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伯年初辭去江寧府尹之位，但告老之奏折給封還。雖說張玉伯在辭去江寧府尹之位後稱病不朝，但一直兼著都察院左僉都禦史的頭銜。

  張玉伯與林縛的關系，亦是友故、亦是政仇；他任江寧府尹之初，為當時畸高的糧價，就拿當時與淮東一系關系密切的顧天橋下手，也是廟堂之上、曾公開抵製林縛把持朝政大權的高官。

  公府治政後，林縛使張玉伯從江寧府尹位上去職，實際是削去他的實權，但封還了張玉伯告老的請折——在時人看來，更多的是林縛做了婊、子，還想立牌坊，要將張玉伯架在廟堂裡做擺飾，以示其容人之量。

  到濟州都督府正式設立之時，除軍政官員外，自然也要另外派遣監察官員，林縛直接就指名要都察院派張玉伯來濟州做按察史。

  濟州都督府受中樞直轄，在級別上與諸郡司相當，故而都督府等同於宣撫使司，按察使司、審刑司、兵備司、市稅司等衙署，也一並照郡司設立。

  濟州都督府的軍政級別雖高，但在年後才知道中樞在海外竟然還有這麽一塊飛地的世人眼裡，濟州與廣南郡所轄的雷州、瓊州等瘴疣橫生的偏遠落後地區有什麽區別？

  雷州、瓊州歷來都是貶謫官員之所，而張玉伯以往身居江寧府尹之高位，給逐出中樞，放任地方，哪怕是杭揚等地，都是貶謫，更何況是遠在萬裡之外的海外飛土、瘴癘之地？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林縛這回終於對張玉伯下狠手、放逐海外。

  張玉伯、趙舒翰等人，即使對淮東有著比旁人更深的了解，但也有限；在他們的印象裡，濟州也頂多是時常有海船駐泊的荒涼小港而以，也許比蠻荒之地熱鬧一些，但絕想象不出濟州的繁華來。

  張玉伯，在任命下達之初，也是認為林縛這次是下定的決心將礙眼的他踢得遠遠的，甚至給林縛寫了一封言辭肯切的書函，希望能使家人留居江寧，他孤身去濟州赴任。

  他已做好客死異鄉的心理準備。

  林縛看過張玉伯的信函，又氣又惱的派人將信丟了回來，告訴他，便算是充軍流放，依律其妻子也需同行伺候。

  與張玉伯一起給踢到濟州、攜妻兒赴任的，還有藩季良、陳臾等人。

  藩季良與陳明轍為故舊，曾為前相陳西言的幕僚；江寧戰事之後，與陳恩澤出任江寧府左右司寇。

  陳臾則為陳西言次子，與林縛同科中舉，但次年未能錄進士，之後科考就停廢了。江寧戰事之後，陳臾因蔭襲中大夫、在戶部擔任員外郎，這次一並叫林縛直接點名到濟州任事。

  藩季良任按察副史，兼領審刑司，陳臾任市稅司監事，都是一些掌握不到濟州軍政大權的閑散官職。

  趙舒翰倒是主動請求到濟州赴任的；不是說他向往濟州，而是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給踢到濟州之後，他孤身留在江寧，連個飲茶喝酒的友人都尋不見，自覺也受林縛討厭，還不如自我放逐、同來濟州同甘共苦。

  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包括趙舒翰在內，在傳統上屬於帝黨一系，立意維護元越帝室之統治，淮東奪權謀立之心日益彰顯，他們與淮東的隔閡就日益加深。

  江寧戰事期間，永興帝棄都而逃，他們這一乾人等皆有氣節，留下來助陳西言孤守江寧；在那之後，他們對永興帝絕望之余，也與程余謙、余心源、張晏等帝黨人物分道揚鑣。

  江寧戰事後，林縛初得江寧，還談不上完全掌握大局，所以也要用他們來平衡淮東與帝黨舊系人物之間的關系，但他們在江寧實際上存在一個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尷尬地位。

  荊襄大捷，以及左承幕、胡學穆、嶽冷秋等一乾大佬，或明或暗的倒向淮東，使得淮東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佔據絕對的主動，林縛不需要再看帝黨一系的臉色。

  賜九錫、開府立官製，揭開公府治政的序幕——林縛也不再需要張玉伯、藩季良、陳臾等人留在中樞去平衡國公府與帝黨之間的關系。

  張玉伯、趙舒翰、藩季良、陳臾等人攜家小於五月上旬在給放逐、離開江寧之時，心思多少悲壯慷慨，也與江寧的友人飲過訣別酒，從江寧直接登船，飄洋過海，來到濟州——當繁榮之景不下江寧的濟州城，代替他們所想象的蠻荒、瘴鬁之地，呈現在他們眼前時，差點刺瞎了他們的眼睛。

  這時候展開在他們眼前的，不是一組組枯燥的數據，而活生生的、可以觸摸得到、與數據相對應的撲面而來的繁華。

  每年，約有一萬擔生絲、二十萬簍茶、兩百萬石米糧、數百萬斤鐵、數百萬斤鹽、近兩百萬筐煤、上百萬斤銅、數十萬匹新布、數萬匹湖綢、數十船瓷器、數十船蔗糖、上萬匹騾馬、十數萬張皮料以及桐油、獸鬃等大宗貨物，經濟州港中轉或直接在濟州城進行貿易。

  濟州是核心中轉港，將高麗、扶桑、夷州以及中原的崇州、明州、江寧、海州、泉州、晉安等地聯系起來。不僅從高麗、扶桑輸入中原及中原輸往高麗、扶桑的貨物，要從濟州中轉，高麗與扶桑之間的貨物貿易，也需要經濟州中轉、叫濟州從中分潤。

  所有經海東商路的會社商幫，皆需要在濟州入冊備案、並設會館以為聯絡……

  便是這些，在短短十年間，造就了濟州異樣的繁華。

  充足的市稅來源，為濟州城建設提供充足的銀款，而完全嶄新之地的建設，使濟州城能夠脫離窠臼、不拘泥於傳統，更是使諸多新匠術以及從海外搜羅來的新材料，在濟州城的建設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完善的市政規劃及整飭的道路建設；因為最初租借用地的緊張，使得濟州城裡的官民舍，打破傳統的平鋪院落形製，一律采用二到三層、樓院相挨的緊湊格局；此外都督府、淮東錢莊、黑水洋船社、公學、醫館、商社會館等官民機構建築在城中建得額外雄偉壯觀——外牆面統一抹上白灰混漿料，使得整座城池在青山之下，仿佛微波粼粼的灰白色之湖。

  整個濟州港口岸線長達十數裡，甚至比崇州港還要壯觀，可以同時駐泊三四百艘大型海商船；入夏之後，也差不多有近三百艘大型海船駐泊濟州等候風暴季過去。

  城內主要長街，皆鑄鐵立柱，頂置琉璃大燈，以為街火；由於港口駐泊著飄洋過海來的商船，來帶大量的商旅，使得濟州客棧、茶肆、酒莊、勾欄、舞榭之繁華，甚至不下戰後之江寧。

  當然，除了海商、流戶之外，也是科考久廢，受生活所迫而來濟州討生計的浙閩文士，受商賈雇傭來濟州從事算籌等事。他們飄洋過海來討生活，即使舊時讀的是儒書，此時也大多不尊儒學，務實成為首要遵從的標準，故而使得雜學在濟州的發展，尤其的活躍。

  濟州都督府也是第一個廢除仆役舊製、全面實施雇傭新製、行商社入籍備案製的地方；其他在中原受到傳統所抵製的新政、新製，在濟州倒是輕易就推行下來，所受阻力也少。

  當然，為確保濟州島在海東商路之上的核心地位，兵額高達一萬五千人的海東行營軍主力也常年駐扎於濟州城的北面軍壘之中。

  也恰恰是控制著這麽一處地方，確保淮東能直接從海東商路裡每年抽取近四百萬銀元的軍資，使得林、宋、陳、周、孫等圍繞在崇公國府外圍的勢力，每年能從海東商路裡抽取近千萬銀元的厚利……

  登上濟州島的那一刻，張玉伯、趙舒翰等人恍然明白過來，林縛將他們踢來濟州，不是要將他們放逐到蠻荒之地來、懲罰他們對淮東不馴服，而是要拿活生生的事實教訓他們，要叫他們開眼看世界：在即將成立、欣欣向榮的新帝國面前，元越是那麽糜爛、暮氣沉沉、孱弱無能、不堪挽救……

  張玉伯、趙舒翰等人，就比宋石憲、羅文虎他們渡海東來早半個月。

  這半個月的時間，只能使他們先在濟州城安頓下來，還沒有時間去福江、松浦。張玉伯作為按察使，實權很少，但級別與濟州都督同等，有專門官邸。

  趙舒翰、藩季良、陳臾等人皆攜妻小，住宿都督府給派遣將官住宿的驛舍，實際也是獨棟相挨的磚樓，只是等級不如都督及按察使官邸顯得那麽森嚴罷了。

  生活倒沒有不適，濟州雖小，但在衛生、交通等各方面，比江寧城規范得多、整潔得多；與濟州城相比，還沒有從戰事裡完全恢復過來的江寧城，倒更像是個窮鄉僻壤。

  張玉伯、趙舒翰、藩季良、陳臾他們一路哭哭啼啼、尋死覓活給趕來濟州的家小，也很快就適應了濟州生活。陳恩澤、周廣東暫時不在濟州，馬一功、周貴堂等濟州軍政商核心人物，能明白林縛的心思，不但不會刁難張玉伯他們，還是盡量讓他們融入濟州軍政體系裡來。

  這半個月的時間流光抹影一般晃過，張玉伯、趙舒翰還沒有從最初的衝擊中回過神來，宋石憲、羅文虎隨陳恩澤來到濟州，則帶來兩個驚人的消息：其一是林縛決意派兵參與高麗國內戰，開辟對燕胡的第二戰；其二就是宋石憲領隊來濟州觀察日蝕，根本目的就是實測日蝕時差，推翻“天圓地方”之舊說，確立日心新說。

  第二個消息，尤其的驚人。

  雖然後期為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但林縛興雜學，趙舒翰長年累月在江寧草堂著書講授雜學匠術，是立了大功勞的；趙舒翰也絕對是能與宋石憲、薑嶽、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師級人物。

  趙舒翰早年在整理歷法資料時，就注意到同次日蝕在不同地方記錄有時差的問題，但“天圓地方”的聖人之說太深根蒂固，叫趙舒翰不敢細想下來。

  實際上，早年測星術也是因為與“天圓地方”的聖人之說相違，才給為聖人立言的儒學正統斥為異端邪說而遭禁止。只是測星術在航海上，比羅盤還有著更廣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間偷偷的傳下來——

  淮東能縱橫東海之上，還得益於測星術的推廣。要沒有這個後世給稱為等緯航法的技術手段，淮東就沒有辦法實行崇州與濟州島之間的直航。

  趙舒翰畢竟跟傳統的腐儒有著天壤之別，淮東測星術的完善，還有他的功勞在內，對“日蝕時差”現象會推演出“日心說”，差不多在宴席之間與宋石憲簡單的交流之間，就徹底點透。

  其實除了日蝕時差之外；近千年以來，在天文歷法上有極深造詣的大家，對星相的實際觀察，實際上有很多是跟“天圓地方、日月星辰繞地而行”的聖人之言相違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說”來解釋。

  這些觀察記錄，沒能列入儒學主流，而是在文人筆記裡陸陸續續的記載下來。

  趙舒翰花十年之功，編寫《匠典》，差不多將半輩子讀過的雜學書冊，都系統的梳理過一遍，幾乎是當世讀書最多之人，對種種異端邪都認真細致的推敲過。可以說主流儒家所傳的聖人之說，早就在他的心裡支離破碎了。只是限於傳統的勢力額外龐大，趙舒翰不敢去追根問底，也沒有能力發出衝擊力極強的異端聲音。

  這次的測日，是林縛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學舊說。

  有掌握天下軍政、背後又有四十萬精銳兵馬支撐的林縛的支持，儒學舊說的傳統勢力影響再深、再龐大，至少在明面上，趙舒翰他們討論顛覆性的新說，也不用擔心會受到公開的迫害。

  趙舒翰與宋石憲都是雜學上的大宗師，以往囿於政見，絕少交流，這時能有機會在濟州同席而宴，談起來二人都擅長的天文星歷來，自然是趣味想投。

  不知不覺之間，兩人是越談越深，很快就將陳恩澤、馬一功、張玉伯一乾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會。

  陳恩澤、張玉伯還好，畢竟對天文歷法有所涉及，能勉強聽得懂宋石憲與趙舒翰所談內容，馬一功及藩聞叔、羅文虎等將領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員，則聽得如墜雲霧之中。

  只不過，宋石憲是林縛親點列為崇學館大學士的人物。

  崇學館大學士只是一個名譽頭銜，要說有什麽特別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縛也自領崇學館大學士，就是要將崇學館大學士的名譽，抬到叫別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強化雜學在世俗中的地位。

  宋石憲雖說實權遠不及都指揮使、都督一級的軍政將臣們，但馬一功、陳恩澤等人，還真就不能對宋石憲馬虎了，即使聽得再枯燥，還得耐著性子坐著。

  要是給扣一個不尊重雜學大宗師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給調到哪個旮旯去牧馬了。

  倒是張玉伯放得開，與趙舒翰、宋石憲笑道：“你們談得入迷，這酒便冷了……”

  宋石憲在江寧，有一些能與他對話的準宗師級人物，這次帶了一大群人來海東觀察日蝕，但這些匠師學識都及不上他，也沒能找到一個能傾心交談的人，逮到趙舒翰也是算是難得談一個痛快。

  聽著張玉伯鬧意見，宋石憲說道：“你們喝酒，不用理會我們，”想著旁人也聽不懂他與趙舒翰所談的天文歷法，拉趙舒翰起來，說道，“走，我們另找地方談去，莫影響他們吃酒……”便將一乾人等丟下不理。

  馬一功等人對宋石憲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偏偏林縛將他視作寶。當然，宋石憲的不通人情在淮東內部也是出了名的，眾人自然不予理會，將宴席很快進行下去。

  張玉伯、藩季良、陳臾三人宴後都尋不見趙舒翰，便先回住處去。

  在馬車上，藩季良壓不住心間的疑惑，問張玉伯：“崇國公這次聲勢浩大的觀測日蝕，意在推翻‘天圓地方、日月星辰繞地而行’之說，以立新學，但隨之也將從根本之上動搖‘承天命’之說——崇國公意欲何為啊？”

  藩季良在席間沒有吭聲，旁人隻當他聽不明白宋石憲與趙舒翰的談話，但藩季良能給前相陳西言依重、禮聘為幕僚，又豈是平庸之輩？

  林縛當下所做的許多事情，就是為廢元自立做準備，但既然林縛要登基為帝、開創新帝國，怎麽會去動搖天命之說的根本？

  為聖人立言的儒學能徹底成為主流，實際就是融合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以“承天命”為核心，為帝權天命所授創造出一整套的理論基礎。便是朝國更替、確立國號，也是要依從“五行之德、彼此相克”的理論，這自然也是“帝王之術”的根本。

  藩季良、張玉伯這等人物，自然不會相信“承天命”的說法，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輩，更是懷著“帝王將相、焉有種乎”的叛逆思想，但要帝權鞏固，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羅大眾信服的理論。

  儒家後奉四書五經為根本經典，但實際將四書五經裡與天命之說相違的一些內容，徹底刪改。而雜學匠術不得興起，其根本也就在此。雜學匠術興起之後，必然會對傳統的“帝權天授、承天命”之說造成顛覆性的衝擊，先人早就把這一點看得清清楚楚。

  林縛因為實際的需要，立匠術興雜學，可以理解，但他此時已經功成名就，就將要另立新朝、繼承大統，他不去加強“承天命”這個理論基礎，反而要去推翻這個理論基礎，實在叫藩季良、張玉伯這等人物費心理量……

  當然，林縛即使不需要“承天命”附會之說來鞏固他的權柄，也已經將天下軍政大權掌握手裡，但他以後要傳位於子、子傳於孫，沒有這一套理論，怎麽成？