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咱們青年黨打頭陣，風險其實是很大的。”左舜生歎息道，“弄不好可是會血流成河的。”

  “衝突肯定是會有的，但血流成河應該是不至於，現在已經不是前清那會兒了，袁世凱尚且不敢如此，更何況他段祺瑞了。”曾琦說道，“他如果敢這麽乾，就更應該盡早把他下去，免得為禍天下。”

  “是啊就象今日之蘇俄，如果當年列寧被沙皇政府逮捕殺死，這蘇俄便也不會伏屍百萬，流血千裡了。今日之俄民，當不會想到，他們在所謂**成功之後，還會有這樣的一天。”有人感歎起來。

  “所幸咱們中華現在還沒有淪落到那一部。”

  當會議最終結束，具體行動方案也基本確定之後，已經是深夜了。

  看著陰沉沉不見一點星光的夜空，曾琦的心頭也禁不住沉甸甸的。

  1920年6月4日，清晨，北京，居仁堂，中華民國大總統府。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還我東北還我主權”

  “打倒親日賣國賊”

  聽著外遠處傳來的陣陣示威學生們發出的吼叫聲，黎元洪有些奈地看著副總統馮國璋、國務卿徐世昌和財政部總長梁士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段芝泉這一次借日本人的錢花，果然借出麻煩來了。”徐世昌歎息道。

  對於段祺瑞從日本人那裡借款的事，黎元洪徐世昌等人雖然知道得不甚詳細，但卻也不是一所聞。

  自從日本寺內正毅內閣上台後，寺內正毅的私人特使西原龜三來華，在中國政府高層頻繁活動，特別是在西原龜三主持的日元借款大筆地湧進中國政府之後，中國和日本的關系是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這種所謂的改善，是當時的北京政府，或者說是當政的段祺瑞和他周圍的人跟日本政府之間的事，其他的人則不這麽看。

  說是中日關系改善，但日本依舊佔著旅大和中國的東北地區，而日本對中國主權的蠶食，並沒有停止的意思，在一般中國人的眼裡，日本和中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也沒有廢除。所謂中日親善能看得見的成績，也就是這西原借款。

  但是，對於滾滾而來的西原借款，一些知情的人都不約而同的發出了疑問：為什麽日本人會這樣大方地借錢給中國人？按照從前的借款的慣例，但凡這錢進來，就有交換的權益出去。所以，從一開始，借款的消息在中國政府內部走漏之後（以這時的中國政府，絕對保密的事情是根本做不出來的），人們就開始懷疑段祺瑞政府是不是跟日本之間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交易。這種懷疑，報界有，知識界有，在華的英美人士以及中國的親英美的人士有，至於那些跟段祺瑞靠得並不近的軍閥政客就更不用說了。

  而當報紙上最終披露了段祺瑞的西原借款內幕之後，民間的猜疑和焦慮，一下子演變成了失望和憤怒，並如同火山爆發一樣的噴湧了出來。

  報紙上披露的關於西原借款的內容中，最為要命的是，著重點明了日本人大方地大筆借錢給段祺瑞政府，主要的目的是用來支持段祺瑞成立私人武裝打內戰

  “日本人的錢，是那麽好花的麽？芝泉糊塗啊糊塗”一身軍裝的馮國璋用拳頭用力捶著大腿，痛惜地說道。

  聽了馮國璋的話，屋子裡的中國軍政要員們全都憂聲歎息起來。

  此時的徐世昌，聽著外面的陣陣吼聲，目光又不由自主的落到了桌子上的報紙上。

  報紙上那一行行觸目驚心的文字，一刻不刺痛著徐世昌的神經：

  “事實上，如果沒有西原借款，段祺瑞即使有心武力統一，也難以調遣一兵一卒，因為困窘的北京政府，除了京張、京漢等幾條鐵路的收入和北京城的一點稅收之外，只能靠支付歷年賠款剩余的關余和鹽余（支付賠款外的剩余鹽稅）活著，寅吃卯糧，動輒就濫發公債，維持局面，發到最後一點信譽都沒有了，發了公債也沒人買。顯然，這樣的中央政府，是沒有力量調動軍隊的。而有了西原借款，一切便都不同了。”

  “雖然說，在西原的參與策劃下，日本寺內政府及原敬政府的對華策略，從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強橫，呈現出懷柔的一面，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大隈內閣想要拿到的東西，或者說，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這個過程，顯得動作柔和一些，不太象明火執仗的硬搶。這種柔和的‘拿’，被掩飾在大筆的日元後面，讓當權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

  “尤其讓我等中國人感到痛心的，是日本人竟然借此借款的機會，插手我們中國的軍械製造和軍隊事務當中這本是‘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那時候，日本用武力沒有讓袁世凱政府接受的東西，現在憑借著大把大把的日元，也都偷偷摸摸的實現了聽說準備編練的中央軍，軍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清一色使用日本的教練。我們不難看出，這中央軍的編練，其實就是日本軍隊的翻版不僅經費來自日本，軍隊的編制是日式的，教官是日本派來的，武器裝備也全部采用日本的，連拖炮用的馬，都從日本進口從晚清到民國，國人軍事現代化，初學普魯士，後學日本，本不奇怪。那時中國的很多軍校、講武堂，甚至連校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學校，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按道理學的只是如何做士官，兵頭班長，結果回國之後，都當了將軍。但是，象中央軍這樣，武器裝備、軍隊編制加上馬匹軍裝，從頭到腳由日本方面主動包攬下來的軍隊，還是第一次。大方地出錢出人出力的日本人，還特意強調，新編練的中央軍，‘須有國家性質，將來可備中央自由調遣為斷’。這意思就是說，中央軍以後就是北洋的中央軍。而現在，北洋即皖系，至少皖系自己是這樣認為的。因此，所謂中央的軍隊，就是皖系的嫡系軍隊，也就是他段祺瑞的私軍。聽聞中央軍的一個旅長在隊列講話裡竟然這樣說：‘軍隊就好比是狗，主人讓我們咬誰我們就去咬誰。’從這話便不難看出，這中央軍的主人不是國家，更不是人民，理所當然，就是段祺瑞”

  梁士詒憂心忡忡地放下了報紙，說道：“芝泉到底是怎麽想的？他現在應該出來給個說法啊？要不然，咱們這政府怕是沒法子再做下去了。”

  “咱們還是派人去邊防督辦府問一下他的意見”聽了梁士詒的話，黎元洪如釋重負般的出了一口長氣，叫過一名總統府官員吩咐了幾句，官員領命而去。

  而此時的黎元洪和徐世晶馮國璋等人並不知道，段祺瑞已經在給學生們“說法”了。

  差不多就在同一時刻，邊防督辦府外面也是人頭攢動，上千名學生和北京市民將整個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個高校的學生們，高舉著手裡的標語牌，聚攏在邊防督辦府的門前，而邊防督辦府的大門緊閉，外面大約有一百多名持著槍的軍人們組成了人牆，阻住了學生們的前進道路，學生們雖然一直在高呼著口號，但卻並沒有向前衝擊，而是顯得很是理性，而他們面前的軍人們，也都將槍上的刺刀取了下來，插入到了腰間的刀鞘之中。事實上，剛才在督辦府衛隊長的命令下，他們已經將步槍內的子退了出來。

  “我們今日來此，並非是專和段督辦為難，只是我們心中有疑惑不明，想請段督辦出來，當面給我們一個說法。”為首的一名學生領袖對面前的一位軍官說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命運，我等雖為一介草民，但蟲兒雖小，亦知亡國之恥希望段督辦能給我們大家一個明白的交待”

  “兄弟知道，諸位一片愛國赤誠，兄弟已經派人進去通報了，段督辦一會兒就能出來給大夥兒一個說法。”面前的軍官奈的說道，聲音裡似乎有一絲哀求之意，“請諸位稍安勿躁，別讓弟兄們為難，弟兄們混口飯吃也不容易啊”

  此時，如果有後世的糞情站在這裡，看到這樣的一幕，一定會吃驚得目瞪口呆。

  對糞糞五毛們來說，他們所了解的這個時期的歷史，大都是學生舉行愛國遊行示威的時候，軍閥當局出動軍警殘酷鎮壓，愛國學生喋血街頭的故事。而現實的情況，卻和他們想象的正好相反

  如果說以前他們理解的學生是老鼠，軍警是貓的話，而事實上，卻是學生是貓，軍警是老鼠

  糞青五毛們當然不會了解，自晚清以來，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甲午戰爭的催化，已經成為中國上流社會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落實到了政體上，往往被解讀為民主共和優於君主立憲，君主立憲優於君主專製。從專製到共和，彼此是沿著進化的路徑進行的。袁世凱的弘憲帝國的覆亡，更是進一步強化了中國上流社會進化論的信念。使得即使是擁有武力的軍閥武夫們，也不敢對這個被西方證明具有強大魔力的政體有所輕視。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時論是地方還是中央，當家的武人對民主政府抱有很大的迷信，因此，他們寧可忍受體制對他們的束縛，也不會對體制采取大動作的背離行動。另外，加上中國社會的傳統，學生鬧事，往往高調的佔據了道德製高點，具有相當大的“天然合理性”，即便他們是理取鬧，社會對他們也有相當的包容性。在清代帝政時代，每屆科考，應試的舉子鬧事，只要鬧得不太過火，最後幾乎都會被優容。在士子和丘八之間，不僅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懸殊差距，而且有聲望方面的天壤之別。士兵天然地就對讀書人有敬畏之感，在晚清的時節，士兵們就不大敢進學堂生事，哪怕這個學堂裡有**黨需要搜查。到了民國之後，這種軍警怕學生的狀況，並沒有消除。即使有上峰的命令，軍警在學生面前依然縮手縮腳，怕三怕四。有的軍警甚至當面稱學生們為丘九，說我們是丘八，你們比我們大一輩

  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現眼前的這一幕，也就不足為奇了。

  聽了軍官近乎於諂媚和哀求的話，學生領袖們也不好發作，他們只是在那裡和同學們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著口號，一些學生上前將一些傳單發給了軍人們，而當他們發現這些軍人們好些人竟然不識字之後，乾脆給他們講解了起來

  大約又過了半個小時左右，邊防督辦府的門開了，一身便裝軍服光著腦袋的段祺瑞，在衛隊們的簇擁下，出現在了學生們的面前。

  此時的段祺瑞，面色顯得有些灰暗憔悴，但身子挺得筆直，步伐穩健，一舉一動不怒而威，看到段祺瑞出現，本來高呼口號的學生們一下子便得安靜了下來。

  為首的幾名學生代表看到段祺瑞出現，先是愣了一下，他們飛快地交換了一下眼色，然後一名學生代表張傳琦便大步來到了段祺瑞的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後雙手向前，將一份請願書遞給了段祺瑞。

  段祺瑞點頭答禮，然後平靜地接過了請願書，打開後認真地看了起來。

  看到段祺瑞在那裡看起了請願書，學生代表們也並不著急，就站在那裡，等他看完。

  很快，段祺瑞便看完了請願書，此時他的面色變得更加灰暗，顯然是在強壓住心頭的怒氣，才沒有發作。

  “請段督辦解釋一下，關於這日元借款，到底有其事？如果有，目的是什麽，背後是否象坊間傳言那樣，有權益的交易？”

  “這借款當然是有的。”段祺瑞點了點頭，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盡管段祺瑞的聲音不大，但聽了段祺瑞的回答，學生領袖們的臉色卻全都一變。

  象是知道學生們會如此反應，段祺瑞深吸了一口氣，給出了他的解釋。

  “自共和重建已來，國家財政窘迫，為使政府能夠正常運作，才不得已向外借款，之所以向日本民間借款，是因為條件優厚的關系。”段祺瑞說道，“客觀地說，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國跟西方各國——當然也包括日本——的那種高利貸式的所謂借款，條件不可謂不優厚，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後大借款相比，此筆借款高達數億日元，數目當然不算小了，但前者的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而此次日元借款的抵押物，則是電線、森林等不涉及主權領土的東西，西原之借款利息低，回扣，切實抵押，誠借款條件之最優者。”

  聽了段祺瑞的解釋，學生領袖們面面面相覷，沒有說話，而是靜靜地等著他的下文。

  而差不多是同一時刻，在趙家樓，交通部總長曹汝霖也在向在座的陸宗輿和章宗祥，解釋著西原借款的詳情。

  “事實上，借款的抵押，連中央政府的國庫券都算上了，實在是濫可濫。不過，嚴格地說，跟此前的外國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實並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時規定，借款的款項可以放在日本銀行，由銀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來一去，實際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錢孔急，根本沒有存放的可能，所以這項優惠，實際上等於沒有。相比較起來，此前的借款，雖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時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較低的，比如甲午戰後，清政府跟四國銀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區別，就是這樣的借款都有巨額的回扣，借款實付打折，四國銀行貸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點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後一年，當時郵傳部跟日本銀行的1000萬日元的借款，雖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還要加付10‰的傭金。所以，所謂西原借款的優惠，主要體現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沒有切實抵押上。當時中國的外債，確實擔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從純粹的經濟帳上看，日本的借款是虧了。但不管結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辦者們，即使賣國也絕對沒有人想賣日本的，他們大方的借款，背後還是有所圖的。實際上他們算的是獲利更大的政治帳，只是由於現在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寺內、勝田和西原他們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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