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裡，蔣百裡是陸軍士官學校的高材生（後來甚至拿了第一名，獲得過天皇賜給的刀），李諭問他：“你覺得日俄雙方會用何種戰術？”

  蔣百裡說：“我並不了解前線的具體情況，不過按照我在日本軍校中所學，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日本陸軍會不惜一切代價進攻旅順港的俄國守軍。一旦陸軍實現不了突破，海軍就會被動，戰事將陷入膠著。”

  李諭問了一個關鍵問題：“你覺得日本海軍和陸軍可以實現協同作戰嗎？”

  蔣百裡搖了搖頭：“只怕很難。”

  日本陸軍和海軍積怨已久，互稱“馬鹿”。

  字裡行間以及語氣中，李諭聽得出留學生們都希望日本贏。

  李諭轉而問向魯迅：“樹人同學，你覺得哪？”

  魯迅不置可否：“我不是特別關心兩個帝國在我們領土上的戰爭，而且我也壓根不懂什麽軍事，甚至連前膛槍和後膛槍都摸不清頭緒，所以這件事，我並不站隊。”

  迅哥還是比較人間清醒的。

  今年他就會在學校中看到那場砍頭紀錄片。

  日本在日俄戰爭期間於各大學校放了好多類似的宣傳片，目的不用多說就能猜到，當然是宣傳以及征兵。

  迅哥此後在《呐喊·自序》中寫過很出名的一個橋段，講的是時值日俄戰爭時期，他在仙台醫學院讀書時看到一個紀錄片，一名中國人被當作俄軍間諜抓起來殺頭，圍觀的國人卻拍手叫好。

  麻木不仁。

  此事對迅哥棄醫從文影響不小。

  魯迅問道：“先生，您怎麽看？”

  李諭想起了當初給俄軍統帥馬克洛夫提的建議，不知道他執行得如何，如果真的加強了旅順守軍，真的會給雙方帶來上萬的更多傷亡。

  心中不免還是有心悸動：一句話讓上萬人魂歸西天，和平環境成長起來的人怎麽可能沒有一點心理波瀾。

  好在李諭對此時的日俄都沒什麽好感，想想因為他們死傷的中國人更多，也就實現安慰了。

  梁啟超見李諭愣了神，拍了拍他：“疏才兄弟。”

  李諭回過神，“不好意思，有點走神。我讚同樹人同學的話，不管誰贏，對我們而言，發生在自家領土上，都是一種恥辱。”

  李諭的話讓留學生們狂熱的心情稍稍冷靜，想想也是，輸贏都是人家的事，和自己有多大關系。

  李諭暫時把學生和華工安頓在了會館以及旁邊的賓館。

  由於回不了國，暫時無所事事，就來到報館找梁啟超喝茶聊天。

  沒多久，三菱集團的岩崎小彌太帶著幾名日本人來找到了李諭。

  “李諭先生，正好能在東京見到你，實在是太好了！”岩崎小彌太說。

  李諭隨口道：“見到我有什麽好高興的？”

  岩崎小彌太指著旁邊的一人說：“這位有賀長雄先生，是軍方的法律顧問，特來向您討教。”

  “軍方？”李諭眼光一凜。

  有賀長雄說：“李諭先生，我們經過使用，發現您提供的無線電設備的確優秀。現在前線戰事吃緊，亟需更加迅速的聯絡，方便天皇與大本營指揮戰鬥。所以，我們迫切需要您提供更多的無線電設備。”

  李諭心中暗罵一聲，然後說：“我已經說過，生產難度不低，而且產線在美國，恐怕遠水不解近渴。”

  有賀長雄說：“沒有設備，但是有您啊！或許您可以去軍部為我們提供無線電作戰指導。”

  李諭斷然拒絕：“很遺憾，我是一名中國人，沒有義務為你們服務。”

  有賀長雄轉而說：“那麽，可不可以指導無線電生產？三菱等企業已經準備自己生產無線電設備。”

  李諭說：“我開發的產品都是公用，經過我LY公司的授權，任何公司都可以生產，只不過需要繳納專利費，並且核心的三極管需要我們提供。”

  有賀長雄道：“請您盡快授權！”

  李諭好整以暇說：“不過公司在美國。”

  有賀長雄急道：“公司是您的，您一句話不就可以授權？”

  李諭笑道：“先生，你是軍方的人，又是法律顧問，不可能不懂得事情有流程，貴國尚且有貴族院與議會。這位岩崎先生作為大公司的人，當然也明白公司有決策層，不是我隨便一句話就可以。”

  岩崎小彌太同樣癡迷於獲得李諭的技術，因為對軍事影響太大，於是說道：“李諭先生，作為企業，您一個人能夠說了算。”

  李諭說：“以前的確可以，不過很遺憾的是，我剛好在美國紐約交易所上了市，現在每一項重大決策都需要董事會投票通過。”

  “上市？紐約交易所？”岩崎有些愣住。

  “而且，背後大股東還有摩根先生。”李諭懶洋洋說。

  “摩……摩根！”岩崎是搞商業的，當然聽過紐交所以及摩根的大名。

  李諭攤攤手：“所以嘍，上市以後重大決策不是我一個人可以隨便拍板。”

  日本此時同樣有了東京和名古屋的股票交易所，岩崎小彌太多少有所了解。但日本早年由於制度的影響，股票市場並不活躍。

  李諭隱藏了掌握絕對投票權的事，岩崎小彌太並不知情。

  況且就算是有絕對投票權，該走的流程仍舊要走。

  有賀長雄並不太懂股市，看向岩崎小彌太：“岩崎先生，怎麽說？”

  岩崎小彌太咬咬牙，道：“只能等了！”然後對李諭說：“李諭先生，還望您盡快提高產量，供應帝國市場。”

  李諭心中再次暗罵，去你妹的“帝國”。

  有賀長雄卻不死心：“李諭先生，按照達爾文主義，這是一場優勝劣汰，事關我們東方人與白種人的殊死較量，您必須要快速通融一下！”

  李諭卻說：“達爾文主義？這是哪門子達爾文主義？”

  有賀長雄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不就是當今世界的法則？”

  李諭冷笑：“這可不是達爾文先生的原意，他老人家從來沒有把這套進化思想用在過社會甚至國家層面。”

  有賀長雄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者。

  但後世大家都明白，這完全是生搬硬套，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學都可以隨意照搬到社會科學上。

  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一種很扯的學說，但受到了此時很多人追捧。

  實際上，國內知道“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也要早於真正的進化論。

  當初嚴複翻譯的《天演論》，本身是對托馬斯·赫胥黎所著《進化論與倫理學》的節選翻譯。

  但相對於忠實原著，嚴複還吸取了很多赫伯特·斯賓塞的觀點並加以自己的理解，從而強調中華民族作為一整個群體的意志作為生存的必要條件。

  在這裡必須要說明一下：
  托馬斯·赫胥黎是達爾文的正統追隨者，並且是唯物主義科學支持者。

  而赫伯特·斯賓塞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支持者，就比較荒謬了。

  社會科學之所以稱為“科學”，是有嚴謹的研究過程的。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真心屬於過分解讀。

  而且是非常危險的一種解讀。

  比如後來小胡子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就是拿著這套學說，認為猶太人是劣等民族，應該“淘汰”。

  達爾文本人同樣非常駁斥這種觀點，因為提倡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沒有認真讀過達爾文的進化論。

  有賀長雄強辯道：“從歷史的角度，世界自古至今就是如此，難道有錯？”

  李諭說：“歷史沒有錯，但人卻從未停止犯錯。請問先生，您知道什麽叫做進化，什麽叫做自然選擇嗎？”

  有賀長雄說：“還是那句話，優勝劣汰。”

  李諭說：“這麽說，你的理解就太膚淺了。達爾文先生所描述的進化，充滿了偶然性，強調在自然環境中因為偶然的變化而在同物種中取得繁衍優勢，而非依靠主觀適應環境產生改變。你連前後的因果關系都沒搞明白，就不要牽扯出達爾文先生了！”

  這些人估計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名字才使用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非“社會進化論”。

  畢竟達爾文的大名更有吸引力。

  這套學說的危害很大，人類社會，說競爭就說競爭，沒有毛病，但不能往達爾文的進化論上靠。

  但是學明白達爾文的進化論並不容易，簡簡單單套用到“社會達爾文主義”卻很簡單，因為只需要使用那句“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就足夠。

  甚至達爾文的表弟，就提出來所謂“優生學”：優勝劣汰嘛，弱勢的人群可以活，那就別生孩子了。政府搞什麽慈善救濟，這不是讓本來就不該活在世上的人有機會活嗎？這不是違反了大自然優勝劣汰的天理嗎？

  這套理論猛一聽起來好像沒什麽問題，但是發展到極端，就是小胡子搞“劣等人群”滅絕的慘案。

  此前提到過薄世寧先生那句“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濫情的；沒有人文的科學，是傲慢的。”

  而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則一不是人文、二不是科學，卻同時傲慢、濫情，並且煽動、無知。

  有賀長雄沒有太明白李諭說的話，但還是堅持說：“不管如何，歷史已經證明了只有‘適者’可以生存。國家同樣如此，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生存的，都要遵循優勝劣汰的法則。”

  瑪德，這家夥越來越扯，馬上就提到了比此後“共榮圈”更加胡扯的“國家達爾文主義”。

  但日本還真就迷信這兩個理論，所以才做出那麽多慘無人道的事情。

  李諭冷笑道：“有賀先生，我要糾正一下，你所說的不是‘適者生存’，而是‘勝者生存’。二者相去甚遠，不要偷換概念。”

  如果他拿出老本行法律來和李諭辯論，李諭壓根說不過他；但提到科學，他連給李諭提鞋都不配。

  有賀長雄的確講不出來什麽，頓了頓強行說：“您懂自然科學，卻不見得懂社會科學，本人無法讚同。”

  李諭說：“既然說不通，那就告辭。”

  壓根不願意再拆穿他話中巨大漏洞，畢竟所謂“社會達爾文”，不就是強行與自然科學掛鉤嘛。

  岩崎小彌太有些尷尬，臨走時說：“李諭先生，還望您深刻考慮，畢竟中日兩國是同種同教，同文同俗的鄰居，共同對抗沙俄，理應團結起來。”

  李諭不願意回他這句更更更扯淡的話，只是說：“公司有公司的規矩，否則閣下還是去找紐約交易所當面說吧。”

  岩崎小彌太見說不動李諭，隻得悻悻離開。

  一旁的梁啟超感覺看了一出好戲：“疏才兄弟，難怪你能駁倒辜鴻銘與孔令貽，真有兩下子。但是我想，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似乎並沒有什麽不妥。”

  今後開始激進地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口號用來反對滿清統治並呼籲革命的不是別人，正是梁啟超。

  李諭說：“如果當作一種手段可以用一下，但這是把雙刃劍，達到目的後要盡快摒棄，因為它不是一把好劍。”

  在這方面，中山先生就做得很好，與時俱進，很多早期提出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成功後迅速做了改進。

  比如“驅除韃虜”，比如“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民國建立後，全都拋棄。

  因為那時候曾經的滿清也成了民國一部分，皇帝都成了民國公民，再用“驅除韃虜”的口號顯然不合適。

  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多的是當作一種民族自覺以及革命的理論，大清沒了，自然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梁啟超是聰明人，聽出了李諭話中意思：“疏才兄弟，雖然僅僅隻言片語，但你對時局的理解卻堪稱透徹，莫非是在船上受到了中山先生影響？”

  他此前看到了李諭與中山一起下船。

  李諭笑道：“不過一點個人愚見。”

  梁啟超又說：“我還是要多提醒你一句，疏才兄弟，你千萬要記得‘懷璧其罪’。如今日本國傾全國之力與俄國開戰，你又握有重要技術，難免不會被某些人所惦記。”

  李諭拱手道：“多謝卓如兄提醒。”

  他此前在美國上市，就是有了這方面考慮。

  算是一招借力打力，讓美國人下水，日本人才會對自己有所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