苦等了快六年的氾勝之不同,耿壽昌與西安侯素未謀面,在他接到調令,讓他入京為“太倉令”,主持天下倉稟之事時,雖然心中喜悅,卻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大司馬衛將軍因何看中了自己這個郡倉曹掾。

  任弘道:“我看過你提議在邊塞設常平倉的奏疏。”

  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奏疏石沉大海,沒想到西安侯竟知道!

  任弘是從尚書台翻出來這奏疏的,當時大將軍霍光病篤,朝政耽擱,故耿壽昌的提議沒有引起注意:“你奏請說,應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

  這一提議是與對匈戰爭籌備相適應的,調集十幾二十萬大軍,外加幾十萬牲口的軍事行動,人吃馬嚼消耗巨大,邊郡根本承擔不住,而若是設立常平倉,提前幾年就開始囤積糧食,到時候就不必一次性發動那麽多民夫千裡挽粟了。

  任弘讓耿壽昌細細說說他的計劃,耿壽昌便低著頭講了起來,聲音有些緊張,大概是第一次遇到這麽大的官。

  “天下水旱無常,一百余郡國,一些地方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甚至有每石八錢者,農人少利。不如由大司農出面收購谷物,一來讓百姓不至於血本無歸,能賺點錢交賦稅,二來,也能獲得谷物,派役夫運往邊塞囤積。”

  “此外,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不如從近處三輔、弘農、河東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聽得出來,這是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法的延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桑弘羊將其總結成了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看來這耿壽昌《管子》學的不錯,這本書相當於大漢的《國富論》,是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依據,重點是“輕重之術”,國家以商人姿態直接進入商業領域獲取經濟利益,只要學過的人,都成了醇儒口中的“功利之輩”。

  說到這,看耿壽昌有些緊張,任弘停下談論公務,而說起他的興趣來,在征調此人前,任弘是派人細細打聽了解過的。

  “我觀巴郡上計,裡面說你善於計算,能商功利,長於運籌,還在公務之余,修北平文侯所作《九章算術》?”

  耿壽昌連忙道:“北平文侯作《九章》至今百年,太初之後,畝產等略有變動,下吏又以為略簡,便私自添了些上去,不敢言修書。”

  這卻是他謙虛了,原本的歷史上,很多人知道九章算術始於張蒼,卻鮮少有人曉得,它最終成於耿壽昌之手。

  這是一個民間數學家啊。

  這點任弘倒是不驚奇,因為有了張蒼開的好頭,漢朝官吏沉迷數學的不在少數,連儒生也對這種“君子六藝”之一的學科投入了不少精力。而官吏考核升遷裡,想從百石以下少吏鬥食成為端鐵飯碗的長吏,有幾個標準是必須達標的。

  其一,能書,也就是能識字寫字;其二,知律令,了解基本的法令;其三,會計,懂得基本的算數,而會的標準就是……

  會背“九九術”,也就是後世的九九乘法表,只不過是從九九八十一往下背起。而若是想要在專門管錢糧的大司農任職,還要精通簡易版的九章算術《算數書》,裡面涉及的內容有加減乘除的計算,以及稅收、價格、面積、容積等的計算方法。

  聊了會他擅長的算術,耿壽昌稍微放輕松了點,沒初見那麽緊張了,甚至主動對任弘示好道:“下吏也有幸,讀過君侯《雷虛》一篇,真是驚為天人。”

  “哦?拙作都傳到巴蜀去了?”

  “早就在成都傳抄,也傳到了閬中窮鄉僻壤。”耿壽昌道:“不瞞君侯,下吏乃是落下公同鄉,落下公歸鄉後,我曾前往拜訪,有幸拜為弟子,得其遺書一卷,故亦好觀天象,常仰頭望日月星辰。”

  所以,你的鬥雞眼就是盯太陽月亮星星盯出來的?任弘知道,耿壽昌口中的“落下公”乃是漢武帝時的大天文學家落下閎,跟司馬遷一起修訂了太初歷,還製作了第一台渾天儀,提出了渾天說,跟傳統儒生的世界觀蓋天說爭鋒相對……

  “下吏在巴郡觀《雷虛》時,便與同門打賭,我料定……”

  耿壽昌再度抬起頭,鬥雞眼盯著任弘:“君侯定持渾天之說,而否蓋天說!”

  任弘知道,這蓋天說和渾天說都是漢人的宇宙觀,蓋天說比較早,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一直盛行,簡單來說就是……天圓地方。

  蓋天說以為,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穹隆狀的天覆蓋在呈正方形的平直大地上,地的周邊有八根柱子支撐著天,這一點聖人孔子背過書的:“天道日圓,地道日方。”

  渾天說就很新穎了,是落下閎首倡,說簡單點就是……認為大地就像一個雞蛋黃,是圓的!而天則是雞蛋清,將蛋黃緊緊包裹,還有很多水,這便是將大地包圍的大海。

  自渾天說誕生後,沒少被蓋天說非難,儒生多持蓋天說,因為要證明天高高在上,天人感應才能講得通,渾天歪理邪說,蛋黃和蛋清哪有什麽尊卑之別?
  兩者之間的爭鬥,雖不像後世地心論和日心說那般不死不休,但也是兩種哲學和世界觀的較量——究竟是相信肉眼經驗、聖人之言,還是相信專業的天象儀器觀測。

  不過話說回來,這耿壽昌腦子確實很軸,哪有第一次見上司就追問學術傾向的啊,若任弘說不是,那豈不是尷尬無比?

  但任弘卻是一笑:“我究竟從哪一種學說,一句話你便知曉。”

  “屈原《天問》曾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圓為圜。”

  任弘指著腳下大地道:“地,我喜稱其為‘地球’。”

  “地球,當然是圜的!”

  ……

  PS:蓋天說和渾天說的大辯論,就發生在西漢末年,揚雄擁護渾天說,提出“難蓋天八事”來責難蓋天說。而年代較早的耿壽昌是渾天儀的改進者之一。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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